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5日訊】據海外媒體報導，反映前東德秘密員警對國民進行廣泛監聽的德國電影《監聽風暴》上映後，在西方國家引起很大轟動。似乎只有在柏林牆倒塌、秘密檔案解密之後，人們才知道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存在隱私權，不僅作為國家敵人的各種敵對勢力如持不同政見者會受到嚴密監控，各色人等甚至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也會成為秘密員警的監聽對象。至於你是否成為監聽對象，完全取決於共產黨及其鷹犬秘密員警的需要，取決於政治保衛機關對你是否感興趣。只要他們對你感興趣，哪怕你僅僅是個文化名人、演藝或體育明星，也會成為監聽對象。當然，這一切都是為了維護黨的利益，或者說所謂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嚴格說來，整個共產黨國家就是一個巨大的“圓景敞視式監獄”（邊沁語）。
監聽何時不有、何處不在？但是，只有在現代極權國家，尤其是實行紅色恐怖的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才能達到如此廣泛、深入、持久、肆無忌憚的程度，以致足以掀起一場沒完沒了的監聽風暴。無所不在、無縫不入的員警國家與特務政治並非東德特色，而是所有實行紅色恐怖的共產黨國家特色，亦不待《監聽風暴》放映而後知。後極權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不會放映《監聽風暴》，卻每時每刻都在上演監聽悲喜劇甚至鬧劇。不僅國家的敵人誠惶誠恐、如履薄冰，黨國幹城甚至黨魁、元首也同樣無可奈何、感同身受。毛澤東就曾指責楊尚昆對他搞監聽，後者則在事後辯稱，在毛的住處和專列上安裝竊聽器是中央決定和保衛工作需要。事實上，列寧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法制根本就不承認存在包括私有財產在內的私人權利和調整私人權利關係的私
法，蘇聯老大哥甚至把婚姻和《婚姻法》也納入國家權力和公法範疇。黨國權力和利益至上，豈容個人權利存在，哪怕是保留些許隱私權。
去年侯文豹因參加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維權絕食活動而被捕。在他取保候審獲釋後，我曾到符離集看望他。今年取保候審期滿後，他一直想來合肥。前段時間因為母親生病住院，我回安慶住了20多天。在此期間，他多次往合肥打電話找我，給我發電子郵件，我卻一概不知。10月31日晚上剛回到合肥，就接到他的電話，說要來看我。因為手機早已不用，我怕他來時自己正好出門，雙方無法聯繫，就叫他來之前再把具體時間通知我。10月2日上午，他又打來電話，說下午就過來。12時左右，我剛把番茄蛋湯端上桌子準備吃午飯，就聽到熟悉的敲門聲，把我嚇了一跳：他們反應怎麼這麼快、這麼過敏？
雖然長期被秘密員警監控，包括對郵件、電話進行檢查、監聽，特殊情況下甚至不惜浪費人力、財力、物力，進行秘密或公開、半公開的監控、跟蹤，直至強行阻撓出門旅行、會友，實在沒轍就乾脆抓捕了事。但此時並無所謂特殊情況：首先，我根本不關心的“國家大事”中共十七大已經毫無懸念、一如既往地勝利閉幕，會前合肥警方雖說未能與我這個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共商國是，開幕當天安慶警方至少還能如願以償地被我攆出門外，算是另類混個臉熟。時過境遷，不必再為此事三顧茅廬。其次，侯文豹此行只是來玩玩，頂多順便務務虛而已，何勞興師動眾？看來，他們正由於某種原因而對我和／或侯文豹進行嚴密監控，包括對電話進行及時監聽。
