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26日讯】二战期间，很多德国人拥护 希特勒，他们入纳粹党，当秘密警察，当党卫军，抓犹太人……，而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当他们的孩子长大，孩子也许会问他们：“父亲啊，希特勒在台上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这时,这些德国人如何回答？他们是怎样的耻辱啊.

同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我们的后代问起我们,在那个不义的年代,你做了什么?是帮凶,是旁观,还是反抗过?我们怎样回答?每逢想到这些,我又是怎样的耻辱.因为我尽管心怀正义,却因害怕而旁观别人的苦难,忍受着对我,对我的父亲的侮辱和欺凌。

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曾问过父亲，抗战时期你做过什么？父亲回答，我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大学毕业，我在家闲居，日本人找我出面搞地方上的维持会，我虚为应付，当晚即逃至西安，有一段时间几乎要饭，……尽管他叙述的很平静，我想像着那个年代，却感到父亲的光荣——最少他交出了一份还算合格的答卷。

如果我们生在一个不义的年代,看来反抗是我们唯一的宿命,为了不一生嘴嚼自己的耻辱,为了不一生面对自己内心的责问.

同样,生活在现在,面对周围遍地的不义,我们是忍受,是抗争,不仅是现在的问题,而且是将来的问题.将来,我们将怎么对后代言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