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一，無權勢者的力量源於個人主義
哈維爾的社會認知是後極權社會，政治傾向是非政治的政治，背景應該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的捷克，正處於共產集權國家的後極權社會形態之中。實際上，當時的捷克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建設共產主義的衝動，停滯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上、社會主義的精神形態上。不再以共產主義為目標搞社會主義的情況下，社會結構處於停滯狀態。
92年我比較認真的閱讀了哈維爾中文譯作，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無權勢者的力量」，實際上他是給了一條路——面對這個龐大的專制政府，沒有權勢的人有什麼力量能夠改變這個世界？這種無力感可能是每個人都有的。他講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後極權社會，提出來一個路線叫「非政治的政治」。因為這個極權社會控制著社會的一切領域，把一切問題、領域都變成了政治問題、政治領域，那麼所謂非政治的政治就是說你只要不碰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領域，發出獨立的聲音和行為就是一種政治，就能夠改變政治本身。這樣說，非政治的政治對於中國普通人來說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我說開始並不是說那時才有，非政治的政治一直就有——就是說我生活、不理政治——自古即有。因為極權政府既然要涵蓋一切，甚至還要在靈魂深處革命，控制人的一切活動，那麼我不與你互動、專心專意過日子，這本身就是一種抗爭、屬於脫軌行為。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國城市非常流行這些東西，我把它叫做政治偽自由主義——即假裝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對政治視而不見，當然這只是現象表述。
他提出這個線路的時候，一定是知道對於專制社會來說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蝕劑；生活本身能使人性開始恢復、開始萌芽、開始成長，這個天然的和政治控制是衝突的。另外他文章的語言並不是完全客觀、完全學術化的，類似於目前可以在中國報章上發表的擦邊球文章、並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反體制的文章，當然他提供的線路有反體制精神。他並沒有說革命是邪惡的，革命也是一種專制，革命的專制沒有了革命精神、沒有了目標感後，純粹變成了專制的形態，只是還留下了革命的口號和語言這種主義層面的東西。精神內核的東西沒有了，那麼在這個語言背後的是一個體制，體制裡面有不同的人，利益角度都不同但是又玩著同一種遊戲。如果說哈維爾自己在其中的話，有些問題表達的不是很清晰。如果站在目前的中國來看，上個世紀70、80年代的捷克就是一個已經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所有人都是在國有體制就業，要麼在農場、要麼在工廠，幾乎都是體制內的、沒有體制外的人士。
二，後極權國家的語言暴力
哈維爾認為後極權國家是失去了社會主義方向變成了後極權的社會形態，這種形態更多的不是用物質力量的暴力，而是用語言暴力以及其他的比較柔性的東西進行統治。我覺得這個有一些道理，但是又似是而非，為什麼這麼講呢？就是我對作家描述政治經常有一種懷疑，作家們往往用一種道德傾向來進行政治分析，認為精神能夠改變精神。實際上精神是改變不了精神的，如果不是至高無上的上帝來改變的話，那就只有用現實生活的變化來改變精神。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後極權社會它都是有最後手段來制服你的，如果沒有最後手段的話，人的精神不可能一直陪著極權玩這麼一個很無聊的遊戲——假裝。這種無聊、無意義的習慣絕對是有道理的，一般的作家或是自由作家往往是忽視這個東西，不願意承認人是非常弱小的，把個人放的很大，認為個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當然，一種獨裁統治它絕對不是簡單的靠暴力和欺騙，過去我會認為暴力和欺騙是它的兩種力量，現在更認為主要是靠暴力。欺騙只是一個墮落的層次——就是說即使是奴才也得給點兒面子，因為他畢竟是有靈魂、有良知的人，這樣能讓統治的成本變得小一點。因為暴力不僅傷害被統治者也會傷害到統治者，暴力還容易激起被統治者的反抗，如果頻繁使用暴力會使得被統治者走投無路，從而鋌而走險，加大統治成本甚至威脅到統治本身，所以暴力也是有限的使用。更多的是採取欺騙這種方式，欺騙這種方式主要的功用倒不在說是在於使人上當，實際上人們只是假裝上當、內心卻很清楚，這當中有潛規則、或者說是有默契。政府有暴力，可是與被統治者直接對抗是很難看的，如果這種直接對抗激化把被統治者變成恐怖分子，就隨時隨地影響統治者實施統治，這種「血族報復」統治者也是非常恐懼的。那麼暴力是需要應用的，但是又不能無限制的使用，所以大多數時候是使用欺騙和謊言。