我一邊胡思亂想，一邊迅速鎖好臥室房門。每次他們來，我都要重複這個跡近小人的動作，甚至在他們提出要進去看看的無理要求後，我也毫不客氣地拒絕滿足他們的好奇心。這倒不是因為裏邊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生活在這樣一個連生命、自由和財產都得不到保護的國家，又是國家的敵人，哪裡還有什麼秘密？我即便長著兩條腿，也不能隨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我的住宅即便風不能進、雨不能進，秘密員警也隨時都能進。多此一舉，僅僅是無謂的向他們宣示自己多少也還擁有一點房屋主權和隱私權，以便給自己保留一點可憐巴巴的面子和尊嚴：如果沒有搜查證，就是秘密員警我也可以不讓他進門。然後，我才開門迎賓，把國保支隊兩位老朋友“請進”來。真虛偽，不“請進”能行嗎？
他們一進門，見桌上堆著不少剛買的菜，“隨便”問道：“是不是有人要來？”我笑道：“除了你們，還有誰願意來。”他們說要請我吃飯，我說飯都已經做好了，等一會你們自己去吃吧。走進客廳，看到寫字臺上只有一個湯，他們更加客氣地說：“（你）不要吃了，我們一道出去吃吧。”我並不是客氣，也不是因為下午有朋友要來，就連中飯都不能跟他們出去吃，而是覺得沒必要再麻煩他們。他們一再堅持，我則一再謝絕。他們只好說：“我們已經吃過了，主要是想請你吃頓飯。你不願意出去吃，那（你）就先吃吧。”真奇怪，居然還有吃過飯再請客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者。這顯然是客氣話，他們不大可能在上班時間就如此匆忙的早早吃飯，除非是因為執行任務需要。我更加狐疑。雖然已是秋末，飯菜一會就涼了，但有貴客光臨，我當然不便把客人撂在一邊，只顧自己吃飯。也客氣道：沒關係，等談完話再吃吧。
坐定後，依舊是由張大隊長主持“談話”。實際上，此類例行“談話”是無須正式做筆錄的准司法調查“詢問”。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必要或者不方便履行合法手續，所以在形式上比採取強制措施時的正式“訊問”隨意、客氣得多。他問我前段時間到哪裡去了，打電話也找不到人，很是替我擔心，怕我跑到北平去自找麻煩。這分明是沒話找話的明知故問。我乘機斗膽提出溫柔敦厚、哀而不怨的抗議，表示自己很在意這件事，甚至很生氣：“你們的擔心也太過分了，為什麼要通知安慶警方騷擾我家人。他們都是病人，你們不應該讓他們替我擔驚受怕。”以前我在安徽淮北、山東淄博打工期間，遭遇當地警方無端騷擾，甚至整夜非法拘禁、非法訊問，以至於非法強行驅逐，我也向他們表示過此類抗議。他接著問：“你對十七大有什麼看法？”我沒好氣地回答：“我又不是共產黨員，十七大跟我有什麼關係？我沒看法。”話不投機，他們轉而談起我近期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一如既往的奉勸我：你最好不要在海外那些“別有用心”的“反華”（反共的代名詞）媒體上發表文章，可以為國內媒體寫點學術文化類的稿子，同樣也能掙到稿費。我則強調自己在海外發表的文章並不多，而且多半是些無關緊要的學術隨筆。至於國內媒體，雖然前幾年也偶爾發過幾篇，但我實在不善於打勉為其難的擦邊球，索性也就不寫了。
既然他們不願意開門見山，我也不便主動投懷送抱，似乎都在等待對方先切入正題。本來，侯文豹此行既沒有保密的必要，也無密可保。我打的如意小算盤是：迫使對方間接承認（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們直接承認）他們對我們的電話進行了非法監聽。1998年2月，我第三次被捕時，首次實行零口供策略，拒絕承認那些公開信之類的東西是自己通過家中的電話機、傳真機向海外人權組織或者媒體披露的，只強調依據現行憲法任何公民都有權利給國家機關及其領導人寫信反映意見或訴求，自己也搞不清這些東西是怎麼傳到海外的。甚至不無調侃地提醒他們：你們一定要好好查一查郵政局、中央黨政機關信訪局工作人員，甚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秘書是否有裏通外國的犯罪嫌疑。我之所以這樣做，既不是抱有僥倖心理，希望由於證據不足得以逃避牢獄之災，也不是害怕連累他人，這些公開發表的個人言論根本不涉及他人。我向訊問者提出的交換條件很卑微，也很簡單：只要你們願意承認對我家的電話、傳真進行竊聽，我就願意幫助你們把通過秘密偵查獲取的拿不上法庭的偵查線索（非法證據）轉換成被告人口供（合法證據）。如此便宜的買賣，他們也堅決不肯做。結果鬧得雙方都很不愉快。我家破天荒一日之內連續兩次被翻了個底朝天，還連累老友馬糧鋼家也被“陪搜”（恕我比照昔日“陪斬”的做法創造這個新詞），甚至無端陪我蹲了一個月監獄。政保處一位副處長也破天荒氣得猛拍桌子，甚至驚動分管副局長，麻煩他老人家深更半夜跑到審訊地點蕪湖路派出所來親臨督戰。
