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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3日訊】 那是很平常的一天，英國律師彼得本南森（Ｐｅｔｅｒ　Ｂｅｎｅｎｓｏｎ ）在上班途中，讀到這樣一則報道：兩個葡萄牙學生慶祝他們的學業結束，在餐館 里舉杯歡呼“為自由干杯！”，就被警察拘捕，被判七年徒刑。

　　這位英國律師憤怒了。１９６１年５月２８日，他在英國報紙上發表一篇公開 信，呼吁世界各地的人們開始為良心囚犯的釋放不偏袒地、和平地工作。一個月之 內，成千封自愿提供幫助的信，從各國寄來。半年以后，世界誕生了一個新的人權 組織—大赦國際。四十年來，這個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組織，在世界１５０個國 家擁有近百万成員，他們共同承擔起維護人權的人類責任。

　　由一個律師的抗議，發展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獨立的全球性運動。今天，很 少有政府能夠“關起門來打自己的孩子”—迫害政治犯良心犯、施行酷刑和死刑 ，而不遭到國際社會的抗議了。如大赦國際組織一樣，近几十年來，世界各國為人 權奮斗的個人、民間組織、政府和國際机构，一起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權運 動高潮。

　　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議的力量，導致國際人權運動如此迅速地越過國界，得以廣 泛擴展呢？我們可以簡單地回答：全球一體化。

　　由于全球化時代的發展，不同地域進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個 人物資消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新的信息溝通，人際交往的密切，使人權理念 得以普及，使國際人權運動逐步形成洪流，人的權利因而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 現。

　　因此，從人權角度看，我們認為全球化是被欺凌、被殺戮者的福音，是人類進 步的先驅。它把世界各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起來，使人權成為現代化的一個重要 的主題。

　全球化使人權關注有了可能

　　應該說，自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權宣言》誕生起，我們就生活在了一個相互 依存的全球化世界了，應該共同擁有基本的人權保障了，然而在那些封閉的社會、 國度里，人的基本權利依然被踐踏。在毛澤東的鐵幕之下，中國土改時几百万地主 被殘殺，這之后，將近几千万“反革命”被鎮壓，几千万人飢餓致死，其時國際社 會既無從調查，也無人置喙。然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卻令全世界都發 出憤怒的抗議聲。

　　這是由于，大眾媒體壓縮了時空距离，把遙遠角落發生的重大事件，活生生地 呈現在全世界面前。全球各地互不認識的居民，被電視、報紙等傳媒推到了同一個 舞台，使人們能夠如同親身經歷一般，體驗到慘案的恐怖、受難者的痛苦。當時， 光是瑞典這樣一個偏僻的北歐國家，就有几百万封抗議信飛向北京。瑞典人聲聲呼 吁中共當權者：“讓天安門的學生活下去！”

　　居住在我們這個小行星上的人原來是如此接近。九十年代以來，通過媒體，我 們目睹了波斯尼亞的种族迫害、盧旺達大屠殺后的尸體橫陳、印度尼西亞排華的慘 禍、科索沃的万人冢、東帝汶的血腥。來自遠方令人震惊的畫面，使人心受到 共同的振蕩，使我們產生移情感覺，逼我們思考和檢討：為什么這种殘忍的事情會 發生在這個星球上？——我們因此有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之感。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一個“网絡社會”里。网絡使人們沖破疆界，拋棄 封閉的意識形態，尋找更多更新的知識和信息。有學者認為，信息流動的力量比權 力的流動更具优勢。在全球化時代里，信息不可能被獨占，而是公平共享的。跨越 國界的信息流動，使世界高度壓縮、整合。某一國人權狀況因此也就無法隱瞞，他 國人民的關注与干涉，因此成為可能。

　　例如，中國孤儿院大量虐待儿童致死的情況，通過傳媒，被香港基督教義工和 上海孤儿院醫生揭發出來后，在筆者居住的整個瑞典，人們在為中國孤儿哭泣，無 數的簽名信涌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當時，歐美各國有不少拯救儿童組織、慈善机 构和個人，去中國考察，并提供資助、進行監督。不少國家的政府、國會也過問此 事，在外交活動中，要求中國政府改善孤儿狀況。

