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4日訊】啟動政治改革的時刻可能越來越近了，對此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探索。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現代政治文明。參照世界各國通例，現代政治文明的主體，無非是法治、三權分立、全民直選、聯邦制、軍隊國家化這些內容。但實施這些內容的時間早晚，實施的先後順序如何，將決定著國家的治亂興衰。

現在可能是啟動政治改革的最好時刻。因為眼下經濟改革成功已成定局，國內宏觀經濟運作良好，三農危機暫時得以緩解，民間力量與中共出現了初步的良性互動。這樣，中央便擁有了在變動中合理控制局勢的一定的精神資本，以及用經濟轉移支付化解階層利益紛爭的一定的物質資本。好日子不會永遠如此。過了這座山，後面的行程中充滿了險惡的黑森林。路走晚了，天色漸黑，辛苦數十年積累下來的資源，可能將拱手讓與他人享用。

政治改革不能採用「黨政分家」的舊辦法。事實證明，在全能政治體系中，黨與政是根本無法分開的。只有使黨根本轉型，由「全能黨」走向「選舉黨」，才是使中共在現代文明社會裏獲得新生的要訣。中共曾領導了偉大的「平等革命」和土地改革，領導了中國的軍事復興，現在又在領導經濟改革上為國家立下了大功，未來的多元政治框架裡，應該有中共的一席之地（在早期，可能份量還會比較重）。但前提是，必須承認並接受現代文明的基本理念，放棄全能地位，遵循法治規則，處理好歷史債務。「分化」和「西化」可能是貪官污吏的大敵，也可能是被「歷史包袱」壓垮了的偏執狂的大敵，但絕不是中共的大敵。將自古以來都存在的權力鬥爭文明化、法治化、公開化、多元化，是一條共贏的道路，黨內黨外，都是如此。

在保障人權的基礎上，維持中國的穩定，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人們能夠接受的政治改革是有序的政治改革。前蘇聯的政治改革歷程為我們提供了難得的經驗教訓。它致力的方向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在操作上的混亂卻使社會蒙受了災難性的代價：據估計，十幾年來，可能有100—200萬人口死於民主轉型的無序引發的各種災難（單純車臣地區即因戰亂損失了近40萬人口）。而新建的俄羅斯民主政體，又是一個法治不彰、制衡不力、國家權力壓倒了民間社會的相當不規範的民主政體。中國的政治改革必須避免陷入這樣的困境。誠然，政治改革是用現代文明方式克服各種危機和矛盾、營造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實施的先後順序不對，使穩定的社會失去均衡，將政局搞亂了套，那麼，中國底層民眾將最遭殃，有形、無形的生命損失，也將以百萬計！單為了這一點，我個人就堅決反對無序政改。

民主選舉的核心，是將政治權力的授權者，由上級，轉為選民。所以，不管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搞選舉，選舉每到一個層級，中央集權便要退出這個層級；選舉的結果，必然是中央集權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某種定義上的聯邦制的建立。聯邦制並不是某些外行人士所宣傳的」洪水猛獸「，美國經驗證明，在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的大國中，實行聯邦制有著特殊的政治優勢，將發揮出更大的政治效率（關於這一觀點，可參見政治學者劉海波所著《政體論的政治科學與當代中國政體分析》全文）。需要為此而精心策劃，巧妙設計。

在今日中國，存在著三套中央集權體系——政府，黨，軍隊，支撐著中國社會的穩定。在政治改革過程中，這三者絕對不能一次性同時撤退、全部讓位。鑒於全能政治體制業已運行了數十年，形成了某種物理和心理慣性，社會和行政系統對這種慣性事實上產生了一定的依賴，那麼，應該是政府，而不是黨，在撤除中央集權的進程中走在最前列。依靠黨的中央集權力量（這一中央集權力量應是受法治約束的，而應不是過去那種全能政治下對社會的全面而無邊的控制權，比如，輿論大權必須盡早放棄，讓渡給民間社會），可以擺平各級政府在放棄中央集權時引發的混亂。軍隊則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中央集權，軍隊之作為防止民族分離、種族仇殺、暴力衝突和內戰的最後依托，與軍隊之現代化、國家化進程，完全可以並行不悖（為了防止混亂，在政改的關鍵時刻，只能加強、而絕不能隨意裁減軍力，況且國家面臨的外部考驗和經濟利益全球化的局面，也需要適度加強軍力）。

