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9日訊】陳慕涵，澳大利亞永久居民，中醫碩士。2006年5月她母親香港居民曾愛華因「印刷和傳播法輪功資料」遭上海警方拘留，關押在上海浦東新區看守所，6月底正式逮捕。8月23日，曾愛華的案件由公安局遞交上海浦東新區檢察院。10月8日，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把案子退回浦東新區公安局，要求補充偵察。

母親被非法關押後，陳慕涵多方呼籲營救，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議員幫助。7月9日她來到香港，得到香港多位立法會議員支持。7月12日到13日在香港中聯辦對面絕食，此後幾乎每天在那裏靜坐。7月13日起公開每日給母親寫的信。9月底，她回到澳洲，繼續為母親呼籲。

媽媽：您好！

昨天說到我去香港前和羅賓的最後一次通話。我在香港時，Steven接到過羅賓的電話，問我的情況。我給她發去了一些照片，並告訴她我在那裏遇到的事情。

回到澳洲以後，我發現我們地區的幾個西人弟子在籌劃著一個揭露中共罪行的研討會。正巧沒有人會設計海報和傳單，於是我也參加了進去。我們恐怕光靠傳單海報還是難吸引到足夠的人，於是又想起了Manly Daily（是一份發行量很大的免費日報，覆蓋了悉尼風光旖旎的北海灘地區，每家每戶每個商舖都能收到）。出錢登廣告很貴，我們想請他們免費給我們登個消息。我覺得自己義不容辭應該去聯繫，但卻耽誤了一個星期，另一個西人弟子於是先去了編輯部。她見到了另一個編輯，和她說了研討會的事情，並說我也會去聯繫他們。那個編輯說，他們一直很關注我和您的故事的進展，也很支持這個研討會。她還頗善解人意地說，也許我希望遲一些聯繫他們。

我知道了以後，很不好意思地又一次撥通了羅賓的電話。幾個月不見，羅賓還是那樣不苟言笑。她問我甚麼時候會來的，情況怎麼樣。我回答的時候，聽到電話那頭敲擊電腦鍵盤的聲音，知道她在作記錄，熟悉的感覺又回來了。這幾個月裡發生了很多事情，說起來真有點千頭萬緒，我後悔沒有早一些聯繫她。她答應我會發一個關於研討會的消息。

前天，在論壇舉行的前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了研討會的告示，黑體字很醒目，除了時間地點還詳細地介紹了演講嘉賓。旁邊是您的故事的最新進展，文章末尾引用了我說的一句話：「I am not asking for mercy to a criminal, but asking for justice to a noble woman.（我是在為一位高貴的女性尋求正義，而非在為一個罪犯祈求寬恕。）」

我和Manly Daily的故事就說到這裡了。Manly Daily並不是我聯繫的唯一的澳洲媒體，也不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但是從他們的那些編輯身上，我感受到了西方媒體最好的一面。是他們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我，又一直出於新聞人的良知關注著您的案件，並支持著我們。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讓更多的善良單純的澳洲人知道了這場原來看來和他們無關的迫害。

他們甚至讓我也照見了自己的不足。我問過自己：如果我是編輯，在第一次接到電話聽說一個在異國因信仰受迫害的故事時，我會不是先尋找新聞點考慮報導角度而是先安慰當事人？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追蹤這個並不算跌宕起伏的故事嗎？我會想到詳細地寫出徵簽的時間地點來幫助當事人嗎？我會騰出版面為這個受迫害團體舉辦的一個小型研討會做免費廣告嗎？不得不承認，在很多時候我做不到這些。而我原先一直以為自己是富有同情心的。

也許責任並不完全在我。和所有在大陸長大的人一樣，我從小就被教育「個人要服從整體」，「個體可以隨時為整體犧牲」。這樣貌似「光榮」的理念背後是對個體生命的輕視。長大以後，我又看到了太多的民工以自殺相脅討工錢、姐姐賣淫為弟弟籌學費這樣的社會新聞。一個人的苦難是悲劇，一群人的苦難則是生活。不知不覺中，我的心早已被磨礪地堅硬。也只有當苦難落到自己身上的時候，我才發覺普遍的冷漠是多麼可怕的事情，而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句親切的問候又能給自己帶來多麼大的安慰和鼓舞。現在想起來，中共之所以能發起一場又一場的運動，和大多數中國人被黨文化洗腦後缺乏同情心、喪失對個體生命的關懷不無關係。

我相信我們和Manly Daily的編輯們很有緣分。我希望有一天，當您獲得自由來到澳洲的時候，我們能一起去他們的編輯部去說聲謝謝。同時，也給這個他們一直在追蹤的故事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女兒

慕涵上

200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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