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3日訊】我們來探討一下知識分子，有人把「讀書人」和「知識分子」作為同義語，因而才有大、中、小之分。我認為讀書人中包括知識分子，而不是所有讀書人都自動成為知識分子。這裡並無高低之分，只有作用的不同。過去的「士」就是知識分子的統稱。今天廣義的「士」還是指讀過書的人，其中可分文史與科技等。然而其間還有一些人（只能也只應該是少數），除了本身業務之外，還關心國家的大事，關心社會和文化的走向。例如一條船上，主舵的是船長，有眾多的划船手，他們只顧使勁往前劃。其中有一小部分人，一邊劃，還一邊關心船的走向，所以難免就會多嘴多舌，因而往往不為船長所喜，認為他們多事。容許一些多嘴多舌的知識分子存在，船的安全係數，就會大一些。國家大事還是要有人來關心的。
在知識分子裡，我算是個「洋包子」，從小我在教會學校讀書，後來又到國外住過七年。可是我的底子是「土包子」，我是城市貧民出身，本來我連小學畢業都不大可能，因我母親在我九歲時就死了，我還沒出生我父親就死了，要讀書很不容易。但是我機遇不錯，半工半讀，織了五年地毯，送了兩年羊奶，後來又在教務處油印講義什麼的，高中差半年畢業還因搞學運被勒令退學，最後不知怎麼混到英國的最高學府劍橋。但是我自己有點自知之明，就是學無根底。像中文，我大白話可以寫，別的就不行，自然科學，加減乘除勉強，小數點我都不會算的。1933年我就開始給《大公報》寫文章，1935年大學一畢業就進《大公報》，當新聞記者，很自然地就關心時事。解放前，我在《大公報》分工是言論版，主要管是寫國際社評，所以我向來對時事非常關心。要是埋頭業務，不關心時事，一般說來比較保險，但是我惹了很大的亂子。大概你也瞭解，得罪過郭沫若，後來還當了右派。
解放之後，對於知識分子要做馴服工具，我當時聽了心裡就有一個問號，知識分子不應只埋頭自己的業務，他還應該四下張望，關心國際形勢、國內形勢，應該冷眼看一些東西，如果都成了馴服工具，我覺得對國家、民族前途未必有利。我當時就有這種看法，但我在解放初期非常謹慎。因為我40年代後期在英國，看到東歐解放後，那裡思想鬥爭多麼殘酷。1948年，我寫過一篇《擬J。馬薩裡克遺書》，是答覆郭沫若對我的批判。1949年到1953年，我負責一個叫《人民中國》的英文刊物，對外宣傳。對內我不發表意見，除了土改時寫了一本書《土地回老家》，那純粹是宣傳政策，不涉及到個人意見觀點。1956年鬆動起來時，我舊病復發。當時我又是《人民日報》文藝版顧問，發表文章很方便，頭天晚上寫了，第二天就可發。有的人平常什麼也沒寫過，或者一兩句話就成了右派。我這個右派是一點兒也不冤枉，寫了三篇文章嘛。我也是憋了幾年放出來了。帝王時代的禦史，大家都來給皇帝磕頭的時候，他能夠高瞻遠矚，看得多一些，有時提些不同的意見。如果知識分子不起這個作用，那他只是個讀書人，而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國家的良心、良知，這也是我1957年必然遭難的一個原因。在林彪上臺期間，大家都喊「萬萬歲」的年代，我是只伸胳臂不喊，只張嘴我不出聲，反正人家也不知道。當時我想，在大家都這樣的時候，總得有人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我敢說了。如果逐個把右派審查一下，在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大方針上，我想大多是沒有二心的，在總目標上，沒有什麼分歧。從黨的領導的角度，我認為應聲蟲不可取，不管什麼命令，什麼指示，還是應該通過一下人的大腦，如果他的大腦中有什麼，還是讓他放出來比較好。我覺得這樣做只有好處。而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大都變成讀書人了，等到1956年鬆動了，知識分子又在發揮起他的天賦和作用了，結果就發生了「反右」。
當然，每個人都應該有他自己的業務。我覺得作為一個公民，特別是曾經有幸受過高等或中等教育的公民，除了搞好自己的本職以外，還應該關心國家大事，所謂關心，不是不通過大腦，一切都接受，而是大家都開動腦筋，對國家有好處。反右，我覺得對右派個人的打擊還是其次，重要的是把這動腦筋的「機器」停掉了，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災難。當時上邊要知識分子做啦啦隊。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做打更的更夫，除了輯查的任務之外，還應該巡邏，要跳出現實來看，該歌頌就歌頌，有毛病呢，也能夠說出來。有個雜誌有一欄是專門談不同意見的，每次雜誌來了我先看那一欄，可是沒東西。有時有一點雞毛蒜皮，有時甚至連一點雞毛蒜皮都沒有，我覺得這不是很可喜的現象。反右除了對個人的打擊以外，把知識分子能夠起到的那種幫助政府警惕、思考，特別是獨立思考的「禦史」作用也一同消滅了。儲安平寫了一百個字就不見蹤跡了。我那篇談人事工作的文章，四分之三都是歌頌，就是尾巴稍微有一點很含蓄的批評，口氣還是相信如何如何。不能允許有一點不同的聲音，儘管是基調一樣，也不行。這是可悲的。一個國家如果只有齊聲歌頌，而沒有輿論監督，我覺得很可怕。
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本能，所以總傾向於走自我保全的路，選擇喊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不會出問題。我覺得林彪做了一件「好事」，因為他把事物推向了極端，比如打電話先得說聲「毛主席萬歲」，他把病態推到極點了。事實證明上喊萬萬歲的那個人最不可靠。
所以，從上邊來說，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建立對知識分子的信任。解放以後好像只信任工農兵，知識分子是等外人物。而知識分子也並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只覺得國家是自己的了，所以有話就講。北京話「我們」和「咱們」很有講究，「我們」就不包括你，「咱們」就是一家，我覺得應該多有「咱們」的這種感覺。我最近看了幾本書，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邵燕祥的《人生敗筆》和你的這本《和友人對話》，我們好像又恢復到一個思考的時代，我覺得這是盛世現象。
現在大家都學乖了，繞著圈子說話，直截了當的不多。巴金提倡說真話，我想修改一下巴金的「要說真話」，我想加上「儘量」兩個字，儘量說真話，但堅決不說假話。能做到儘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也不容易哪，有些事情不好答覆，就只好保持沉默。說真話，別看簡單的三個字，很難做到。現在的知識分子很知趣，能夠和領導和平共處，上邊對知識分子也不搞什麼運動。人從本能來說都是追求一個平安，誰沒事愛給自己找麻煩啊。像國外的記者，遇到大事愛找一些言論界人士發表意見，咱們這兒可沒這個習慣，知識分子也求之不得，你不來找更好。但是我覺得言論堵塞是很可悲的。大家經過歷次運動都學得油滑了，因為人要保全自己，這也無可厚非。我有時也看不起自己的膽子這麼小。過去的運動，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扭曲了人性，能夠把很善良的人變得很凶惡，很誠實的人變得很狡猾。我覺得，一個社會鼓勵人在表達意見時學得油滑是不好的，從五十年代就是這樣，當時大概順利的都懂得分寸的，倒楣的都是想什麼就講什麼，怎麼想就怎麼講的人。
（1998年2月）作者博客(//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