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28日訊】話說冬至剛過，北京城冷風刺骨。我琢磨，甚麼是比冬天還冷的東西呢？很快答案找上門來了。

2010年12月23日晚，我在西直門和飄香、許志永、張永攀聊天。飄香和我10月27日從丹東辦冷國權案回到北京就被秘密綁架，一直失蹤，直到12月20日才被釋放。綁架者當然是國保警察了。我讓她把被綁架被失蹤過程詳細寫出來。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更多的見證文字。

之後與張永攀說，去看看范亞峰的媽媽，再去江天勇那裏。前一天與范亞峰博士聯繫過，他被嚴密軟禁、信息完全被隔絕，和他見面已經不可能。但他說他的媽媽晚上自己住，我就準備去看望一下。

由於以前常去，我很熟悉地址。我和永攀進了單元門，感覺後面有人跟上樓。見我們去三樓，一年輕保安問：去找誰？我們說，看朋友。他趕緊喊人上來。

我們敲門進了屋，見到亞峰媽媽，那保安也跟進來。一個便衣馬上也跟著闖進來。

那便衣（估計是國保）非常蠻橫傲慢，要看我們身份證。我大聲質問：你們甚麼人？怎麼沒經同意就私闖民宅？

那便衣說：「我是警察，我們要查身份證。」

「你是警察？拿出警官證。」

「我說是就是。你們幹甚麼的？」

「你管得著嗎？不拿警官證怎麼證明你是警察？」

此時形勢已經不妙。我低頭迅速發推，永攀給朋友打電話。此時大約八點半。

便衣國保電話叫人增援。後來知道，此時我方援兵已經進入一級戰備。

來了兩個警察。其中一個出示了警官證，我讓永攀把警號、名字（時立剛）報告給後方推友。

然後要查我們身份證。我說，根據身份證法第15條，你們現在不符合查身份證的法定條件。

他說，我們是依據人民警察法對你進行盤查。我說，盤查針對的是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我們來朋友家看朋友，你沒權力盤問。

爭執了一小會兒，那便衣國保繼續叫人，電話裡說：拿手銬採取強制措施。情況更加不妙，我又發一條推。後來知道，我方援兵已經上路。

我和亞峰媽媽交談，那國保跟老人家說，你先迴避。我火了：「你身份不明，隨便闖入別人家，又要主人迴避，違法不說，基本人情都沒了！」

「想明白點。少跟我講法律。這是甚麼地方？這是共產黨的地盤兒！」極其傲慢。

我不理他，繼續跟亞峰媽媽交談。期間又與此國保爭吵一兩次。此國保企圖對我動手，我心說：「素質，注意你的素質！」我警告他：「你連證件都沒出示，沒權力跟我說話，別碰我。」 他又莫名其妙來了句：「這是甚麼地方？這是中國！你們來了就別想走！」

大約十五分鐘後，大批警察來到。我正在衛生間，聽到永攀被警察強行扭下樓去，場面非常混亂。那便衣猛砸衛生間門，門上的薄木板被砸漏了。我說我要上廁所！他說：不許上！繼續砸門。我想尿也尿不出來了。他從被砸破的門洞伸手打開門閂，幾個警察強行將我扭到門外，國保搶走了我的眼鏡，我高度近視，啥也看不著嘍！後來和警察不到一米遠距離，連警號都看不清。

我高聲反抗，一群警察連推帶扭，連扯帶拽，將我弄下樓，推進警車裡。永攀的眼鏡、手機也都被搶了，在推搡中也被警察打了，手被抓了幾道傷痕。一警察來搶我手機，我奮力反抗，他搶奪未遂。

到了雙榆樹派出所。我說：「你們沒有權力把我們帶到派出所。警察法第九條你們也不是不清楚。」

「你說說看？」

「以下四種情況，警察可以把公民帶到公安局盤問：1、被指控有犯罪行為的；2、有現場作案嫌疑的；3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4攜帶的物品可能是贓物的。如果你們說查身份證呢，也要符合四種情況之一：1、有違法犯罪嫌疑；2、現場管制；3、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突發事件；4、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這個法律你要說是全國人大或常委會制定那個法律的哪一條款。」這些東西我熟。

「你就屬於那身份不明的。」

「可是法律規定的是『有作案嫌疑並且身份不明的人』。我不屬於有作案嫌疑的人。」

由於越來越多的草泥馬活學活用這兩個法律條文與警察叫板較真兒，我從警察口中得知：他們對這兩個法律的立法者恨之入骨。

我和永攀被帶到派出所一層不同的房間。一幫警察又來搶我手機。又一場肢體衝突。我兜裡的全部東西全被掏出來。我抗議。七八個警察大聲辱罵我。有兩三個罵得最兇狠。京罵國罵黑話，一起都上了：「XXX！」「你媽X！」種種最難聽的罵人話從四處噴射而來。