　　又如，曾被中國政府長期封鎖、在印度流亡寂寞中堅忍多年的西藏人，在八十 年代的世界和平運動、爭取少數民族權益的熱潮中，開始被國際社會關注。九十年 代后，由于世界傳媒的大力支持，丟失了家園的達賴喇嘛和西藏的歷史苦難，在西 方國家几乎家喻戶曉，支持西藏的民間組織遍及各大洲。据說，前年美國總統克林 頓在紐約的史泰登島接見一批獲獎的中學生，几乎每一個和他握手的學生都對他喊 上一句：“讓西藏自由”（Ｆｒｅｅ　Ｔｉｂｅｔ），令克林頓吃惊不小。

　　信息全球化使得少數种族能夠繞過國家的控制，來傳播自己理念，使外部世界 了解他們的文明、价值觀、生活方式以及他們遭受的壓制，從而約束其壓迫者，使 之不敢肆無忌憚。從這個角度看，原本純經濟意義上的全球一體化，無意之間有利 于被壓迫民族、人民。 ?　

“人權無國界”理念的提出

　　“國際人權運動”的含義，即指世界各國之間發生的爭取平等自由的人權運動 ，起源于近現代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二戰后，《聯合國憲章》的誕生，使保障 人權成為一种不可推卸的國際義務。經歷過几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國際人權運動代 表了一种新的世界趨勢：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學會接受國際社會的約束，它們如何對 待本國公民，不再被視為只是自己的事情。

　　在人權問題上，持全球主義觀點的人大力主張：各國要在人權問題上取得共識 ，樹立人權標准，承認人權在外交中的地位，甚至把人權擺在外交的首位。“人權 無國界”的觀點，因此成為全球一體化時代的響亮口號。“人權無國界”思想的產 生，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西洋憲章”。到了八十年代被公開提出 ，學者們將此歸納為：“我們保護人權的義務是沒有國界的。這是跨越國界的義務 ，它超越歐洲的國界，也超越全世界的國界”“哪里的人權受到侵犯，就維護哪里 的人權。” 　

　“人權無國界說”遭到許多反對与質疑，主要是一些專制國家以主權為借口， 反對他國“越俎代庖”，指責他國的人權外交為“干涉內政”。實際上，專制者口 口聲聲的“國家主權”，不過是他們維護自己既得利益和特權的借口，他們以此借 口繼續壓制自己的人民。

　　鑒于此，聯合國有關机构和各國政府部門，在對待他國侵犯人權的問題上，往 往畏手縮腳、很少訴諸以行動。例如，１９９４年的盧旺達大屠殺，聯合國和歐美 各國政府以不便輕易“國際干涉”為由，一味作壁上觀，使盧旺達的种族屠殺竟漫 延百日之久。按照１９４８年的《滅絕种族罪公約》和其后《日內瓦公約》所建立 的人權原則，這樣殘暴的反人類罪行，本來早就應該由國際机构出面干涉制止。

　　与聯合國等國際机构和各國政府受主權束縛、在人道救助上工作不力相反，民 間人權組織卻較為成功地沖破了國界。由于非政府人權組織的工作是靠激發世界輿 論來進行的，它們的活動擴展到各個國家，因此，它們比國際机构和各國政府更經 常地“干涉他國內政”。 　

　１９９９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無國界醫生”組織，就是一個最具現代反叛精 神的典型。從一成立起，這個民間組織就聲稱：他們只听從受難者的呼喚，絕不承 認國界可以阻礙他們的人道救助責任，絕不對任何侵犯人權的事情閉上眼睛。他們 無視各國國界的存在，把“有權干預”和“干涉的義務”等詞常挂在口中，因此為 制造災難的各國政府所仇視，但不管世界上任何地區發生災難，他們不顧當地政府 是否許可，利用各种方式，于第一時間偷渡國界，率先進入需要搶救的地區。

　　又如ＳＯＳ儿童村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建立，各國民間組織紛紛跨越國界拯救孤 儿，而１９９１年中國政府孤儿院的儿童死亡率竟高達７７６％（中國民政部年 鑒統計數字）。

非政府人權組織的率先作用

　　在跨越國界保障人權方面，非政府組織起了率先的作用，雖然這些組織不具有 超越各國主權的權力，但它們比眾多主權國家所做的貢獻更大，因此越來越受到國 際社會的重視，但依然為我們中國人所陌生。