不著邊際地談了一個多小時，也不知道兩位貴客餓不餓，反正我的肚子早已餓得咕咕直叫。沒辦法，我只好提醒他們飯菜早已涼了。他們老調重談，又要請我出去吃飯。我說沒這個必要。他們就讓我先吃。我說：“我不習慣當著你們的面獨自吃飯，這樣不禮貌。”就差沒有說：這樣做會使我聯想到每次被捕時，他們對我打車輪戰，沒日沒夜輪番審訊時的情景。“今天該說的都說了，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談吧。”這無異於下達逐客令。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張大隊長不再藏而不露了：“我把話挑明瞭吧，你是不是在等侯文豹？”我也不必客氣：“你們怎麼知道他要來？我還不知道他是不是要來，謝謝你們通知我。如果真象你們所說的，下午我還要在家裏等他。”他作色道：“你不要跟他見面。”真是中國特色的怪事一樁。“我們又不是管制對象。朋友遠道而來，為什麼不能見面？”答曰：“你們不是一般的朋友關係。”言下之意你們都是壞分子、黨國公敵。這更是中國特色的怪事一樁：既然志趣相投，“不是一般的朋友關係”，我就更有理由熱情接待，豈能拒朋友百里之外？
張大隊長叫我打電話給侯文豹，勒令他不要來合肥。我明確回答：“首先，我沒有義務給他打電話；其次，我也沒有權利阻止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如果你們想阻止他來合肥看望我，自己可以直接給他打電話，如果他不聽勸阻，你們還可以通知當地警方阻止他出門，或者在我家門口設卡攔截，直至乾脆把他抓起來。即便你們的行為沒有任何法律依據，我也管不了你們的閒事。”看來，善解人意的張大隊長並不打算強人所難。他提出一個很夠朋友的替代方案：“你跟我們出去吃飯？”然後呢？“跟我們到茶樓去，等侯文豹走了再回來。”如此高難度的會客方式，只有長期浸淫于禮樂文明的孔老夫子才能夠做得恰到好處，我可不會玩這種小動作。再說了，雖然我不知道員警的友好邀請到底算不算非法拘禁，但我肯定沒有這麼高的階級覺悟，願意免費為黨國和員警提供三陪服務。我只好一字一頓、無可奈何地說：“今天哪兒也不去，就在家裏等據說要來的侯文豹。如果你們要強行帶我走，只要有法律手續，去哪裡都行。不要說酒店、茶樓，就是看守所也沒問題。”
話說到這個地步，也就無話可說了。我正式下達逐客令：“我要吃飯了，請你們走吧。”張大隊長索性斜靠在我家的破沙發上，擺出一副準備打持久戰的架勢：“你吃你的，吃完了我們接著談。”我固然不是國主，侯文豹亦非國賓，倘若私自動用警力在嚴密警戒下會面，難免有逾制、僭越之嫌，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我不得不站起來，發出嚴正聲明：“你們要是再不走，我可要打110報警了。”秘密員警當然不會在乎治安警察。因為電話裝在臥室，我不得不打開房門，拿起聽筒。這是我第一次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被迫當著員警的面打開這扇門。他們還是無動於衷。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白宮歲月》中回憶第三次中東戰爭前後，自己在交戰雙方艱難地穿梭斡旋時，對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談判桌上的毅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寫。他說：有的人在談判時會站到懸崖邊上，聲稱談不攏就會跳下去；有的人甚至抬起一條腿，擺出真要跳的架勢；阿薩德則與眾不同，他真跳下去了。因為他知道，懸崖上有一棵能夠抓住的小樹。面對他們的無動於衷，我實在沒轍，只好撥打110。電話撥通後、對方接聽前，張大隊長恰好站起來：“老沈，你把電話掛掉吧，我們走了。”
