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二戰期間，很多德國人擁護 希特勒，他們入納粹黨，當秘密警察，當黨衛軍，抓猶太人……，而當歷史翻開新的一頁，當他們的孩子長大，孩子也許會問他們：「父親啊，希特勒在台上的時候，你在做什麼？」,這時,這些德國人如何回答？他們是怎樣的恥辱啊.

同樣,文化大革命結束,當我們的後代問起我們,在那個不義的年代,你做了什麼?是幫兇,是旁觀,還是反抗過?我們怎樣回答?每逢想到這些,我又是怎樣的恥辱.因為我儘管心懷正義,卻因害怕而旁觀別人的苦難,忍受著對我,對我的父親的侮辱和欺凌。

記得我小的時候就曾問過父親，抗戰時期你做過什麼？父親回答，我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大學畢業，我在家閑居，日本人找我出面搞地方上的維持會，我虛為應付，當晚即逃至西安，有一段時間幾乎要飯，……儘管他敘述的很平靜，我想像著那個年代，卻感到父親的光榮——最少他交出了一份還算合格的答卷。

如果我們生在一個不義的年代,看來反抗是我們唯一的宿命,為了不一生嘴嚼自己的恥辱,為了不一生面對自己內心的責問.

同樣,生活在現在,面對周圍遍地的不義,我們是忍受,是抗爭,不僅是現在的問題,而且是將來的問題.將來,我們將怎麼對後代言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