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5日訊】說起鄭恩寵，在司法局可是有名的人物。對他，司法局查過四次。

幾位當年主查過鄭恩寵的司法局懲戒科官員，再現了當時的情景：在一次信訪辦與各區區長聯席會議上，五位區長曾一致提出，為什麼上訪群眾這麼多，是和鄭恩寵的誤導有關。於是，司法局懲戒科分二十人次對鄭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是上訪，特別是進京上訪的人，無一與鄭恩寵有關。經過前後四次調查，結論是鄭恩寵沒有問題。當年的主管官員稱：“司法局當時有兩種觀點，但有一點是統一的，只要發現鄭有一點問題，就嚴懲，結果抓不住他一點問題。相反，在調查中我們認為，象鄭恩寵這樣無私地為老百姓辯護的律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司法局對這樣的律師應當保護。”當時盧灣區的一場拆遷官司，區裡錄了相作為“罪證”送到市司法局。“法庭上，鄭恩寵言辭激烈是有的，但說是煽動群眾則是太拔高了，當時我們看了錄相帶，的確有四十多個群眾鼓掌，但沒有違紀的地方。”

對鄭恩寵專打拆遷官司的勁頭，他印象深刻：“當時的司法局領導，還是頂住壓力保護他的，並曾經安排他上大中型項目招投標培訓班，試圖讓他轉轉方向，但也許打拆遷打出名了，鄭到最後還是主攻拆遷。後來虹口區以曲解法律懲戒他半年，我們調查下來沒啥問題，就讓他提前結束了。”

一位曾與鄭同時出庭的律師認為，“鄭恩寵比較重視庭辯效果，往往忽視社會效果，但行政官司就是與政府抗辯，往往給別人不給政府面子的感覺。”

在老百姓當中，他們則認為鄭是敢為他們說話的。一位為拆遷哭瞎了雙眼的老太太何蘋，在記者面前提起鄭，聲音發抖：“我們是窮人，別的律師要收我們一萬元律師費，他只收五百。別的律師總是喝酒請客、住賓館，鄭恩寵中午三個人分吃一大碗麵條，為我們省錢，不住賓館住在我們侄子家。中午自己買礦泉水，一些幹點。這樣的律師哪找。”她跺著盲杖說。

拆遷戶王明清，至今記得找到鄭律師的情況。為自家的房產官司，在三天內他們找了二十多個律師，其中有上海的名律師。他們都拒絕代理，不是說“打也行，不打也行，打了也白打”，就是說“壓力太大，還要多幹幾年”。在訴訟到期的前一天，他們通過人大找到了鄭。鄭恩寵二話沒說，當天下午寫狀子，當天上交，第二天受理，忙到了天黑。
　　
每當鄭恩寵開庭，拆遷戶奔相走告，結隊前往。而鄭的庭辯不留情面，滔滔不絕。一旦點穿開發公司不合法處，老百姓往往不自由主發出“啊，原來是這樣”的驚嘆。一位常常觀看鄭律師出庭的王先生證實：“的確，在鄭恩寵出現的法庭上，七八次，總有兩次老百姓忍不住要鼓掌，因為他講出了我們心裡話，這掌聲也代表了老百姓對法律的信心。”

一位在法庭上鼓了掌的拆遷戶說：“老鄭在法庭上說話很響亮 ，一連串逼問讓對方很臉紅，許多打行政的律師在法庭上往往變了樣，聲音輕輕的，不敢辯。一個小律師跟我說：打行政官司，我們只敢走過場，如果真的認真辯，我的律師證就危險了。”

在上海這個被專家稱為行政主導的城市，行政機關在行政官司中敗訴率極低。以浦東新區2001年為例，行政機關敗訴率僅為8.6%，遠低於全國平均水準的26.3%。而在上海行政官司中，70%是動拆遷官司。在上海這樣一個國際化城市，行政訴訟遠沒有成為解決行政爭議與監督的主要渠道。在這樣的情況下，鄭恩寵的拆遷官司，由於為老百姓賣力辦案，在法庭上勝訴率就達30%，不免被有些官員視為異類。但有趣的是，司法局、法院官員，甚至在法庭上的對手，紛紛找鄭恩寵為他們的親戚打拆遷官司。

