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匈牙利人的血

作者：阿爾伯特‧加繆（1913-1960，法國小說家，劇作家，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譯者：王康（大陸學者）

1957年匈牙利革命首度週年紀念日，加繆向匈牙利自由戰士致詞：

我不是這樣一種人：希望匈牙利人再度拿起武器參與一場註定在世界眼前被鎮壓的起義。他們並不吝惜歡呼的掌聲和虔誠的眼淚，不過事後他們立即就會穿上自己的拖鞋回到壁爐邊，全然如同週末傍晚一場足球決賽之後的球迷。

太多的人已經死去，我們自己的血又何足惜？為了歐洲和自由，匈牙利人的血已經流到最後一滴，所以變得格外珍貴。

但是我不像有些人那些認為可以妥協， 哪怕是個人的順從、甚至暫時與一個恐怖政權合作也不行。這個政權有權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不亞於宗教裁判所的劊子手聲稱他們自己乃是基督徒。

值此紀念自由的週年祭，我虔心希望匈牙利人沉默中的抵抗能夠持久、能夠增強、能夠借助所有我們為之發出的聲音而壯大，能夠引發國際社會制裁鎮壓者的一致動議。

如果世界見解過於微弱或自私而無法為一個被殺戮的民族主持公道，如果我們的聲音也是如此無力，我希望匈牙利的抵抗能堅持到東歐各地的反革命政府在自己的謊言和矛盾的重負下紛紛垮台。

二十年來，被佔領被牽制的匈牙利為了自由和正義所作的的比任何人都更多。但是為要說服西方那些寧肯閉目塞聽的人接受教訓，這種付出是必要的。匈牙利人血流無量，這血已經在我們的記憶裡封干，為此我們無法安然。

在歐洲孤立的今天，要對匈牙利以誠相待，我們只有一個方法：在我們之間、在任何地方，永不背叛匈牙利的英雄以生命追尋的價值。在我們之間、在任何地方，甚至間接地，永不赦免那些殺害他們的兇手。

要使這種獻身不付之東流，對我們而言確實艱難。但是我們可以努力嘗試，至少可以整合歐洲、放棄我們的齟齬、修正我們的錯誤、增強我們的開拓性和凝聚力。我們堅信，哪裡有造成我們歷史黑暗的鎮壓與死亡的武力，哪裡就有懺悔與生命的力量以及偉大的解放運動，這就是文明，它誕生於創造的自由與勞動的自由。

那些匈牙利的工人和知識分子——今天我們與之比肩而立，無限悲哀——理解這一點，也使我們更加心明眼亮。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的希望也是我們的希望。他們雖曾經歷悲劇、承受鎖鏈、四處流亡，卻留給我們一個我們必須捍衛的光榮的遺產：自由。這不僅是他們的選擇，也是他們在一天之內奉還給我們的無價之寶。

在紐約1960年紀念匈牙利事件音樂會上的講話

作者：美國總統約翰 F. 肯尼迪

譯者：王康（大陸學者）

1956年10月23號，是這樣的一天，它將永遠生動地記載於自由人類和自由民族編年史中，它是勇氣、良知和勝利的一天。無論多少失敗，無論多少犧牲，自從歷史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人類渴望自由之不可遏止的能力，它是史無前例的一天。

美國人將永遠不會——在任何最高會議上，在任何條約聲明中，在我們的語言甚或心靈中——認可蘇聯對匈牙利的統治。匈牙利獨立與自由的宣言不是基於情感或者政治，它深植於歷史、文化和法律中。無論他們可能保留什麼樣的傀儡政府，我們無意將之視為對這個宣言的廢棄。

美國人願意以任何高尚與合理的手段，促進匈牙利的男女們為自由與正義再度站立起來。在這個週年紀念中，我們確認如亞伯拉罕 林肯所言，「死者不會白白犧牲……在未竟的獻身事業中，他們引領我們前行。」

摘錄於： 「THE IDEA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SUPPRESSED AND VICTORIOUS 1956-1999」(《匈牙利革命的觀念，壓制與勝利，1956-1999》。編輯：李W. 康登（Lee W. Congdon)和貝拉 K. 幾拉伊（ Béla K. Király)。發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紐約，2002)

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遺產

作者：基羅里‧納吉(Károly Nagy)

譯者：王康（大陸學者）

（基羅里 納吉（Károly Nagy)：1956年在Erdõsmecske被選為革命理事會主席。後逃亡美國。獲得邏格斯（Rutgers）大學文憑，現任社會學教授。以英語和匈牙利語出版著作多種。關注並參與新澤西州（NJ）新布朗斯維克（New Brunswick）匈牙利社區團體和語言學界的事務。）

自由、民主、人權如同健康。奴役、壓迫、歧視如同疾病。極權暴政是死亡。一個推翻暴政、抵達自由的革命是一種復甦。1956年10月的最後一週和11月的最初幾天，我們匈牙利的大多數人感覺自己正在從死亡中復活。

它是一個烏托邦——我們詠唱長久被禁的我們民族的聖歌，在大街小巷相互擁抱，喜極而泣而樂，我們感到獲得了救贖。言說真詞，聆聽真實，我們如醉如痴。那也是莊重和鎮定的抉擇——我們興奮地起草宣言，拉出所需單子，倡議和計劃取消所有專制工具和機構，建立一個新的、仁慈的社會。我們組織地方自治、民主、自我管理的機構以便實現這些計劃。

它是一種復活。這個希望、這個真實、這個創造性的計劃和民主組織被蘇聯野蠻的武裝入侵碾碎了。那歡樂的自由歌聲再度被恐怖戰爭之聲、可怕的囚牢、刑訊室和絞刑架壓制到沉默。

