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唐文綜合報導）中國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為中外矚目。10月23日，法廣發表專訪莫言及其家人的報導。報導中，被問及是否經常記筆記時，莫言回答說，「我從來不記筆記。」而其妻杜勤蘭說：「（莫言）從小喜歡做筆記，他聽到的，看到的，朋友聚會啊，他就記點筆記。」有意思的是，法廣報導中，前後列出兩人自相矛盾的話。

據法廣中文網10月23日報導，法廣常駐北京記者斯特凡.拉加德（Stephane Lagarde）在莫言榮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前往莫言的老家山東高密，採訪了莫言和他的家人。莫言談到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感受，以及將來的創作打算。莫言告訴法廣記者他小時候經常聽到村裡老人和家裏長輩講的故事給他許多創作靈感。

據報導，在被問及「您經常記筆記嗎？」時，莫言回答說，「我從來不記筆記，我想能夠記住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有的東西沒有記住忘掉了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然而在談到莫言的寫作時，莫言妻子杜勤蘭說：「當時寫《紅高粱》他採訪了人，（莫言）從小喜歡做筆記，他聽到的，看到的，朋友聚會啊，他就記點筆記。《蛙》裡面，他採訪他女兒王梅。王梅很厲害，她喜歡看書。」

法廣在報導時，前後列出兩人自相矛盾的話。

莫言稱寫作時自己不是共產黨員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正當莫言老家山東高密用莫言大打經濟牌之際，外媒比較關注的則是莫言的紅色背景及其對事物的真正立場。莫言回應表示自己在寫作時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名共產黨員，莫言這種文學脫離政治之說，大陸的一些民眾都不認同。對此提出相反的論調。

早在莫言剛獲獎，12日召開媒體記者會時，有法新社記者就問他，中國一些藝術家說他和共產黨的關係有些密切，抄寫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作家認為他是站在權力角度去談社會。

莫言回應說，「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裡面寫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我的寫作從80年代拿起筆來，很明確的，站在倫理的角度上，寫人的情感，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說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近日莫言接受《東亞日報》的採訪時，再被問及他的黨員身份，莫言回應表示，當自己寫作的時候，並不把自己當成一名共產黨員，而是以一位以良心寫作的作家看待自己。

獨立中文筆會會長：「莫言的身份限制了他說真話。」

對莫言文學脫離政治之說，大陸自由撰稿人杜陽明向大紀元記者表示自己不敢苟同，「莫言獲獎為他慶賀。自己沒有拜讀過莫言的文學，不敢對莫言的作品評頭論足。但是並不同意莫言把文學與政治割離的說法。」

杜陽明分析表示，芸芸眾生組成的社會，離不開政治，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是一種政治，逃避政治活動也是一種政治。當初莫言先生參軍、入黨、當了作家協會副主席。能是一位與政治割離的純文化人麼？

生活在德國的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女士在接受大紀元歐洲中文版總編周蕾採訪時表示，文學和政治，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分開的。「誰要說，現在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表示政治和文學終於分開了，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根本就是沒有常識的一種說法。很多人不願意得罪中共，所以不願意批評莫言。我也並不是批評他，但是我認為他說的話不夠誠實。而且，我認為，他是一個過於世故的作家。」

廖天琪女士還表示，莫言是共產黨員，作為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他享受的是副部長級待遇，從國家支薪。「這種身份讓他難以保持其獨立性，難以保證自己不說謊，不受賄。我這裡不是談他的人格是否有問題，我想說的是，莫言的身份限制了他說真話。」

莫言用的是超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有人稱之為「魔幻現實主義」。廖天琪女士對此表示，「中國的現實是如此殘酷，用這種超現實手法去描寫，就顯得虛偽了，從某種意義上是讓人無法接受的。我認為這就是虛偽。」

附：法廣莫言專訪 （2012年10月23日報導；作者：羅拉）

本台駐北京記者斯特凡.拉加德（Stephane Lagarde）在莫言榮獲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前往莫言的老家山東高密，採訪了莫言和他的家人。莫言談到自己獲得諾貝爾獎的感受，以及將來的創作打算。莫言告訴本台記者他小時候經常聽到村裡老人和家裏長輩講的故事給他許多創作靈感。