在部分官員看來，只要把鄭恩寵解決了，上訪的群眾會少許多。而實際上，鄭在工作中起了減壓閥的作用。吳秩群老夫婦說：“我們家住北京，到北京上訪是很容易的。但是老鄭對我們說要相信法律，要相信法官大部分是好的。所以我們案子拖了五、六年，從不上訪。”

徐桄甫老人說：“鄭幫我搞行政復議，結果撤消區房地局裁決，市政府撤消靜安區限遷決定。但至今，我只拿到這兩個法律上的白條，鄭一再勸阻我不要上訪。”

多倫路歷史文化名人街99號，祖傳百年私房、年近90歲的產權人說：“我們的房屋以市政拓路為名，被強遷至今有5年了，但房屋至今沒拆。虹口區裝修一下，借給人家10萬元開公司。鄭一再勸阻我們不要上訪，而我們虹口區許多人到北京上訪，問題就解決了。有的多分一套房子；有的多拿幾十萬；政府主管部門不讓律師為我們打官司，客觀上造成老百姓只有到京上訪，才有人關心我們。”

鄭恩寵認為：“凡是肯打官司的老百姓都是相信法律的，否則不會打官司，起碼在打官司期間，他們不會上訪。”“我不想為自己辯解，但有一點，一個律師的本事，是在法庭上，而不是在人民廣場。如果我鼓動老百姓上訪，我賺什麼錢？”

鄭認為：“政府的政績，開發商的利益，老百姓的安居樂業，是個三角關係，相互依存，又相互有衝突。但只要法律渠道通暢，互相利益會達到平衡。而在目前的司法體系下，如果把這一渠道堵上，會逼著老百姓走上訪的路，而上訪不是一條正常的法治路線。一旦老百姓覺得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更多的人會放棄法律途徑。”

在鄭恩寵被停業後，上海上訪的拆遷戶越來越多，一些原來想司法解決的老百姓也對記者說：“實在不行，我也只有到北京上訪了。”而一些百姓在找不到律師的情況下自己出庭，結果出現了動遷戶當庭質問法官，場面一片混亂。

一位八十七歲的隨軍南下的老人王兆興，在病榻上給上海市人民政府柴俊勇副秘書長寫信。“當我的案子進一步需要鄭律師幫助時，上海市司法局個別領導，卻通知有關區司法局不準該律師執業。現在本市和外地有不少人到我家串聯，動員我上訪，但我作為中共50年老黨員，我不理解上海司法局的做法，不讓共產黨培養的律師為我老人服務，難道要我及家人走投無路向政府信訪嗎？” “在此我大聲疾呼，人民律師為人民，人民律師不是為壞人、為官商、奸商。上海市司法局是人民的司法局，是共產黨的司法局，請柴副秘書長在百忙中，關心此事。”

一天晚上，柴俊勇副秘書長打通了老人的電話，表示“這樣的律師，我們不會讓他執不了業的。”

在採訪中，記者發現了一些奇怪的現象。一些司法局前官員，接到了某位領導的電話：“司法局的一些老同志說話要謹慎些。”而一位事務所主任對記者發火了：“鄭恩寵要記者採訪我是害我，你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一些法官一聽記者調查鄭恩寵，一聲“到此為止”，便挂了電話。

一位律師點明瞭鄭恩寵與司法局官員糟糕的人際關係，“鄭恩寵是個凡事都較真的人。作為律師最重要的是保護自己，他偏偏不懂這一點。例如，他向市財政局告司法局違反收支兩條線，每年非法收取2000萬律師註冊費。結果收費被停止了，他也得罪了司法局。”

一位行政法專家認為，“鄭的遭遇是普遍的，律師註冊轉所應當是備案制，司法局無權卡。如果政府用這種方式無故處理律師，律師如何為行政官司辯護？”

鄭恩寵成了上海法律界的試金石。
　　　　　　
而另一些官員在支持鄭恩寵時，也指出：“鄭恩寵身上有明確的缺點，那就是認理，不顧現實。中國的拆遷是複雜的，有種種問題；中國的法治路徑，也是漫長的過程。老鄭卻急於求成，引起各方的不滿。”

