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2日訊】我的「和劉賓雁分道揚鑣」在《開放》雜誌一月號發表後，鄭義先生分別在該刊三月號和《民主中國》發表兩篇長文批判（當然，其中相當篇幅是引用劉賓雁的文章），其主要內容是指責我引用的劉賓雁文章「斷章取義」、「嚴重失實」，並絞盡腦汁地分析了一通曹長青的「動機、目的、使用手法」等等。讀完，無法不令我對鄭義先生的「精明」和陰謀論心態刮目相看。

坦率地說，鄭義先生那引號套引號的文章，指名道姓批我的，我都費了很大勁才看下去。因為引文這種東西，稍微一多，讀者就不耐煩，以至放棄你的文章。所以我對自己寫文章的第一個要求是可讀性，否則你無論自認觀點有多高明、多正確，根本沒人看，意義又在哪裏呢？我可不是那種聲稱只寫給自己看的作者。

且不說我的文章是給政論雜誌，而不是學術刊物，根本沒有版面允許你長篇大「引」，僅僅是從可讀性這一個角度，對劉賓雁，我也希望儘量少引用，能說明他的基本觀點就行了，重要的是，引言是否歪曲他的觀點？我的文章主要批評了劉賓雁的兩個立場：第一，眷戀社會主義和「好」的共產黨；第二，非常親西方左派，而且是親西方極左派。

劉賓雁的這兩個傾向是任何對他這些年的作品有所瞭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的。但讀鄭義先生的文章，好像是我硬要給劉賓雁扣帽子，而且為了這頂紅帽子能扣成，不惜「使用多種手法」“拼接改寫、顛倒原意」（鄭義原話）。這真令我既吃驚又慚愧，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和劉賓雁先生結下了深仇大恨，硬要誣陷他老人家；更沒想到自己居然「惡毒」到要「做手腳」的地步卻全然不知。

鄭義先生義正辭嚴地譴責我「歪曲多維長篇專訪《八十歲仍在尋找共產黨》」，多少有點把我震蒙了。事實上，想說明劉賓雁晚年還在尋找共產黨，我用得著像鄭義「陰謀論」推斷的那般費盡心機嗎？還有甚麼比《多維時報》這篇專訪的題目更能說明劉賓雁要尋找共產黨呢？而且這篇專訪是在劉賓雁活著的時候發表的，也沒見他抗議呵。無論他在尋找好的、或壞的共產黨，他是在尋找共產黨呵。可是看鄭義先生那怒氣沖沖的文章，好像「晚年還在尋找共產黨」是我硬強加到劉賓雁頭上的。

且不說劉賓雁自己的言論，僅僅是那些回憶、讚美他的文章中，就有很多人提到類似觀點。其中，和劉賓雁有過不少交往、現居加拿大的作家古華，在二月號《爭鳴》上寫得比我更直接﹕「劉賓雁實實在在是一名共產黨的忠貞之徒，馬克思主義的忠貞之徒，對黨和主義，本著難以割捨的『第二種忠誠』。」古華並沒有說劉賓雁「當時是」或「曾經是共產黨的忠貞信徒」，而且他的文章是肯定和歌頌劉賓雁的，也是這麼評價的呵，用得著我動用陰謀詭計，「拼接改寫」 「使用多種手法」去誣陷劉賓雁嗎？說人偷東西可以誣陷，說某個著名人物持甚麼政治觀點是誣陷得了的嗎？

鄭義先生拿出一些劉賓雁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來說明劉賓雁是反共的。劉賓雁當然有過很多批判共產黨的言論，但他是批評他所認為的壞的、腐敗墮落的共產黨人，而去尋找好的、清廉的共產黨人。如果共產黨給劉賓雁恢復黨籍，恢復作協副主席的職位，讓他做黨內改革派的吹鼓手，劉賓雁會拒絕嗎？我認為不會。為甚麼？因為他的一系列文章證明，他是要追求一個好的共產黨掌權，而不是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中國！

鄭義先生大概也覺得從理論上為劉賓雁辯護不太容易，於是就仔仔細細地從我文章的形式上找毛病，他的確找到了幾個。例如在那篇發在《民主中國》的文章中，他找到了一個我「張冠李戴」的錯誤：

我引了劉賓雁這樣一句話﹕「正是在我要同心同德為這個黨的事業主動地、多少有點創造性地獻出我的力量時，我卻開始成為它的最危險敵人。」據鄭義先生考證，這句話出自劉賓雁發在《北京之春》1994年第1期的《走出幻想》，而並非我文章所說，是出自劉賓雁自傳（1990年出版）。為甚麼我會這樣「張冠李戴」呢？鄭義認為，「這可真是一件費思量的事情」，於是推斷了一番（大概頗費功夫），得出的結論是﹕「曹長青引述之目的，是要證明劉賓雁對黨的忠誠與幻想，如果註明引文出處是《走出幻想》，說服力恐怕就不太強了。」