我心想：這雙榆樹派出所是狼窩不成！但我身經百戰，境界高深，多年修煉下來，早已練就物我兩忘無敵大法。我可以做到怒目斥責但同時內心平靜。陳犯雲飛多次跟我說，跟他們別真生氣。氣傷肝，犯不上。我覺得這種精神值得眾犯學習。又想起在流沙河家的討論：「與流氓要不要講道理？」我的結論是：和流氓也要講道理。流氓不是天生的。流氓也未必永遠是流氓。道理不光講給流氓聽，也將給眾人聽。和流氓不講道理，也就和流氓區別不開了。

一警察喝令我坐下，我一腳把椅子踢開。眾警察一擁而上，扭胳膊、摁腦袋、掐脖子、推、抓、拽，非常粗暴地將我摁到。如果能調出當時攝像記錄，肯定是非常滑稽、難度係數極高的人體變形。（過了一天後，臀部、右腿仍隱隱作痛，應該是此一回合留下的戰果。）

把我弄到另一房間，我在走廊裡喊叫：我是教法律的，你們違不違法我很清楚。這樣說，主要是讓他們知道我是懂法律的大學老師，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使我少遭皮肉之苦。這話也說給隔壁的永攀和盤問永攀的警察聽。

幾個警察把我擠到牆角，一人上來狠狠地拽我的領帶（因為上午講課，所以我繫了領帶），猛拽半天，終於拽斷了，扔在地上。毛衣被撕出一個口子。警察們再次指著我鼻子破口大罵。又揚言：「這是甚麼地方？就打你了，你能怎麼著？

一警察把我摁在椅子上。他們見不得空椅子。

感覺左手疼痛，一看，流了血。目見左手掌心有3cmx4cm血跡，正中有約1cm長表皮擦傷。小意思。

一警察（後來聽別人叫他徐平）問話，我不答，只說：你們無權訊問，打人罵人已經違法。我經過一系列喊叫和被運動，口乾舌燥，不想說話，就閉目養神。就聽他在一旁嘟囔：「你叫甚麼？有名字嗎？來幹甚麼的？」

過了一段時間進來一警察，提到了我們是因為去范亞峰家被抓來的。這徐平一聽，像打了雞血一般，騰地跳將起來，嘟囔變成了咆哮，問話變成了咒罵和控訴：「原來是這樣！這下子變成敵我矛盾了！XXX的，原來是看范亞峰！馬勒戈壁的！這下子不用講法律了！你他媽的也出不去了！你們這幫漢奸走狗！XXX！吃共產黨的，拿共產黨的，還不念共產黨的好！天天罵共產黨，你們是甚麼東西！」「范亞峰也是博士，現在怎麼著！」「范亞峰家就是不能去，這是規定！你還不知道嗎？」「我們警察素質就低了，警察就是拿執照的流氓，怎麼著？」「這是敵我矛盾，你懂嗎？對敵人甚麼樣對你甚麼樣！」

我很好奇：「對敵人甚麼樣？」

「就像對法輪功那樣！」

「對法輪功甚麼樣？」

「你慢慢體會吧！」

毛骨悚然。

甚麼都問不出來，他們氣急敗壞。徐平警察一邊問話一邊挑逗性地不間斷地輕踢我腿。我說：「你放文明點！」

他還是那句話：「我就這樣，你怎麼著！別的事情，我們還真怕投訴。現在這個是敵我矛盾，我們就打你罵你了，你去告吧，告到公安部也沒用！」我想：這小破警察不到30歲，怎麼「敵我矛盾」成了他的G點？

又進來一個又高又胖的便衣，白鞋，灰綠色肥大褲子，橫格上衣，一臉橫肉。見我不言不語，猛然狠踢我鞋一腳，罵罵咧咧地出門了，臨走跟徐平說：「需要『動手』就叫我過來！」我辯護的刑事案件不少，知道警察濫施酷刑並不都是為了破案取證，有時候就是因為「手癢癢了」。折磨別人肉體能給他們帶來「特權」的快感，並達到警察身份的高潮。

聽到隔壁永攀那房間裡的爭吵，為他擔心得緊。這孩子比我還「軸」，好像不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

這高胖便衣又來了，上電腦鼓弄些東西。徐警察還在不斷跟我磨嘰：「你擁護政府嗎？」「你擁護共產黨嗎？」「擁護，咱們還能談，不擁護，就是敵我矛盾。」「——噢，你不回答，那我就明白了。」

高胖便衣有些不耐煩，對徐警察大聲說：「跟他這種人費甚麼話呀，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正好我們這兒有地方埋！」又對我說：「你以為你失蹤了你家人能找得到你嗎？你說，北京沒了你一個人能有甚麼影響嗎？」後來又小聲和徐平說：「把他弄XX飯店去得了！」我沒聽清是甚麼飯店，根據上下文，他說的那個飯店指的就是「正好我們有地方埋」！