在上海恐怕在全國，都有個普遍情況－拆遷有法不依。上海屬於一級政府兩級管理，按拆遷法的規定，發拆遷許可證必須有規劃用地許可證與建設用地許可證。為了加快城市建設力度，各區紛紛避開規劃，直接發放拆遷許可證，用事後補辦或文件的方式彌補，目前兩證齊全的動遷項目少之又少。一位大開發商告訴記者，“規劃許可證很難搞，一般繞過去。為了吸引我們，區政府現在只要簽協議就能拿土地證，不用先交錢。當然這個土地證是空的，在銀行不值一分錢，只有拆遷費到帳，比如到五億，這土地證就值五億。至於土地出讓金，是要等房子賣掉後再補。這樣搞地產只要投一個拆遷費就行了。”

這已成各區不言而喻的事情。只要發展起來，一切好辦，這樣必定有各種違法的漏洞，在各區看來這是發展中的小問題。而鄭恩寵偏偏小題大做，令人惱火。司法局一位官員回憶。當時一位區長說：“如果要抓，當然一抓一個準，哪個項目沒毛病？如果鄭恩寵這樣搞，我們還怎麼上項目，還怎麼發展？怎樣吸引投資。” 一位官員一句中的：“拆遷中，大家都不講臺面上的規則了，只講潛規則。而他鄭恩寵還要講臺上的，而老百姓還信他的，這不是給政府找麻煩嘛，難怪人家說他煸動群眾呢。”

是不是鄭恩寵特別不開竅呢？鄭恩寵顯然也有支持其“為民請命”的理論依據。他認為拆遷問題最深層的根源是，“一個區長，不管三年五年，一定要創造政績。管你有錢沒錢，開發商你給我上。拆掉，沒錢你給我借，給我混。這不是城市改造，用學者的話說，這是建設性的破壞。” “個別開發商利用政府官員求績心切，在炒地皮，必然影響老百姓利益，影響房屋質量。從動遷開始，已欠下大量的錢。所以單從動遷考慮問題，解決不了這個矛盾。”

目前，一旦拆遷不用兩證，開發商超規模佔地皮超過了自己的能力現象會出現。例如，這個地區動遷需2000萬，實際只有500萬。他動遷第一戶居民，拿了一萬元，拿這一萬元安置第二戶居民，再向銀行借點，滾動開發。銀行政企不分，只好違心地借錢。地皮弄好了，建大樓了，工程費待支。如需要1億人民幣，他就要工程待支，一般是待支40%，4000萬，逼得工程隊逼良為娼。這些建築商，到處讓水泥鋼材廠先供貨後給錢，造成房地產三角債，造成外地民工年終拿不到工錢， 包工頭叫苦連天。大樓還沒建完就在預售，甚至打完地基就預售，造成房屋蓋好後，大量的房子拿不到產權證。欠了銀行的錢，欠了國家配套費，欠了土地出讓金。入住的90%拿不到產權證，最快的也要兩年以內，長年拿不到的估計15%左右。

鄭恩寵認為無視法規的拆遷必然導致泡沫，此時不僅老百姓利益無法保障，整個城市的經濟會被損害。鄭恩寵認為拆遷本來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不知何時變成了個怪胎，政企不分，使城市仍用計劃經濟的一套，對老百姓進行補償。大量的假綠地、假市政動遷，正是在這個土壤中生存。而大量老百姓被迫放棄沿街的糊口生意，被趕到城市邊緣，得到房子，失去了就業機會；高樓層起時，破壞了城市的自然經濟生態；而公安不正確的介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利。

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改造，都必須考慮各階層的綜合利益。例如，香港中心區，底樓是招車點，二樓飯店，頂層是平民住宅。否則，所謂的發展，只能是集體的城市空心化和毀滅。

在一篇論文中，鄭恩寵大聲呼籲：宋慶齡在臨終信中說：“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幹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做的努力將告失敗！任何集體利益必須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和選擇。”

如果土地升值的成果，一夜之間成為開發商的利益、政府主管部門少數人的政績，而無視於幾代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勞動和文化成果，無視於公民的權利，堅持殖民“掠奪式”的發展模式，那麼歷史是最好的檢查官…