鄭義先生的智慧我自然得佩服，因為我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為甚麼同樣一句劉賓雁的話，說引自他1994年的一篇文章，其說服力就不如引自他1990年的自傳呢？按我這笨人的想法，即使我真「毒」要刻意調整劉賓雁的說話時間，也應該把他前期說的話，調到後期才對呵，因為越靠近現在說的話才越能證明他最近的思想，才更有說服力嘛。那我到底為甚麼「張冠李戴」了呢？

原因實在很簡單。我是在安琪的「極權中國的良心符號——劉賓雁」一文裡看到的這句話，因為我有清楚的印象以前讀到過這句話，並在自己的某篇文章裡引用過，但不記得是引自哪裏了。安琪也沒有給出具體出處，只是在文尾參考資料裡列有《劉賓雁自傳》等其它一些作品，包括《走出幻想》，因為我有過《劉賓雁自傳》，卻沒有記憶看過其它作品，所以猜想我大概也是在那本自傳中看到的，但我手裡那本劉賓雁自傳多年前就被人借走沒還，也就懶得再到處去找（而且那幾天看有關劉賓雁的東西，看到很心煩），於是就想當然地這麼寫上了。全部的問題，就是我犯了一個偷懶導致的錯誤。但不管甚麼原因，這的確是一個錯誤，害得鄭義先生費那麼多心思研究我的動機，真是抱歉。好在被我戴錯帽子的下面，都是劉賓雁的腦袋，否則更要害苦鄭義先生了。

另外鄭義還指責我把新唐人電視台對反右時期的劉賓雁的一句評論，說他「仍然沒有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仍然期待著有一天他的真誠能夠得到黨的理解」當做結束語，於是我就把劉賓雁幾十年前思想，當成現在的來批判了。這倒真是最符合鄭義陰謀論的一個「perfect crime」（圓滿的罪行）了。不過這次我可是真心感謝鄭義了，因為他不指出的話，我以後可能還會犯同樣的「罪」，因為事實是，我當時在網上瀏覽了很多劉賓雁本人的和關於劉賓雁的文章，碰到覺得可以引用的句子，就隨手copy到自己的文件裡備用。經鄭義這一檢查才意識到，這種做法的最大問題是，你如果 copy下來一堆句子，就可能完全記不清每一句的上下文了。對新唐人那句評論，我就記得是一句結論性的評語，所以使用了「結語」，而不是「結束語」，這並沒有錯誤，因為「結語」完全可以是就文中某個事件進行的總結性評語，而未必是全文結尾。

這裡我的錯誤是忽略了上下文，沒有在自己的文章寫完之後再回頭查一下原文。因我當時copy下來太多，引用哪句最精煉，已經挑得夠心煩。而且我的原稿又太長，一壓再壓，最後改完，連自己再看一遍都覺得累得慌，更何況已經過了截稿日期四天，所以再次偷懶，沒有回頭去核對上下文。但如果劉賓雁今天的思想和昨天大相逕庭，我絕不可能不發現這個問題；如果我真如鄭義所推論的那樣，是故意要違背現實的話，我又怎麼可以想像沒有讀者出來指責呢？退一步說，即使我有誤導讀者之心，也沒有愚弄許多熟悉劉賓雁的人以及鄭義這種高手之膽呵！

鄭義先生可以指責我的引文不夠全面，但說我「使用多種手法」“拼接改寫、顛倒原意」等等，實在陰謀論過頭了。在網絡搜索這麼容易、任人都可以隨手查到引文源頭的今天，我要用「做手腳」的方式耍弄讀者？即使我品德低下到那種地步，智商也不至於低到那種水平吧；更何況我自己都註明了出處，這不成了典型的「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嗎？

儘管鄭義先生的「陰謀論」讓我覺得實在可笑，在上面調侃了幾句，但實際上還真挺感激的（雖然他對我用了不少階級鬥爭觀念很強的形容詞），因為他在客觀上給我敲了一聲警鐘﹕以後引用可不許偷懶，一不小心，可能「引」來大錯。這就像吃警察一個罰單，剛拿到時挺不高興；但轉念一想，這張罰單你不吃，下次可能就出個大車禍，於是吹著口哨開支票，那不客氣的傢伙幫我撿條命。

