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重慶談判真相——破裂主責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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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4月20日訊】1945年8~10月的重慶談判,乃中國實現政治現代化的重大契機、民主轉型的最佳檔口。重慶談判表面上搞出《雙十協定》,實質談崩,重開內戰,毛共奪國——吾華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的「偉大毛時代」,前後至少六千萬國人非正常死亡、二十億國人非正常生存,包括今天習近平整出走回頭路的「修憲」(搞終身制)、「改動中小學教材」(改變文革敘述),令寰內讀書人一聲潼關長歎!

有關當代國史重大關口的重慶談判,大陸今天八十歲以下均被灌狼奶——只接觸到中共版敘述,從資料到結論均被誤導,正確判斷當然只能建立於史實真相。

《雙十協定》

1945年8月29日~10月10日(43天),重慶談判達成《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雙十協定》),似乎射出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曙光。但國共高層都知道,《協定》只能維持短暫和平,內戰必定重開。因為,最重要的裁軍未談攏,中共未接受國府的「和平建國」,而是意在中原逐鹿,繼續井岡山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雙十協定》要點:

1、雙方確認和平建國基本方針;中共承認國府領導地位,國府承認中共合法地位;以對話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堅決避免內戰。

2、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制定新憲法。

3、國府解散特務機關,嚴禁司法機關以外部門有拘審處罰權,釋放除漢奸以外所有政治犯。

4、中共縮編部隊至24個師,至少20個師。

此時,國共都不願承擔「首啟戰釁」惡名,爭扛「和平」大旗。《雙十協定》雖打出「和平建國」橫幅,但只是一份「和平」意向書,民主建國的一系列具體問題(軍隊國家化、議席分配、政府組成……)均留給接下來的政治協商會議。尤其實質性的裁軍,如此含糊,顯存玄機。

此外,中共根據地問題上,國府堅持抗戰前為中共佔領的陝北保持不變,其他根據地一律收回(既然只是為了「抗日」)。但中共只願交出南方13小塊根據地(因很難保持),北方五大塊根據地(陝甘寧、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則寸土不讓。

「彼岸」迷惑性

此時,由於中共尚在野,馬列主義在中國尚為彼岸的「未來時」,朝野上下、左右士林都不清楚中共「堅決拿下中國」的決心,更不清楚尚未放出潘朵拉魔盒的公有制、計劃經濟、一黨專政。英美知識界(如「中國通」費正清)也認為中共初心不壞,只是一批土地革命者,只想實現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直到今天,西方漢學界仍將江西鬧紅譯成「土地革命」。重慶談判後期,北洋老吏、64歲的章士釗(1881~1973,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在毛澤東手心寫一「走」字,政治傾向「一字了然」。

抗戰時期,中共內修守戰之具,外行擴張之策。1936年7月9日,周恩來在陝北對斯諾說:「無疑中國革命現在正接近另一個高潮。它可能通過抗日運動取得政權。」「假如抗日運動發展起來,蔣介石的獨裁權幾乎一定會被剝奪(喪失獨裁式的控制)。」「抗日戰爭展開之日,乃是蔣介石開始覆亡之時。」克里姆林宮明確指示:利用抗戰擴大部隊,最終推翻國民黨。1939年5月5日、1944年12月20日,毛澤東至少兩次在黨內明確方針:「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中共這一「抗戰有利觀」,甚至滲透這一時期嶺南大學歷史政治系學士論文:「抗日持續時間越長,對中國共產黨越有利。」但中共的統戰與宣傳一直做得很好,長期迷惑中外輿論。

關鍵的裁軍

絕大多數國人不知「重慶談判」關鍵細節:國府額定全國軍隊50個師,中共要占19個師,國府最初給9個師,一直讓步至15個師,只要求簽約後立即縮編。周恩來同意,毛澤東不同意。主持調停的美國大使赫爾利:「達成統一的障礙來自共產黨的要多於來自國民黨的。」

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遠比中共講團結,更維護「統一戰線」。時任國民黨中宣部長的吳國楨(1903~1984):

