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David Isenberg2月18日報導/日本應美國的要求破釜沈舟，二戰後首次向戰區派遣了多達1千名武裝部隊參與伊拉克的戰後佔領。據此，有人或許以為美日傳統軍事同盟堅如磐石。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如此。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戰略研究所的威廉· 拉普中校在上個月發表的一篇專論中說：“日本目前正在從根本上重新檢討其安全政策和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這將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日本內部很多人認為傳統的安全政策工具已經不合時宜和軟弱無力。”

拉普中校認為，美日當前因在朝鮮、中國和反恐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而加強了同盟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未來20年中這種同盟關係會變得更緊密。他寫道：“儘管雙邊關係因日本支持美國領導的第二次海灣戰爭而處於戰後幾十年來的最好時期，但由此而產生的樂觀情緒掩蓋了未來數十年兩國間可能出現的利益分歧。未來將會面臨艱難的選擇，需要做出妥協。”這些利益分歧包括雙方對國際機構的角色、維和行動中的責任分擔、軍力的作用以及中國的前途的認識的不同。

有兩個主要因素促使日本改變與美國的同盟方式。第一，日本認為自身所處的安全環境今非昔比，不進行改變就不足以維護自身安全；第二，日本日益希望在自由和多邊環境中塑造自己的未來。但為了在此過程中獲得真正的發言權，它必須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即積極參與維和行動而不只是開支票。

美國必須與日本分享權力

日本做出必要的調整並不意味著美日之間需要締結新條約，但美國的確需要在決策和權力分享方面做出更多的讓步。具體來說，美國需要在軍事基地、安全結構和決策權方面向日本做出讓步，以換取它在同盟中接受新角色，承擔新任務和風險。

就美日同盟而言，拉普認為美國有三個選擇：

第一，通過維持日本對美國的依賴關係和在非實質性問題上向後者做出一些讓步，盡可能長地維持當前美日之間不對稱的權力結構－美國處於主導地位，日本處於從屬地位。

第二，馬上將大量權力移交給日本，撤出在沖繩島的美軍基地，在西太平洋建立替代基地。

第三，取中庸之道，走中間路線。中間路線通常都是最可取的方法。

為什么美國當前在熱衷於單邊主義的情況下要走中間路線呢？拉普寫道：“歷史表明，沒有哪個霸權國家能永遠保持壓倒性的優勢。當美國在世界範圍內促進民主化、自由貿易、安全和人權的同時，其物力、人力和士氣的消耗也越來越大。”

對日本來說，進行大量的修法工作是必須的，以便能對危機做出迅速反應和向海外派遣自衛隊。進行這樣的改革可能需要日本修改1946年制定的憲法和“吉田主義”－戰後自民黨的執政方針，即在安全和國際政治方面追隨美國，與此同時利用日本得到良好訓練的工人集中資源發展經濟。

日本向海外派兵在所難免

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日本已經克服了憲法對集體自衛的限制。日本已在印度洋部署了一艘“宙斯盾”級驅逐艦，而且利用空中預警機在日本海上空為美軍RC－ 135偵察機提供安全保護。事實上，日本內閣司法局在2003年1月宣稱，如果日本軍隊對北韓導彈基地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那將是合法的行動。

拉普指出，美日1960年制定的安全結構和準則（直到1997年才被修訂為《新防衛合作指標》）使日美無法有效對付企圖改變亞太現狀的國家－如中國，一直致力於改變台海現狀，統一臺灣。儘管《新防衛合作指標》將防衛的地理範圍擴大到日本周邊地區，但實際界限仍然十分模糊，特別是在1999年日本國會將措辭改為向“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地區”派兵後。

日本當前的軍事和應變能力不足以應付21世紀的地區威脅。在發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的情況下，日本的應變決策能力、情報搜集能力和分析評估能力都很欠缺。儘管9· 11後美國採取了一些重大措施－仍不足夠，美日同盟當前所遵循的一些原則仍是雙方在日本周邊以外地區進行及時有效合作的障礙。(//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