在心存感激之餘，也未免在有一點上替鄭義先生遺憾，他大概也是被我氣糊塗了，一不小心，掉進了一個自己的陷阱。例如，如果他能想像出，我是刻意要把劉賓雁以前的思想拿出來當現在的批，如果他認為這是很缺德的事，那麼他自己則是明知缺德，硬是要做了。他拿出一段我12年前（94年）的文章裡引用的《深圳青年報》20年前讚美劉賓雁的報導，來攻擊今天我對劉賓雁的批評。他可真是以毒攻毒呵！

鄭義要表明的是，「你說劉賓雁臉上有個麻點，你曹長青臉上還有天花呢。」我只好苦笑三聲﹕首先，按鄭義的邏輯，大家都得等自己像耶穌那麼完美了，才可以去做牧師佈道，否則就會被質問，你自己是小耶穌嗎？其次，這不是在討論曹長青（我死了歡迎所有人鞭屍，只恐怕我沒那麼重要）；第三，我的思想可從來沒有像劉賓雁同志的思想那麼有前後的統一性和連貫性；僅僅是過去這十幾年，我已經轉了好幾個大彎了。從模糊地傾向西方左派，到清晰地走向美國右派；從無神論到有神論，我一直在不斷地調整、矯正著昨天的自己，而且早已撰文表示這種變化。

在這種前提下，鄭義去找我十幾年前的文字又能說明甚麼呢？即使是對幾年前發表的文章，我都有不少重大的認識上的改變，有的甚至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例如十年前我曾在《世界日報》發表長篇報導和評論，對同性戀完全持同情態度。但近幾年已經撰文改變這種立場，在最近關於李安《斷背山》的影評中，我就基本上全部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觀點。我認為，人的思想和心靈的成長，是一個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

一位從左派轉向保守派的美國學者（David Horowitz）說，「我從自己過去的錯誤中學到了一些東西，可有些人從自己一生的教訓中甚麼也沒學到。」我也無法理解劉賓雁這類老一代共產黨人在經歷了那麼殘酷的共產專制之後，為甚麼就是不肯承認，自己年輕的時候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理念。有意思的是，鄭義先生在列數劉賓雁對（壞）共產黨的批判言論之後說，「再具體到劉賓雁，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不認為『自己年輕時選擇了一個錯誤的理論』，又沒有撒謊習慣，你叫他『承認�』甚麼？」說得好，鄭義不等於也完全認為劉賓雁的思想和以前沒有甚麼變化嗎？對馬克思主義的情懷和對共產黨的情懷有甚麼本質的區別嗎？中國人民這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災難不都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就是一種人道主義」這個理論基礎之上嗎？難道《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寫的？難道不是最愚蠢的那類人才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黨的實踐分開嗎？當全世界的和尚都把那個「經」念成了暴力之後，劉賓雁還認為那是個好經，還在一篇又一篇文章地繼續推崇那個「經」所主張的道路的情況下，難道不應該抨擊嗎？我已經過於顧及友情，如果這些年來劉賓雁寫的那些文章署的是另外一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名字，我起碼寫十篇文章痛斥！

（劉賓雁去世前不久曾撰文熱烈推崇極左的美國民主黨主席迪恩[Howard Dean]，和迪恩一樣極左的民主黨參議員肯尼迪[Edward Kennedy]在2005年12月22日《波士頓環球報》的文章中說，《共產黨宣言》是毛澤東寫的。難道劉賓雁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就如肯尼迪對毛澤東和共產主義？）

我一直以為在對共產黨的認識上，鄭義先生和我的觀點更接近，而和劉賓雁的大相逕庭，沒想到鄭義先生如此不滿我對劉賓雁「戀共」的批評。難道鄭義先生是「吾愛真理，更愛吾師？」不至於吧。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在給《開放》四月號的文章中也如鄭義般陰謀論了一句﹕大概是鄭義先生不滿我的台灣觀點（他自己說的），找個理由發洩一下。

文章剛發出去，於是輕鬆一下和一個朋友聊天，談到那篇文章和我的推測。「才不是呢，」朋友反對說，「人家鄭義老兄剛說完『這個躺在花叢中的人這麼完美』，剛為他張羅完『國喪，世紀之喪』，你就出來損一大篇兒。這就像人家剛把媳婦娶到家，正等著大伙誇呢，你卻當眾甩出一句，那媳婦臉上有塊疤，能不把人氣昏頭嗎？」

一句話嗆得我啞口無言，只好歎息﹕我這不識時務者，永遠成不了俊傑了。這倒是小事兒，只是覺得對我這種被人認為「頭腦簡單、非黑即白」的人（連鄭義本人不也推論我都蠢到和「此地無銀三百兩」者入伍了嘛），費這麼大的心思去陰謀論實在不值，頭腦簡單點，活得不那麼累。我只願鄭義先生輕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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