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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19日訊】1、李慎之的深刻反思

在現今七十歲以上、自早年即參加共産革命的老一代知識份子中，李慎之無疑是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謂代表性，意義有二：一、李慎之的個人經歷在同代人中具有相當的典型性。二、李慎之對他的個人經歷、從而也就是對他那一代人的共同經歷具有相當深刻的反思。
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一樣，中共也是由一批知識份子創立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不少激進的知識青年加入了共產黨。不過隨著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和八一南昌兵變失敗，中共上山打游擊，立足農村建立紅色根據地，知識份子加入共產黨的就很少了。在這段時期，中共主要是靠吸收大量農民來壯大自己的組織。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又有許多“國統區”的青年知識份子加入共產黨，其中不少人直接去了延安。

建黨初期的那批知識份子，除去死掉、叛逃和被清洗的以外，四九年後大都成了“党和國家領導人”。人們不再稱他們爲“知識份子幹部”或“黨內知識份子”。四九年後被人們稱爲“知識份子幹部”或“黨內知識份子”的，主要是指在抗戰期間加入共產黨的那批知識份子。這批知識份子爲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們在黨內始終不曾占據過主導性地位。李慎之便屬于這批知識份子。

中共建政後，政治運動不斷，從反右到文革，到反自由化。一批又一批黨內知識份子先後遭到整肅。這表明，在這一類知識份子中，確有不少人是和共產黨的那一套同床异夢，貌合神離。由于他們原先在黨內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們的“自由化”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很大。由此就引出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既然他們腦子裏有根深蒂固的“自由化”思想，當初爲什麽要自願選擇加入共產黨呢？比他們年輕的知識份子成長在共產黨一統天下，既沒有可供選擇的不同物件，也沒有自主選擇的空間，故另當別論。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因爲當年的中共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他們是因爲追求自由民主因此加入中共的。國內學者笑蜀先生編輯《《歷史的先聲》一書，收錄了從1940年到1946年中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社論、社評以及中共領袖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講話文章共九十餘篇，內容都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要求保障人權、實行民主的。如此看來，當年一批熱血青年傾心于共產黨，實不爲怪。

不過上述解釋仍有缺陷。因爲在當年，不獨共產黨大講自由民主，其他許多黨派也都大講自由民主，李慎之們爲何單單選中共產黨呢？畢竟，共產黨姓“共”，一個人要加入共產黨，必定要有對共産主義理論和實踐的認同。再說，從延安到北京，中共在自己權力所及之處，從未實行過自由民主，照說李慎之們早就該反出朝歌了，爲何還苦苦追隨，甚至在自己遭到排斥打擊後還矢志不移，未能及早回頭呢？

不久前，我讀到李慎之先生爲《歷史的先聲》香港版所寫序言“革命壓倒民主”(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四期)。這是迄今爲止我讀過的對老一代共產黨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最深刻的反思。我認爲，在李慎之的作品中，這篇文章的價值還在那篇膾炙人口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之上。韋君宜的《思痛錄》偏重于事實的回顧，較少理論的剖析，其價值在另一方面。

2、“救亡壓倒啓蒙”一說不符合事實

聽一位朋友講，李慎之曾半開玩笑地說，他是“中國第一右派”。第一右派者，第一真右派也。
衆所周知，五七年一場反右運動，把五十多萬人打成了右派，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其實幷不是右派，既不反黨也不反社會主義。真正名副其實的右派屈指可數。李慎之說，他大概是這五十多萬人中間覺悟得最早的了，故自稱“第一右派”。不過後來李慎之讀到顧准，自認不如，于是改稱自己是“第二右派”。(說起右派中的右派，我還想起楊小凱《牛鬼蛇神錄》裏的劉鳳祥。此人的思想當不在顧准之下。)

李慎之這篇文章的題目“革命壓倒民主”，一望而知是從李澤厚那個著名觀點“救亡壓倒啓蒙”脫化而來。無獨有偶，王若水去世前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整風壓倒啓蒙：‘五四精神’與‘党文化’的碰撞”，也有針對“救亡壓倒啓蒙”觀點之意。