鄭恩寵堅持認為，這正是他在目前無力改變大勢時，只能通過一個個案子為老百姓爭取利益的原因。如果沒有自己這樣的角色，沉默的大多數將永遠沉默。
　　　　　　
在採訪中，記者對發生的鄭恩寵的各個傳言進行核實：

一種說法是鄭恩寵與別人打架，結果卻是鄭所在的事務所一位姓鄭的主任，因利益分配與律師打架，與鄭恩寵無關。另一種說法是，鄭私刻公章，帳目不清，被處分了。記者找到了主辦此事的前司法局官員，他證明“當時核查後，沒有依據，也就沒有任何處分”。還有一種說法是鄭賴在信訪辦，被打了110後才架走。

記者核實後，鄭恩寵只有一次進過信訪辦，那是被請上主席臺，對上訪戶講政策，那是因為鄭恩寵在動遷戶中威信較高。而實際上，由於鄭在上海百姓中的威望，曾被閘北區政府邀請向全區二百名拆遷工作人員，講授拆遷中的法律問題。在上海保護建築如何處理公共利益與私利聽證會上，鄭恩寵的書面意見，據出席聽證的老百姓應福特講述，對政策制定起了積極作用。

鄭恩寵對記者悲憤地說：“這此謠言到底是誰造的！”

8月30日，記者採訪了代表司法局的前律管處處長朱寶麒。朱否認鄭恩寵的停業與拆遷有關，並給出了一個新鮮的說法，即鄭恩寵經歷了如此多的麻煩，僅因為一個技術問題：“當時鄭恩寵與A所解除勞動合同後，與B所簽定合同相隔了14天，因此不屬於轉所，而是停業了。所以我們不批他轉所，他只要重新申請執業證就可以了。”

當記者問他：“為什麼法院判決從未提及這點，為什麼上海幾百名律師在轉所時都有這個時間間隔，而鄭恩寵以前轉所都有一個月，甚至半年間隔？”一位副處長說：“十隻老鼠，前九隻偷了東西，沒被發現，最後一隻被發現了”，並稱依據是8月2日司法部的批復。然而記者並未在律師執業證管理辦法中發現任何時間的條款。
　　
記者問8月2日批復是否適用3月的事件？去年10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佈了取消521項審批制度，其中就包括對律師轉所工作的審批。朱稱這就要看對法律的理解了。 何博士認為：“這讓我感到惱怒，上海市司法局並沒有以應有的公正態度對待事情，而是竭力維護與粉飾不那麼正確的決定。”一位上海律師對記者稱：“胡說八道，轉所怎麼可能沒有間隔期呢？每個律師轉所都會有幾天、一個月間隔，偏偏抓住鄭恩寵。”

下面是記者與朱寶麒的對話：

朱寶麒：“他們那個所發生過互相毆打，私刻公章，受了處分。”

記者：“鄭恩寵參加了嗎？”

朱：“這個嘛……要再查查檔案。”

記者：“我能否看一下檔案？”

朱：“這個，檔案室沒有人，我會傳給你們。”至今我們仍未收到任何傳真件。

記者：“鄭恩寵是否在法庭上煸動群眾，是否煽動群眾上訪？”

朱寶麒：“我看肯定有……還沒有找到證據。”

記者：“那麼是否有書面報告，誰反映的？”

朱寶麒：“這倒還沒有，只是口頭的。”

9月4日上午，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新處長李海歌，這位曾同情、為鄭恩寵講過公道話的前任市律協秘書長，受繆曉寶局長的委託，告知繆局長要鄭在家再靜養半年，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你，半年中不要和記者接觸，把告司法局的案子全撤了，屆時考慮將律師證給你。
　　　　　　
在發稿時，鄭又一次打來電話，他的一位女學生，平時說話細聲細氣，被鄭恩寵說成“象蚊子一樣”，在一次拆遷官司出庭後，又被區司法局說成煽動群眾。

（注：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接受採訪的上海律師與學者和官員，不願在文中透露姓名，我們尊重他們的意圖。）

資料來源：北國之春『天涯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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