　　從十九世紀起，歐美各國便有和平、反奴隸和勞工組織跨國界的廣泛協作。今 天，在全球范圍內活動的非政府的國際人權組織，正以惊人的速度遞增，在國際事 務中常常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最為著名的有如下一些：

　　大赦國際組織：主要進行營救政治犯和其他無辜受害者、保證犯人不受折磨和 殺害的活動。

　　人權觀察組織：人權監督机构。

　　國際筆會：保護作家權利的特殊組織。

　　國際法學家協會：側重對人權保障的法律監督。

　　國際紅十字會：保護參戰人員權利、政治犯權利以及其他人道主義活動。

　　此外，于八十年代蓬勃興起的生態運動，提出了環境生態方面的人權要求。為 解決這個全球性的問題，各國民間環境保護組織扮演了一個倡導性的角色，他們警 告世界公眾和政治家，促成了一些保護環境的立法。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我們只 有一個地球！”

　　民間人權組織采取各种方式來維護人權，如調查研究各國人權狀況；觀察、監 督有關人權的審判；曝光侵犯人權的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對人權政策制訂者進行 游說；抵制消費；游行示威、向政治領導人請愿；力促各國政府或聯合國各种机构 ，對那些違反人權的政府施加外交壓力和經濟制裁；展開營救工作，包括營救犯人 ，對災難地區進行大規模救助活動。可以預料，國際人權組織將會在全球化時代進 一步擴展。

　國界正在消失

　　人類不斷地跨越空間障礙和制度、文化障礙，關注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并 尋求協調和合作之道去解決，此即全球化的實質性意義。這种趨勢，和中國人自古 追求的“大同世界”有相似之處。

　　然而，反對全球化的聲浪此起彼伏。人們對全球化可能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很擔 懮。但一些中國人把全球化視為西方侵略的延伸，即思想与信仰的侵略；尤其是在 人權問題上，以“文化多元”為借口強調人權的民族相對性，否定人權原則的普世 性。這些中國人運用從全球化知識市場上獲得的信息，使用現代化的媒介手段，卻 以“愛國”為由，激烈地反對全球化，提倡民族保守，為專制辯護。

　　阿瑪蒂亞森（Ａｍａｔｉｙａ　Ｓｅｎ）在《全球化及其問題》一文中，談 到東西方早就相互影響滲透的問題，說公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來自東方的科學、技 術和數學，是怎樣全球化地擴散，從而改變了舊世界。阿瑪蒂亞舉例提到來自中國 的發明—紙和印刷，風箏和指南針，手推車和風扇，弓弩和火藥，以及鐘和鐵鏈 懸索橋，他總結說：“事實上，如果當時歐洲拒絕接受數學，科學与技術的全球化 ，歐洲要窮得多。這在今天同樣适用，盡管方向相反。認為這种現象是所謂的思想 与信仰侵略，是嚴重的錯誤，如同歐洲在上一個千年開始之時拒絕接受東方的影響 。”

　　既然西方沒有因為紙和指南針的發明地是中國，而拒絕使用這些發明，為什么 我們要拒絕來自西方的人權理念呢？況且在中國傳統里也有不少人道思想、大同精 神，如“民為邦本”、“民貴君輕”、“仁者愛人”、“眾生平等”。這些傳統文 化的精華，与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結合，對我們中國人參与國際人權運動 的實踐，丰富人權理論，會有很大的用處。在一個全球性開放的時代中，本土文化 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一個國界逐漸消失、越來越趨于互相依賴的世界，將激發不同种族文化的人， 去彼此理解、想象和創造。在今天成為事實的全球化，提出了從根本上重建“人類 行為架构”的要求，我們對人權的理論与實踐也就有了更高的期待。漢娜阿倫特 （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曾說：“人的尊嚴需要一种新的保障，這种保障 只能在新的政治原則、新的人間法律中才能建立，其有效性必須涵蓋整個人類，而 它（指保障）的權利必須被嚴格限定。”

　　這新的、保障人的尊嚴的人權原則，將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東方的，而是從 世界所有文化中取長補短綜合而成的，它也將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那“輕視人、 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歷史，終將因全球化的到來而結束。對于仍然生活在 專制壓迫苦難中的人來說，全球化帶來的人權關注和保障，將是他們的指望。托夫 勒說：世界在混亂騷擾底下，蘊藏著惊人的希望和前景。誠哉斯言。
２００１年６月

原載《民主中國 》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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