順便一提，過去，我們都以爲“救亡壓倒啓蒙”這個觀點首先是李澤厚提出來的。一九八六年，李澤厚在《走向未來》創刊號發表文章“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提出“救亡壓倒啓蒙”的觀點。不過，據王若水在“整風壓倒啓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裏所說，“最早提出‘革命壓倒啓蒙’和‘救亡壓倒啓蒙’觀點的其實是美國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該文注釋中，王若水對此還有進一步說明。按下不表。

且不論“救亡壓倒啓蒙”一說是由何人提出，這個觀點確實産生過很大影響。李慎之說，原先，“我也曾以爲此說近乎情理”；可是讀完《歷史的先聲》後“却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因爲收在這本書裏的文章，從毛澤東的正式講話起，幾乎都强調“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强調“民主是抗戰的保證”。共產黨方面是如此，國民黨方面好歹接受了共產黨的意見實行國共合作，“八年抗戰使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類似于兩党幷立的局面，人民言論自由的空間也有了相當的擴大(主要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可見在當年，救亡非但不曾壓倒啓蒙，相反，救亡倒促進了啓蒙。

我以前也對“救亡壓倒啓蒙”一說提出過批評。首先，我認爲救亡壓倒啓蒙一說不符合事實。在中國現代史上，與其說是救亡壓倒啓蒙，不如說是救亡推動啓蒙。在中國現代史上，救亡曾多次成爲啓蒙的催化劑，甲午戰敗刺激出了戊戌變法；八國聯軍逼出了預備立憲；五四運動的直接誘因是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日軍侵華則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如此等等。

其次，按照救亡壓倒啓蒙一說，當救亡任務大功告成，啓蒙就該名正言順地提上日程。然而事實是，在四九年“新中國”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之後，中國非但沒有變得更自由更民主，相反，倒是變得更集權更專制。僅此兩點，便可駁倒所謂“救亡壓倒啓蒙”。

那麽，何以如此呢？道理幷不複雜。因爲中國是堂堂大國，理當强盛，不該貧弱。如果中國竟然讓外國打得割地賠款，國土淪陷，喪權辱國，那很容易被解釋爲政府的無能或制度的落後，因此，體制內外，朝野上下，都會疾呼改革，而當政者則處境尷尬，很難拒絕。講到抗戰期間的中共。在當時，中共豈止是“在野”，中共是“非法”。它自然會利用一切機會爭得自己的合法存在。既然民主就意味著寬容异己，中共焉能不向國民政府要求民主？是的，戰爭期間，要結束黨爭，一致對外，但對于中共而言，這就意味著要國民政府結束對共產黨的打壓，共赴國難。如此說來，中共在抗戰期間大唱民主高調也就不足爲怪了。

3、不僅僅是不懂民主

中共在抗戰期間幷不曾以國難當頭爲理由而主張限制人權暫停民主，反而主張擴大民主，加强民主。這僅僅是一種策略或權謀嗎？它是不是一場蓄意的騙局呢？大批左傾青年爲中共這些口號所吸引投身中共，是不是上當受騙呢？李慎之認爲事情幷不如此簡單。關鍵在于，在當時，“中國人從根本上說不懂得什麽叫民主，特別是作爲制度的民主”。作爲一個口號，民主很時髦，但真正理解其意義的却寥寥無幾。

我這裏要補充的是，若僅僅是不懂民主，那倒好了。後進國家的優勢是有現成的榜樣可以遵循。如果國人能老老實實向西方學習，依樣畫葫蘆，雖不中，亦不遠矣。當年印度真懂民主的人又能有多少呢？