兩位不速之客走後，我看了一下話機上的時間，已是下午1時20分。草草吃過飯、洗好碗，出去倒垃圾時，嘿，他們那輛帶有警方專用牌照的白色麵包車正在給我站崗放哨呢！以前每次來我家，或者接我出去吃飯，這輛車都是停在檢察院宿舍大門外，儘量避免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今天則破例在我家門口拋錨了。我趕緊掛通侯文豹的手機，問他現在人在哪裡，他說：俺還在宿州境內，估計傍晚才能到。我告訴他，合肥國保支隊兩位員警正在我家門口等他，到時候他可能進不了門，或者有其他麻煩。他問我：“那（我）來還是不來。”我一字一句明確地告訴他：“你（今天）不僅要來，而且還必須來。我向你通報一下情況，目的是讓你有個精神準備。如果他們真的不讓你進門，或者有其他麻煩，那是另一回事，到時候我們自然會有話說。”這些話，也是說給第三只耳朵聽的。
還是年輕人管道多、反應快、效率高、辦事果斷。他在車上就給四川《天網》負責人黃琦和北平的胡佳發了短信，把情況通報給他們，請他們予以關注。3時許，黃琦給我打來電話，先是自報家門，然後問：“侯文豹到了沒有。”我說：“他晚上才能到。”他告訴我：侯文豹已經跟他聯繫過，讓我把具體情況通報一下。4時許，我出門辦事時，發現停在門口的那輛車不知何時溜走了。估計警方根據監聽結果和事態發展調整了策略和佈署。當晚，自由亞洲廣播電臺記者高山根據黃琦的通報打來越洋電話，向我詢問情況。聽說侯文豹已安全抵達，高山特地也跟他直接通了話。侯文豹告訴我，已經跟胡佳等人約好，如果晚上他不跟他們聯繫，或者用自己的手機撥通他們的電話卻不說話，就說明我們出事了。
據侯文豹分析，警方對我們的正常交往作出如此過度的反應，可能是怕我們結伴去北平參加包遵信先生的追悼會。宿州市公安局國保支隊已經警告過他：“不許去北京（平）。”原來如此！俗話說人死債了。如今共產黨連死人也不肯放過，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高調寫入憲法的“國家尊重和保護人權”。直到此時，我才知道包先生出師未捷身先死，把艱難困苦留給了我們。
在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中，包先生通過主編《走向未來》叢書和《讀書》月刊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向長期禁閉的國人系統介紹西方學術文化思潮和中國知識界思想動態，對我們這一代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腥風血雨、動盪不安的1989年春夏之交，他更是以身作則、挺身而出，充當了知識界投身愛國民主運動的急先鋒和領軍人物，並因此獲罪。他是被中共當局迫害而死的又一位著名知識份子和民主鬥士。入獄時，他已年過半百。出獄後，他又失去了工作、收入來源和醫療保險，得到的只有至死不渝的追求和當局強加的沒完沒了的監控、騷擾和屈辱，直到在貧病交加之中死去。在勢利者眼中，他或許是個失敗者。在我眼中，他無疑是個成功者。他用自己的道德文章和煉獄之火鍛造了一個垂範後進的大智、大勇、大德的書生和戰士形象。鄉賢的追悼會是無法參加了，悼文又不敢寫。我跟包先生只有一面之誼，那是前年春天，通過住在他家附近的張曉平君得知他因腦主幹出血差點殞命後，在張君陪同下去看望他。由於擔心他身體吃不消，沒敢深入交談、請教，只說了些輕鬆的閒話就告辭了。如果硬要寫悼文，說些人云亦云、地球人都知道的道德、文章、事功，恐怕辱沒了先生的風采。
包先生畢生追求自由，恰恰因為自由是中國最稀缺的寶貴資源。權且把這篇迫害實錄和罵娘的文稿，當作對他的紀念吧。
先生尚饗！
（2007年11月14淩晨）
轉自《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