谢宏达的《静‧水‧禅‧心》(四)
一、风景画的更迭演译
在西洋的艺术史上以风景画作为独立的绘画题材时间并不很早。但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和建筑的古迹,都出现过以风景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图画,可见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将之记录下来。
由于欧洲早期人们的生活、思想、行为都受到宗教深远的影响,不论皇宫贵族、平民百姓的生活言行,乃至于画家的作画内容大多以宣扬教义、传颂圣经故事以及绘制圣像画为主,因此中世纪时期的圣像画背景多是铺上一层金色,没有背景空间的概念,直到十四世纪的乔托开始注意人物与背景的关系,画家们才慢慢学习处理画面空间,将人物后的背景画上天空、平原和几棵树木,或者呈现一点透视的回廊,“风景”在当时是画家营造画面空间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画家仅是将风景视为画面上的“背景”,绘画的主体还是以人物为主。
风景只是作为画面背景的命运,在十七世纪时开始有了转变。法国古典主义代表画家,也是美术史上风景画的宗师—洛翰(Claude Lorrain)与普桑(Nicola Poussin)成就了所谓“理想风景”的古典风景画,并且对于后继者泰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和柯洛(Camille Corot)有着深远的影响。
礼的风景(Landscape with the
Funeral of Phocion)
“理想风景”一词是十七世纪末艺评家罗杰‧杜比尔所创,并将之分为以普桑(Nicola Poussin)为代表的“英雄的风格”与以洛翰(Claude Lorrain)为代表的“牧歌的风格”。前者的作法是将风景画赋予知性的、教谕的严肃内容,配合着画面人物悲壮的故事与雄浑的性格,而表现出强烈的光影变化,人物肢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崇高、雄厚的类型。而后者则是开始观察自然,从大自然中搜罗美的形象,描绘晨曦落日和富于人间性的牧歌的自然景象,结合蕴含某种意义的废墟,作为牧羊人或神话人物的舞台。因此洛翰的风景画已不纯粹是人物的背景,甚至人物已被他用来作为点缀之用。此二者的风景则被Clark称之为“Ideal Landscape”以区别于荷兰风景画的风格。
(Sea Port at Sunset)
十七世纪荷兰风景画的蓬勃发展,使得风景画在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荷兰人在十六世纪下半到十七世纪初,历经与西班牙的战争,等到推翻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才争取到自由。革命的胜利促使经济和文化的欣欣向荣,荷兰画家们怀着民族自豪感,用写实手法在作品中表现一般人民生活和自然风景,摆脱了对宫廷贵族和教会的依赖,在风景画中,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已完全消失,风景画成了独立的绘画题材,画家们尽情的画着天空中的云朵、水上的船只或是远处的草原,也大量描绘风车、海滩、沙丘、森林等典型的荷兰风光,将他们对于自己故乡的美丽风光的骄傲和浓厚情感,在画面上淋漓尽致的展现。其中最具代表的画家是雅各布‧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和霍贝玛(Meindert Hobbema)。
Ruisdael)-风车
斯尼斯的小道(The Avenue at
Middelharnis)
谈到风景画一定要提及的就是巴比松画派,这是一个影响法国浪漫主义画派转向写实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画派,它形成的背景是因为当时的欧洲和巴黎饱受战乱的痛苦,由于生活不平静与物价指数过高,一群年轻的画家(代表人物有米勒、柯洛、卢梭、查克、迪亚兹、特罗雍、杜普雷与多比尼),无法负担巴黎高额的生活费,于是转往巴黎南方不远的巴比松村发展,那儿有朴拙自然的枫丹白露森林,更有着经济实惠的康尼(Canne)客栈,让他们的生活得以安顿,心情也获得解放,于是他们扬弃具有历史主题或宗教意味的风景画,只是如实的将他们所见到的自然风光描绘下来,无论是田间的牛群和羊只,或是一个清澈的小水池,点点滴滴的将乡村景致的优雅恬静跃然在画布上,将渴望追求平静、安定的都市人带往大自然,为他们对生活的压抑与不满找到出口,在大自然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同时也反映出在工业革命之后城乡差距拉大后,都市居民对于大自然的怀旧与向往。
镇(Ville d’Avray)
走笔至此,对照巴比松画派画家们当时的心情,与我目前所身处的环境是有些相似的,由于台湾经济的高度发展,网际网路虽然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但却也使得人与人间的关系渐行渐远,拥挤的都会、污浊的空气、频繁的交通、高昂的物价、污染的环境、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在在都使人生活于其中有着强烈的窒息感,因此我选择在台北县石碇人迹罕至的山区设一画室,进行我的创作。经常在清晨、黄昏穿梭于乡间小道或是山区林间,探访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而潺潺野溪也在此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不仅让我惊艳,更让我为之感动不已。
1834年由于管装油画颜料的发明,使得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可以走到户外去写生,就在他们以写实的眼光描绘风景,并用浪漫的心情表现自然中,无疑为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搭起了桥梁,同时也在与大自然直接的接触中,他们注意到光线的变化,这也对后来的印象画派有着莫大的影响。
印象派与巴比松画派同样着重对自然忠实的观察与描绘,但他们更重视表现大自然瞬息万变的时间感,主张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景物,这和巴比松画派会在写生之后将画作带回画室再做修改润饰截然不同,同时也追求在光色变化中表现画面的整体感和氛围的创作方法,展现色与光的微妙关系。
台湾的风景画来源其实与印象派间也有着间接的关联。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治期间,石川钦一郎是早期将风景写生介绍到台湾的画家,它所带来的是重新诠释后的印象派水彩画,在石川的风景画中,可见到他常常使用灰紫色处理阴影,这种处理方式和印象派的手法有类同之处。
很多台湾早期的画家,包括李石樵、廖继春、蓝荫鼎、李泽藩等,都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将台湾本土风景画带向一个蓬勃的气象。而当时由于环境使然,要画大自然风景对画家来说是很方便的事,不需要翻山越岭,只需用心观察身边的一景一物,绘画题材便唾手可得;而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生活周遭都是水泥丛林,想要找寻一处不受污染的自然景观,都需要煞费苦心。因此时代的不同,不仅使风景画的表现内容有所改变,也让当代风景画家的创作有着不一样的动机。“为什么要画风景画?”已经与前人歌颂平凡自然的生活、拥抱周遭的人文景观而有所不同。
风景画,以现代台北人的眼光看来,它已隐含着对都会生活的厌倦与无奈,想要为逃避拥挤的城市找寻一个出口,因此不同时代的人诠释“风景画”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任何长期流传的绘画类别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消失,而创作动机、表现形式和内容题材却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了新的意念与表现。
在创作《静‧水‧禅‧心》~金瓜寮溪水文之美时,我运用写实的技巧,以自然风光作为创作的主体,实是因现代社会,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社会境况使得人性被扭曲,在充斥着暴力、伤害、竞争的环境中,现代人仿佛更加渴望回归自然,当自然在人为无休止的开发中显得愈加苍白与悲凉的时候,人类才意识到真正能够拯救与洗净灵魂的,依然是自然,所有相关的绿色,所有流动的溪水,以及大自然中的石块,均变得可爱且充满灵性,山明水净才该是人类原始生存的状态,身为艺术创作者,我用着简单、朴实的方式传递对生命的感悟,希望观者也能感悟到这种自然精神,回归到人生原初的精神里面。依附自然,对大自然歌颂,留意自然里所有神奇的光线色泽变化,植物自然生长的规律,动物世界里的奇特的生存之道,在自然中得到共鸣与感动,进而在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