指出這一點或許不是多餘。譬如八九民運，有人說，即使八九民運取得成功，中國仍然不會真正走向民主，因爲參與和同情民運的人雖多，但其中真正懂得民主的却很少。我認爲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脚的。亞洲的蒙古，歐洲的阿爾巴尼亞在民主轉型時，想來也不會有多少人對民主有精深系統的瞭解。轉型之初的蒙古和阿爾巴尼亞，既無市場經濟，又無中產階級，既無富于經驗的反對派組織，又無略具規模的市民社會；總之，某些學者所謂實行民主的諸要素諸前提，蒙古和阿爾巴尼亞不是空白就是稀缺，然而，蒙古和阿爾巴尼亞都成功地實現了民主轉型。由此可見，一般人在討論民主的社會條件或前提時是多麽容易陷入淺嘗輒止的片面與武斷。

當年中國的問題在于，許多中國人還不只是對民主不够瞭解，而是有嚴重的誤解。許多人自以爲高明，對西方的民主還很是看不上。連孫中山都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壓迫平民之工具”。更不用說一般左傾青年了。中共創建人陳獨秀早在一九二零年就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力言民主的階級性，批判現有的民主只不過是資本家階級“拿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鼓吹社會主義民主，鼓吹無產階級民主。如李慎之言：“此後中國所有左派的民主觀都受他的影響，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

左傾青年既然接受了無產階級民主這一概念，順理成章地，他們也就把蘇聯當作了民主的樣板。同樣順理成章的是，左傾青年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當作了民主聖地。李慎之寫道，在當年的左傾青年看來，“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實行的已經是新民主主義了，那裏已經屬于要把民主推向全中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了，還有什麽理由要求民主呢？民主的要求主要是對尚未解放的中國其他地方的，也就是蔣管區和日占區的”。

這樣，到了一九四九年，隨著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極權統治由此確立，然而在左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實現–當然，是“延安式的民主”。在這裏，我們責備共產黨食言，背弃了民主的承諾，其實未必準確。因爲共產黨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話語”(New Speak)徹底顛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產黨兌現了它許諾的“民主”，而它許諾的“民主”實際上就是徹底的極權。

記得五十年代初期，冷戰剛拉開序幕，西方國家自稱“自由世界”，共産國家則自稱“民主陣營”。許多共産國家甚至刻意地在自己的國號里加進“民主”二字。事實上，凡是在國號上寫有“民主”二字的都是共産國家(也就是說，都是最不民主、最反民主的國家)。譬如，當年的東德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北朝鮮叫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在今天看來是莫大的諷刺，可是在當年，在一般左派的心目中却深信不疑。

4、中共的兩套綱領與兩套語言

可是，《歷史的先聲》這本書畢竟與衆不同，因爲它所收錄的那些文章，不但大力鼓吹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前面從不加上“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它所鼓吹的民主，正是被共產黨自己反復批判的所謂“一般民主”、“超階級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其中不少文章甚至明確地把英美視爲民主的範例，頻頻引用林肯和羅斯福的語錄。單看《歷史的先聲》，今天的讀者很難相信那些文章竟是出自共產黨的領導人和機關報。無怪乎這本書在兩年前國內出版不久就遭到當局查封，好象一個負心漢見到別人翻出當年的海誓山盟惱羞成怒。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中共後來背叛了當年莊嚴的承諾，但問題還不如此單純。這裏涉及到中共的兩套綱領和兩套語言。

所謂兩套綱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公開聲明：“誰人不知，關于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爲整個共産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根據這兩套綱領，共產黨可以心安理得地今天做一套，明天做另一套–與時俱進嘛。

李慎之寫道：“那時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也分不清什麽最高最低，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黨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爲爭取實現民主憲政、組織聯合政府而努力時，我們擁護；當談判破裂、政協失敗，中央一再傳達說‘國民黨不肯跟我們搞聯合政府，我們就單獨打天下，省得拖泥帶水’，我們也擁護。”在民主問題上是如此，在其他問題上也是如此。例如在土地問題上，頭天共產黨把土地分給農民，第二天又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拿走搞集體化公社化，他們幷不覺得這是出爾反爾是翻雲複雨是欺騙背叛。他們認爲這是革命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相結合，這是從最低綱領過渡到最高綱領。