那麼真正維繫這個體制的是什麼呢？如其說是暴力不如說是恐懼、人們的恐懼，那麼這種恐懼的產生主要是來源於暴力，暴力主要是有使反抗者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兩種辦法。道理上還有一種是形成一種類似的宗教勢力，這個是由國家支撐的，所以說一方面有這種底層恐懼。另外一個方面是開除公職，目前人們已經不再害怕這樣的語言了，但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前的中國這是非常恐怖的辭彙，老毛講「給出路」實際上可以看出下面的很多人是不給出路的。因為所有的資源都由政府控制著，離開了它人們就無法生活下去，可能要做一個在任何文明社會裡都是負面意義的人群——小偷、流浪者、乞丐、強盜，這個是反體制的精英分子有可能面對的一種處境。所以我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就只有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從他的思想、言論看來的確是持不同政見者，其他的人都需包裝，所謂「第二種忠誠」
三，「江澤民的維持會」
後極權社會老百姓的意識形態就是活著、為了活著而活著，政府的意識形態就是存在、為了存在而存在。就是我說的「江澤民的維持會」時代，當然它的作為與意識形態毫無關係，意識形態已經不起作用了、專制者也不認真把它作為一種力量。那麼對意識形態的信奉、宣講和遵從是一種習慣、而不是主動性的力量。這時如果能放棄這個習慣社會就進了一大步，因為你放棄這個習慣政府也不會做什麼。所謂無權勢者的力量就是放棄你的習慣，你可以行使的權利你行使出來。譬如說共產黨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但是新聞檢查制度是大家內心裡的，內心是怎樣形成的呢？就是說你犯了錯誤會受到嚴重懲罰。而當懲罰越來越淡了、甚至是不懲罰了的時候，你內心的「檢察官」還在起作用，那這是你自己放棄，所以我倒不認為是無權勢者的力量，而是無權勢者的覺悟，你有沒有覺悟到習慣需要改變了。實際上那個鴕鳥習慣在過去是一種理性，譬如說不聽外台是一種個人理性的選擇——聽到後我要痛苦，痛苦後我要想，想了後我要說、甚至要做，那麼生命都可能被滅掉，那麼不聽就是理性的，生活在一個邪教國家裡還要講正教就是找死。
革命時代過去了，從而逐漸恢復了常態，不再與整個世界為敵。後極權社會有很多意識形態、語言、思想已經沒有意義了，但是人們還按照習慣去做，而這個習慣不論是對群體還是對個人都沒有任何意義了，沒有人去捍衛它。但當然另外一點就是這些陳詞濫調的習慣對統治者還有一部分價值，第一給統治者提供了一種傳承、合法性；第二給統治者提供了一種復辟的可能性，當它認為社會要失控的時候就加強這種語言暴力來提醒你們。
那麼對於一個普通的捷克人「非政治的政治」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是很蒼白的，捷克的天鵝絨革命並不是哈維爾的文字造就的，換句話說就是並不是他的文字鼓勵了捷克的非政治運動，他提出的這些東西在捷克起到多大的作用？在中國又如何產生力量呢？捷克的演變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公開性的政策及對東歐自由傾向的鼓勵。戈巴契夫走過一個共產國家，一個共產國家就發生變化，這就是宗主國的力量。歷史上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被蘇聯顛覆過一次。我們絕對不能抱一種幻想——認為一個民族自生的力量能夠有多大，當它形成了一種習慣時能夠自我更新的能力有多大？！當然，捷克是緊鄰西歐的東歐的一個工業發達國家，捷克有一個內心傾向於西方文明的民間基礎，這是變化的內因。
四，人民的優良品質？
我特別不贊成只是單方面強調人民的優良品質而詆毀統治者的道德標準，它們絕對是一體化的、就是說反對者和鎮壓者具有相似的道德水平、相似的語言習慣、相似的思維習慣、相似的情懷。在共產極權體制下反共產極權體制，在你跟對手作戰的過程中間你會爭取民眾、會爭取對手內心所認同的東西，這些過程都是你和對方靠近的過程，就是表面上你們越來越激烈，實際上越來越相像。拒絕玩兒遊戲當然是最勇敢的行為了，因為反抗它、它還有可能收買你，而拒絕玩兒的人則是自絕於這個體制，不再在這個體制呆了。我看哈維爾的作品還是有很大的啟發的——就是在這種體系裡面，你對付共產黨、對付這種極權體制是可以有多重辦法的，起碼提供了一個日常可做的行為——拒絕用共產黨的玩法和它玩。因為共產黨最害怕的是暴力革命，所以就認為想推翻它的力量都想這樣做；然而它也害怕和平演變，和平演變這種潛移默化、悄悄進行的力量是很難堤防的，往往它還可以帶來愉快。因為人心中向往文明、嚮往體面的生活，這種靈魂追求並不是共產黨人拒絕的、並不是人性所拒絕的東西，換句話說在後極權社會中你的盟友在你的敵人心中。你的盟友是在每個人心中存在的，這種人性的力量、這種靈魂的力量、這種向上的力量，否則如果你絲毫得不到對手的尊重的話，你的生存都成問題。