從那戲劇性的二十天我們能夠學到什麼？1956年匈牙利革命留下了什麼遺產？

它的國際重要意義不可能再被過分強調了。從當代視野來看，日益明顯地，1956年匈牙利革命是當代蘇聯帝國崩潰的開始。米洛萬 吉拉斯（Milovan Djilas) 在貝爾格萊德寫道：「匈牙利革命意味著共產主義終結的開始」（米洛萬 吉拉斯: “The Storm in East Europe”（《東歐風暴》）, 新領袖，紐約XXXIX, 47; 1956年11月19日) 。法國哲學家阿爾波特 加繆（Albert Camus）評論道：「布達佩斯起義的第一聲呼喊，學術的和眼光短淺的哲學體系、數英里長的錯誤推理和虛偽美麗的說教就如同塵土四下飄散了。真實，裸露的真實，長久的義憤，爆炸於世界眼前。」(基羅里 貝拉（ Király, Béla). et al. ed.: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 et al. ed.:《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首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及其衝擊》)社會科學專題，布魯克林學院出版，紐約，1984年，81頁)

一旦這個真實——這個裸露的真實——顯露了它全部強大的樸素，無量的隨後的宣傳——不可能再恢復非人社會的謊言砌成的那道怪牆，這些謊言試圖定義一種安寧，壓迫是一種自由、防禦自衛的愛國是好戰的民族主義、革命是反革命。我們瞭解了真實，並以此向世界證明，一個國家的定義、一個社會的資格，不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自由的到場或缺席。所有的意識形態，所有的學說，無論它叫做法西斯主義或是反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反共產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人種主義或者宗教狂熱主義，都可以用來為暴力披上正當的外衣，為壓迫尋找合法依據。

事實是一種影響（效應），正如真實的自然需要是一個原因，一次革命。正向聯合國特別委員會的記錄：「『我們需要自由而不是好的舒適生活』，一個十八歲的女學生告訴委員會，『雖然我們可能缺少麵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我們想要自由。我們，年輕的人，尤其受牽制，因為我們受教育於謊言中……』在委員會看來，這個年輕學生的語言像任何別人的一樣，它簡潔地表達了一個理想，這理想導致一次偉大的起義成為可能」。（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聯合國特別委員會關於匈牙利問題的報告），綜合彙編，正式記錄：第十一次會議，附錄編號18.A/3592；紐約，1957 p.68.）

我們想要自由，自由意味著主權、自治、自決。為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立自我管理。……（略）

匈牙利人民對革命理事會的強調也描述了一個事實，就是，這個民族無可壓倒的意志不僅反對而且主張，不僅破壞而且建設。排除所有非人性的建構，對於某些人類結構和新社會的功能而言，是一個先決條件。
20 天當然不足以抵達民主。但是二十天，實際上最初幾天的革命就證明，它足以建立最重要的民主前提：一個自信的國家、一個不再使人恐懼的國家。癱瘓麻痹的國家，持續的和無所不在的恐懼從我們的心中升起，於此，開始了民主的建構。誠如一位匈牙利政治理論家，伊什特萬 比博(István Bibó)的觀察：「做一個民主黨人首先意味著不再恐懼。」（伊什特萬 比博：Democracy, Revolution, Self-Determination, 《民主、革命、自決》選著。科羅伊 納吉（Károly Nagy)編輯；社會科學專論，大西洋研究與出版，新澤西，1991，p.42.)

同一個伊什特萬 比博，他的勇氣在蘇聯軍隊鎮壓革命之後變成了一種象徵。作為伊姆雷 納吉（Imre Nagy)的新的革命政府在11月4號出現在議會大廈的唯一成員，週日早晨，當蘇聯的大炮、坦克和飛機朝布達佩斯開火的時候，比博坐在桌前，打寫一個宣言。打字機面對坦克。理性面對背信棄義的行動。詞語和思想與子彈肉搏……
比博在那個清晨寫道：「匈牙利的全部願望就是回到那些自由的東歐國家中生活，依照自由、公平、免於剝削的原則建立他們的社會。匈牙利的人民流了足夠的血，向世界顯示了他們對自由和真實的熱愛。」 (Bibó, Op. Cit., pp. 325-326.)

在怒吼與槍聲中，他沿著不詳的預感，打下一個句子，結束了這個宣言：「願上帝保佑匈牙利！」

如此，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遺產是什麼？在所有其他重要的因素中，或許這個遺產就是：真實、自決、免於恐懼、實行民主這些人類基本需要的意義如此重大，為此犧牲，在所不惜。

這個遺產，這個信息當然不只屬於匈牙利人，而且當然，它不僅僅是博物館裡的碎片，只能揭示遙遠過去的凍結了的記憶。這個遺產不僅在那裡，而且在這裡、在當下。同時我們希望，它存在於任何地方，存在於未來任何時代。再說一遍，正如比博在1957年他被投入監獄之前所表達的：「榮耀和自我保衛——反對誹謗、遺忘和消蝕——他們革命的旗幟，是匈牙利人民的責任。這個旗幟也是人類的自由未來的旗幟。」（Bibó, Op. Cit., p. 352.）

摘錄於： 「THE IDEAS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SUPPRESSED AND VICTORIOUS 1956-1999」(《匈牙利革命的觀念，壓制與勝利，1956-1999》。編輯：李W. 康登（Lee W. Congdon)和貝拉 K. 幾拉伊（ Béla K. Király)。發佈：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紐約，2002)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