關于兩套語言。共產黨歷來有兩套語言，一套對內語言，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是用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邏輯，說服、教育和灌輸自己的主張。另一套對外語言，即統戰語言。這套語言很少共産主義意識形態色彩，而是儘量借用對方的概念和對方的邏輯，說服和誘使對方接受自己的主張。

《歷史的先聲》一書共收入九十一篇文章，其中只有十四篇是取自當年延安的《解放日報》，其餘主要取自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這就是說，當年中共大力鼓吹自由民主的那些文章，主要是在“國統區”發表的，是寫給那些在共產黨權力控制之外的人看的，所以它儘量使用第二套語言即統戰語言。

對中共而言，使用統戰語言乃是權宜之計，是爲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降格以求。因此，不論他們在表面上說得多動聽，顯得多誠懇，骨子裏却未必把那套價值當真，因爲在他們心目中還有更高的價值。所以，在統戰物件方面，事後常常有被欺騙被利用的感覺，而在共產黨信徒方面，却幷不認爲他們就是在蓄意騙人。共產黨在“國統區”宣揚美式民主，但他們心目中的國家典範當然是蘇俄，如李慎之所言，一般“‘進步青年’糊塗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認爲美式民主與蘇式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

5、革命壓倒民主

李慎之認爲，四十年代的中國，不是“救亡壓倒啓蒙”，而是革命壓倒民主。他指出，在當時，“除了中國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國人中只能留在口頭上的又一個原因是，在中國的左派知識份子心目中還有一個比民主更高的價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李慎之說：“那時我們的頭腦裏有沒有民主這個價值？當然有，但是它已經完全被包括在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的價值裏了。”

李慎之指明的這一點本來根本不是問題。當年，左傾青年投奔延安不是都叫做“投奔革命”而不叫做“投奔民主”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後，“革命”一詞神光褪盡，“民主”一詞重放光彩，一些有自由化傾向的黨內知識份子，在解釋自己當年爲什麽投奔共產黨時，每每歸結爲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向往，好象他們當初加入共產黨不是爲了革命而是爲了民主。應該說，李慎之的文章對此給出了更平實的說明。

人總是願意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否定自己總是痛苦的。李慎之敢于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深刻剖析自己青年時代的思想迷誤，表現出高貴的道德勇氣和誠實的理性精神。我尤其欣賞他對自己青年時代思想迷誤的理性剖析，我認爲那比一味地從道德上自我譴責重要得多。當然，這話也只適用于李慎之一類人。他們當年的失誤主要是在認識上而非道德上。

從李慎之深刻的反思，我們可以引出許多教益和啓示。譬如說，那些主張“兩個文革”的朋友們是否也應該重新思考他們的理論呢？不錯，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也抱有某種朦朧的民主追求，但是，除開極個別的人物，絕大多數人對民主的理解都是含糊的、混亂的和錯誤的。另外，在當時一般人的觀念中，民主幷不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在民主之上還有革命。聲稱有兩個文革，其中一個是“人民的文革”，這就象宣布當年有兩個共産革命，其中一個是“人民的共産革命”一樣不能成立，甚至更不能成立。

李慎之是時下大陸知識界自由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注意：我這裏說的自由主義，幷不包括那些爲權貴私有化作辯護，以經濟自由的名義否定政治自由的所謂“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另一個理論對手是“新左派”。從表面上看，新左派幷不諱言民主，有時候，他們還高調呼籲民主。但是在新左派那裏，“民主”的含義一向是含混模糊的；更重要的是，新左派總是對現行的民主制度(也就是通常說的西式民主)表示輕蔑和拒絕，擺出“超越”“創新”的姿態。正是在這一關鍵之點上，我們看到了新左派重蹈老左派的覆轍。

(原載《北京之春》2002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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