從蔣介石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從中央宣傳部到政府控制的新聞界,都下令說不要發表有關共產黨與政府發生衝突的消息。再也沒有比這個政策更使共產黨高興了。當我們傻傻地保持沉默,他們卻大肆宣傳,全世界只能聽到他們的說法而聽不到我們的。

國民黨在丟失中國大陸之前,就早已在宣傳上打了敗仗。

1946年初,蔣介石召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至重慶,要張放中共東江縱隊北撤,語重心長面諭:

經此八年抗戰……民眾痛苦,經濟凋零,社會動盪;在國際上,美國希望中國統一,希望現政府成為強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黨專政。基於上述原則,我們不能不與共產黨妥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可說是一種政策,吾人應當遵守。俟共產黨加入政府後,我們的困難自會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苦幹克服困難。我們不必憂慮,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2,300餘人的東江縱隊安全北撤,千餘人的瓊崖縱隊亦未加圍剿。而且抗戰一結束,蔣介石就開始裁軍。張發奎認為馬歇爾明顯偏袒中共——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馬歇爾的無知促成了中國大陸迅速「赤化」。

主責在「共」

按《雙十協定》,國府召集國民大會,1946年5月5日延期至11月12日,再推遲至15日,一直在等待中共出席。開幕後,55人主席團仍為中共留席九座。中共拒絕出席的理由:國務會議40席中得占14席(包括左翼黨團),以便握有否決權(所有決議通過均需2/3票),國府同意給13席,認為只要你能爭取黨外一席,便可否決議案,中共堅不讓步。

司徒雷登認為:蔣介石提交的憲法草案「比十年前準備的那個草案要民主得多,它標誌著委員長的思想進步了。」

馬歇爾也說:

不幸的是共產黨人認為他們不宜參加這次國民大會,可是憲法卻已經把他們提出的一切主要要求包括進去了。

張發奎批評蔣介石敗在戰和不定——

不肯真誠地接受馬歇爾的調停,然而又不具備足夠的財力自行解決共產黨問題,這就是他敗走臺灣的根本原因,這是咎由自取。如果我們真誠地接受馬歇爾的調停而中共拒絕並進攻我們,我相信美國人會在軍事上提供援助。結果是和談破裂後,美國政府宣佈斷絕一切對華援助並禁售剩餘軍火予我們,正值敵我戰事進入決戰之際,因缺乏補給而影響士氣,以致國軍不戰而退。

紅士評赤國

重慶談判未能避免內戰,主責在「共」,次責在「國」——未能利用有利形勢「藝術地」降伏中共,竟至敗台,大陸赤沉。

2008年,前新華社副總編、1947年加入中共的穆廣仁(1925~ ):

1940年代投身中國革命的我們這一代人……既不知道史達林的暴政,也從未料到中共解放後一段時間實施的「左禍」。在我所接觸到的那個同時代人當中,極少對他們當時的追求有所悔的……這就是我所以為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警語深為感動的原因:「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1946年加入中共、1957年右派、「六四」後開除黨籍的許良英(1920~2013):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著腦袋幹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麼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

注釋

1.(美)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周恩來談第一次國共合作與蔣介石〉,載《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8~179頁。

2.(美)愛德加·斯諾:《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三聯書店(北京)1973年,第70頁。

3.吳國楨:《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

4.〈後方軍事工作的政治方針〉(1939-5-5);〈毛澤東在董必武十月關於大後方工作報告上的批示〉(1944-12-20)。參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1頁。

5.徐百柯:〈七十年前中國青年的理想與見識〉,載《中國青年報》(北京)2011-9-28。

6.《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0~194頁。

7.《夜來臨:吳國楨見證的國共爭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4頁。

8.《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6~330頁。

9.(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62~163頁。

10.《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12年,第329頁。

11.穆廣仁:〈奧斯特洛夫斯基:「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載《炎黃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頁29。

12.張敏:《穿牆的短波》(記錄紅色中國),溯源書社(香港)2012年,頁192。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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