法廣：請問您怎麼知道自己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

莫言：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給我打電話時我說，第一，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驚奇，全世界有這麼多優秀的作家怎麼會輪到我的頭上呢？第二，很惶恐。

法廣：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會給您帶來甚麼改變嗎？

莫言：我從自己的良心來判斷，該我發言我就會發言。不該我發言，我不願意發言，自然我就懶得去說話了。得了這個諾獎和沒得這個諾獎不會改變我的風格，也不會改變我整個的寫作風格。我過去怎麼寫，將來可能還會怎麼寫。我生活中過去是甚麼樣的人，將來還會是甚麼樣的人。

法廣：莫言您將來寫作的打算是甚麼呢？

莫言：我的野心一開始就是想寫高密東北鄉，寫農村會講故事的老人。我還是一個兒童時經常去聽他們講故事，小的時候無意聽到的故事，等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就成為我的素材。我早期的小說《透明的紅蘿蔔》描寫一個在橋樑工地上當小工的這麼一個小孩，那麼這就是根據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後來我拿起筆來寫作，把個人的經驗變成了小說的素材。

法廣：您經常記筆記嗎？

莫言：我從來不記筆記，我想能夠記住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東西，如果有的東西沒有記住忘掉了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莫言妻子杜勤蘭向本台表示：得這個獎像夢一樣，根本沒有想到。就覺得再努力還可能，沒想到今年能得獎，一聽這個消息他們就跑進來，一進門就與我擁抱起來，（他們）說嫂子恭喜恭喜。以後，縣裡領導來祝賀。

談到莫言的寫作，其妻杜勤蘭說：「當時寫《紅高粱》他採訪了人，（莫言）從小喜歡做筆記，他聽到的，看到的，朋友聚會啊，他就記點筆記。《蛙》裡面，他採訪他女兒王梅。王梅很厲害，她喜歡看書。」

莫言90歲高齡的父親說，莫言從小喜歡聽鄉間的傳說，故事。

莫言父親：他六歲時開始上學，上了四、五年他就不上（學）了。為甚麼不上呢？那時候文化大革命，我是中農，貧農讓上學，中農就不讓上學。莫言是個好兒子，他逢年過節都回家，他每星期六都給我打電話。

莫言的父親講述了他的一個親身經歷

莫言父親：那是在1938年，國民黨撤走了，我們繼續和日本人打游擊戰，我們燒了日本人的三輛汽車。

莫言的大哥也向本台記者表示：「那是在發表他的處女作的時候，莫言用了這個筆名，他原名叫管謨業，莫言的意思是不說話。」

莫言大哥回憶說：「當莫言懂事的時候，（中國）已經開始公社化了，所有的土地啊，農具，牲畜，我們家的一頭牛和一頭驢都充公了，那時候是不堪回首。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家十三口一起吃飯，看見飯上全是菜，野菜扎嘴巴，非常苦，一點用玉米面煮的糊糊，我星期六回家，這麼大的碗，我喝八碗，還不飽，最後看見桌子、椅子、板凳恨不得都去吃，永遠吃不飽，肚子脹得很大也不飽，因為沒有油水。飢餓和孤獨的童年讓莫言充滿幻想，另外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農村的人與人的關係不像過去那麼融洽，我巴不得你窮死，你巴不得我窮死，稍微有頭腦的人都想離開這裡。」

最後，莫言大哥講述了一個非常讓他感到內疚的事情：「那時候，我在上海上大學，上海一月革命奪權。67年我回來探親，把造反派印的傳單和小報帶回來，莫言看了。當時農村造反的風氣不大，莫言要保衛毛主席，要革命啊！然後莫言就把功課表撕了，說我們不做奴隸，然後領著同伴去串聯，到膠州的一個招待所住了一晚，把被子尿濕了，他跑了，回來後被開除。」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