民主選舉究竟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更好一些？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話題。從蘇聯的教訓來看（東歐國家是被迫的附從者，其面臨的軍隊、地方和民族危機不大嚴峻，不能作為中國的參照系），從上層開始大改，可能是動亂之道、覆滅之路。從一般心理角度分析，當政者可能更樂於從上層大改，這樣有利於他鞏固權力，擺脫派系政治和「集體領導」的牽制。但是，上層選舉將過早地加大省級人物的政治權重，其中的野心勃勃者與上層派系元老聯合起來，上下其手，極易使上層政治偏離經濟建設中心和有序政治改革軌道，而將主要精力耗費到各種政治紛爭之中。在前蘇聯，引發政治衝突、使政局走向破裂的，不是民間異議人士，而是葉利欽（俄羅斯共和國領導人）、克拉夫丘克（烏克蘭共和國領導人）、蘭斯貝吉斯（立陶宛共和國領導人）等，以及聯盟中央的利加喬夫（政治局第二號人物）、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等。

英國式的議會內閣制對於中共而言最便於操作，但似不是在中國建立高效民主政治之術。最高領導人全民直選對於中國來說要更好些，但需要多年過渡。在早期，即使先走了「全國議會自由選舉最高領導人」這一步（這時，它更多地是具有程序意義和象徵意義，並不能發揮民主政體的實質作用），也絕不能同時走「省級議會自由選舉省長」那一步。此時此刻，保持對省級行政長官的中央任命是必須的，如果不這樣做，將一步就使政府和黨的「中央集權」解體，使政治、經濟、社會運作立即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另外，在早期，全國議員和省級議員，即使完全是通過自由選舉而上任的，也是沒有多少政治經驗的、不大合格的政治人物，對於擔負起立法、掌管財權、監督政府的重任，他們還有一個學習和嚐試的過程。這就使議員除了在參與「黨派操縱」或「街頭政治」方面大有作為外，在正常的建設性工作中幾近虛置。而民主選舉必然打開「潘多拉魔盒」，種種撲面而來的危機，是不允許驟得大權者缺位，或者濫交學費的。

一般而言，上層小改，下層大改，逐級向上推進，可能是比較穩妥的政治改革線路。而在推進這一線路之前，必須首先確立法治在民主政治中的優先地位。這應是中央在政治改革中的工作重心之一。法律條文訂立、模擬檢驗確認已具操作可行性，須走在前；選舉，須走在後。比如，選舉由鄉級到了縣級，民選的縣長不服從中央集權任命的地（市）級行政首腦的制定的政策，那麼，地（市）級行政首腦將通過司法訴訟，將縣長告上法庭，由司法機構作出最後裁決——自然，過渡時期這樣不同層級、不同權力來源的政府之間的法律關係，必須事先在「臨時法」中設計好，為此，先實驗再總結，幾個社會化的班子競爭立法方案，然後提交社會討論，都應走在前面。再比如，在縣長或地（市）級行政首腦選舉中，某一候選人提出了「民族分離」的口號（更不用說政綱了），那麼，監控著選舉局勢的更高一級的政府（省、中央）應立即主導發起司法訴訟，在司法機關最快起訴當事人，取消其選舉資格，由司法機關將其繩之以法；在候選人當選、掌控了本地大權後，任何時候有同樣的事發生，都應在第一時間內啟動相應的司法處置程序。這次俄羅斯北奧塞梯人質事件災難性的結局告訴我們，在民主選舉進程中，一天也不能讓民族分離勢力掌握一地政權、給他們機會利用行政權力壯大軍力。當然，只要軍隊和武警系統永遠實行中央集權，地方無從插手軍警事務，即使暗藏著的民族分離分子，也沒有機會利用行政權力壯大軍力。

如果法治不立，立而不行，那麼，秩序遲早將會被破壞（所謂「無法無天」是也），「方向正確」且「好心好意」的政治改革將走向「惡」的政治改革。

蘇聯解體和俄羅斯車臣戰爭的教訓很多，不在本文考察範圍之內。但還有一條，須提請注意，那就是——必須防止「絕對和平主義」思潮上升到最高權力層面（在民間，它自有其存在權利和多元化中的獨立價值），用其片面的善意、極端的思維、不負責任的試驗，鑄下不可逆轉的大錯，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自古以來，政治性的善意，都必須是在實力掌控下進行的。建立在全民共識之上的法律底線（如統一）絕不允許遭受挑戰和試探，一天都不允許，一次都不允許。在政治操作層面，人權保障與實力後盾之間必須維持著某種均衡。在轉型的中間階段，在法治尚未自動發揮主控作用、建立起強大的運行慣性之時，尤其需要注意維繫這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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