思想的變化和生活的變化絕對不是並行的、也不一定是互動的，中國的老百姓也一直在作反抗——「廠裡有的家裡都有」就是一種反抗，這種反抗會造就什麼呢？什麼也不會有。實際上公民不服從也造就不出什麼來，反而造成法制形成的障礙，因為大家蔑視規則、蔑視權威，不是因為權威是對的我要遵從、權威是錯的我要反抗，而是我就是蔑視它。就是一味的反權威、反規則。因為看不到好規則所以認為規則沒好的，最後是無論好壞規則一律反對。曹思源說的一句話非常好：「不要共產黨說個東，你就說個西，不要讓它牽著你的鼻子走」。如果這樣走下去，你就成為共產黨硬幣的另外一面了，你和他的區別並不大，而這個遊戲共產黨是願意和你玩下去的，因為你改變不了什麼、相反你還可以給它帶來一種開明形象。你有你的利益，它有它的利益，你的利益是出名、道德形象，它的利益是開明的形象，公安局還有經費的利益。
我覺得無權勢者有的力量不是政治力量，換句話說無權勢者有沒有力量？當然有，從一個個體來說他與一個政治局委員是一樣的，放到一起打架政治局委員還打不過他呢，政治局是通過一個體制來獲得力量的。如果這種體制沒有了當然統治者也就沒有力量了，無權勢者當然是在體制改變時就會變得有力量，這是個蛋與雞的問題。那麼你有力量改變這個體制嗎？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不是一個精神命題、不是個靈魂問題、不是個神學問題。當權的共產黨都要把這些東西變成神學問題，但是成功的共產黨從來都是用世俗的力量建立起世俗的天國的，不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都是如此，所謂「武裝的先知都勝利了」。本來這個事情是非常簡單的，如果體制不能變那麼我們現在還在黃帝時代呢，那麼為什麼會變化？就是說體制也會提供推翻它的機會，從上帝造一個東西的時候就安排好一定要毀掉它，這個時候你抓住機會就會變得越來越有力量。
五，共產體制又是歷史上最狂妄的一種能動體制
共產體制從精神上墮落後，體繫上也逐漸變得腐朽。狂熱分子已經沒有狂熱勁了，共產體制又是歷史上最狂妄的一種能動體制，它對人性索取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人一旦沒有了動力它就支付不起了。就像一個企業要求百分之百的市場佔有率，那麼它的維持成本就會非常高，長期的精神緊張又一無所獲僅僅是為了百分之百的市場佔有率。對於第一個開創事業的人不累就做到了，對於維持這個的人就非常難了。他願意和國際社會交易、願意對內鬆動，這樣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好處。如果將市場佔有率縮減到百分之八十，不僅費用可能會減一大半從而變得盈利，而且這樣做的統治者也能裡外買好。譬如說老毛干了個百分之百的共產集權政府佔有率，而老鄧就主動放棄一部分市場佔有率，就比老毛得人心，成了站在壞人頭上的好人。只有專制者覺得這個遊戲玩的沒意思的時候，才有可能發生變化。你說專制者了不起在哪兒，就是了不起在這個產業是他創建的。在道德上譴責專制締造者沒有任何意義，但是在道德上可以譴責江澤民、胡錦濤這些後任者，他們又不是打江山的，憑什麼搞專制？在道德上能夠譴責的時候，往往現實中已經有了自由了。所以說權力的演變首先是因為老一輩人會死掉，新一代上來想法不一樣就會有變化。老一代殺了那麼多人就不怕殺人了，新一代人沒有殺過人就不會輕易下手；老一代人不講理慣了，新一代人從小學習講理，哪怕是歪理。人性向善是天然存在的東西，人性惡也是天然存在的東西，如果說承認善惡的話，這個力量也會有變化。譬如說「善」是我們大夥公認的好事，這就造成「善」無標準化，可能老毛時代公認的「善」現在不認了。那麼哪一個更符合人性我們也無從判斷，當價值體系轉化的時候兩個價值是沒法通約的。實際上現在的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空白期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嚷嚷說「信仰危機」，現在誰還喊信仰危機？當時是舊的信仰沒有人認了所以喊。現在他們自己都放棄信仰了，那麼大家就信仰個人主義了。所以我說東歐的後極權社會還屬於信仰危機的後期，新的信仰還不是很普遍，習慣已經沒有意義了，可以按照個人主義來改造，實際上哈維爾也是預示了一種新的信仰的來臨，與虛擬集體主義對立的現實個人主義時代要來了。
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城市是個人主義興起的時代，也就是哈維爾說的後極權社會，那個時候的城市人還基本上靠國家生活。老毛死後老鄧上台就是中國後極權社會的開始，延續到1989年，其間已有13年時間。1989年來的15年的中國已不再是標準的後極權社會，而是後後極權社會了。
——轉自《北京之春》05年2月號(//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