令人毛骨悚然。我十分清楚他們不是說著玩兒的，只感覺自己像個小螞蟻，隨時可以被任何一個警察隨便踩死，不留一點兒痕跡。「跟他費甚麼話呀，打死挖個坑埋了算了！」應該推薦這句話成為年度警察金句。我倒是沒太害怕，一來已經在網絡發出了消息；二來他們此時也從我書包裡翻出了身份證，知道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

我感觸很深。

「北大畢業，法學博士，大學教師，知名人權律師」這些身份無疑對我起到了保護作用。甚至「北京戶口」也是。警察開始時問過我：「你是哪地方人？」我說，我在北京工作。——「我問的是你的戶口？」我答，北京戶口。他明顯感到很詫異：「你他媽的是北京戶口？」好像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他失去了某種優越感，好像沒有北京戶口也要成為挨打的一個理由。

這些特殊身份使我沒有被打得更慘，使我沒有被挖坑埋了。我也的確有意無意地把這些信息透露給這幫警察，以免遭毒手。在其他維權活動中，這些身份也無疑使我少受傷害。如果沒有「法大教師、北大博士、著名人權律師、推特名人、耶魯訪問學者、三博士、十大法治人物」這些東西，我還能表現出同樣的勇敢嗎？我非常懷疑。

我突然為我的這些頭銜和身份感到深深恥辱。為我主動被動地從這些頭銜和身份中得到區別對待而感到恥辱。更為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的、極力隱藏的、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感到恥辱。我真的毫無保留地認為，我被打死和一個農民工或乞丐被打死是一樣的嗎？我很懷疑。我感到，對我個人安全的關注，一定會吸引了很多媒體和訪民的注意力，而這些資源本來可以關注更悲慘更無助的那些人和事件。我甚至感到，沒有把我埋成，一定使警察們怒火中燒，一定使他們找機會埋一個不聽話的倒霉鬼。我甚至認為，我少受的疼痛，一定會在其他的時間、其他的地方加在那些更無助的弱者、無辜的同胞身上。我感到恥辱。

面對一群視生命如草芥、視民眾如寇仇的如狼似虎的警察們，那些被抓到派出所、勞教所、看守所、收容所、遣送站、黑監獄的普通人，心中該承受多大的恐懼、屈辱和絕望？孫志剛、佘祥林、聶樹斌、李蕎明、趙作海、胥敬祥、滕興善、冷國權們，將承受多少肉體的劇痛和精神的折磨？全國各地的那些聲稱「打死挖坑埋了」的警察們到底弄死、弄殘了多少人？這些警察們每工作一秒鐘，同胞的尊嚴就失去一部份。無時不刻。想到這裡我心裏流淚。

…………

接近午夜12點。北京市公安局來了幾個國保，要把我接走。眼鏡、手機等物品都還給我了。我說，我不能走，我要和同時被抓進來的朋友一起走。在走廊裡交涉。張永攀從房間裡出來喊了我一聲，又被拽回去了。我說，我擔心他被打，他不放出來我絕不走。又過一會兒，國保讓我進那房間，我和張永攀說，態度好點兒，他們很快會放你走。永攀還軸呢：我沒有態度不好啊，態度不好的是他們！

很快他們把我和永攀帶上車。我估計有網友來聲援，就搖開窗戶往外看。有人喊我，一看是莫總統。還有魏強等網友，我下不了車，在車裡和他們一一握手。後來知道，去了現場的還有許志永、董前勇、溫海波、張凱、黎雄兵、包龍軍、張賈龍、艾米@Rainbowfisch、@sushi2037、張小鈺、單亞娟等等。數不過來的網友在網絡上聲援、圍觀、轉發。也許這是我們很快被放出來的重要原因吧。

後來瞭解到，永攀被多次辱罵、腦袋被摁倒地上、臉被扇、手指被猛掰，右手大拇指和手腕有明顯傷痕。

送我回家的路上，北京國保說：都像你這樣較真兒，警察沒法工作了！得少抓多少小偷！

我回答：執法者對法律不較真，馬馬虎虎，那公民還有好麼？抓小偷的是警察，想把人「打死挖坑埋了」，這還是警察嗎？大家這樣較真兒的話，也許能少抓幾個小偷兒，但派出所、看守所被打死的公民卻會少很多！哪一種情況，社會得損失更大呢？

──寫於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在北京雙榆樹派出所警察對我揚言「打死挖坑埋了」的前一天，聯合國《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公約》正式生效。中國拒絕加入此公約。

（本文英文版發表於亞洲華爾街日報2010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