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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推動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間，觸動最少的有兩個領域，一是政治體制，二是宣傳機制。其實這兩個方面又密切相關，倘若中共的政治體制改變，輿論形態也必然發生相應變化，比如媒體的「黨的喉舌」角色會減弱，社會利器的功能將增加；倘若宣傳機制產生質變，現行的政治體制必然會被動搖，因為新聞自由化必將帶來社會民主化。然而令北京當局始料未及的是，市場經濟也在衝擊傳統媒體的存在形式，而媒體的革新求變則對中共的意識形態構成新的挑戰。
捍衛輿論主導地位積極整合
隨著加入世貿組織（ＷＴＯ）的腳步日近，中國大陸各產業都在積極地研究因應之道，以便增加「國際競爭力」。就傳播媒體事業而言也是如此。一些媒體已開始通過直接或間接上市，合資成立子公司、合作經營、購併重組等方式與資本市場結緣，謀求建立大型傳媒集團，先是湖南電廣（電視廣播）集團的成功上市，後有東方明珠出巨資控股上海東方電視台旗下的東視廣告有限公司，再有成都商報入主上市公司四川電器。北京重要廣電機構亦不落人後，如行業龍頭老大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已經合併重組，成為大陸傳媒業的「航空母艦」。
中國大陸目前約有兩千多種公開發行的報紙，四千多家電台、電視台，八千多種期刊雜誌以及兩家通訊社（新華社和中國新聞社）。其中多數規模較小，而且條塊分割、地域分割、各自為戰。這事實上導致了重複建設和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為了適應市場變化，通過「合併作大」，組建媒體集團、報業集團等形式，建立現代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也算是摸到了新聞改革的脈搏，儘管不得已的成分居多。
由於政治體制、社會文化、傳統觀念等因素的影響，大陸媒體產業某些功能向來被忽略，不大理會讀者「知的權利」，與市場長期保持疏離。而現在，它們卻不得不直接面對海外傳媒集團的挑戰，後者憑藉雄厚的資金、技術優勢，將在廣告、印刷、發行、傳輸等領域同大陸媒體展開競爭。在這種情況之下，大陸媒體面臨的一個必然選擇便是進入資本市場，最大限度地籌集和盤活資金，實現超常規發展，形成大規模的多媒體、跨媒體傳媒集團，否則，輿論領域的主導地位將被動搖。
市場法則報業大戰如火如荼
市場力量的另一效應是今年以來爆發的報業大戰。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廣東的媒體拚殺。廣東傳媒原本呈三足鼎立之勢，即「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老牌的「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三分天下。然而經過五年左右的刀光劍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基本被淘汰出局，市場上呈現的局面是兩雄對峙。
「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挾旗下銷量甚廣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之強勢，於去年年底再度推出一份大型財經類周報《２１世紀新經濟報導》，該報儼然以大陸《華爾街日報》面目出現，意欲搶財經類報紙的市場空白。而「廣州日報報業集團」除大舉兼併廣州本地的小報之外，亦於年初推出了一份專業財經周刊《贏周刊》，針對目標十分明確。「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在過去七年中，兼併十家報紙、三家雜誌和一家出版社，形成了發行量達一百二十萬份、年產值約二十億人民幣的產業規模。
與臺灣隔水相望的福建，報業大戰也是如火如荼。早在一九九九年，福建省內各報就紛紛組團南下北上觀摩學習，試圖革故創新。及至去年下半年，福建報業大戰的氣氛趨於濃烈。三千三百多萬人口的福建，雖然有數十種報紙，但發行量超過十萬份的報紙寥寥無幾，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全省性報紙處於實際發行量一兩萬份的窘迫境地。在這場慘烈的角逐中，一些缺少經濟實力奧援、沒有廣告量的參戰者，註定了敗北命運。
中國大陸的報業戰火嚴格來說是從兩千年第一天就開始燃燒的，火種源自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下發的三十號文件。這份紅頭文件的宗旨是：中央和國家機關原則上不辦機關報，其所辦報紙自負盈虧。這個規定如同一塊巨石，在報界引起強烈震盪。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機關報與其依附的機關斷奶、脫鉤，不僅意味一些報刊即將消亡，報刊過多過濫的局面發生實質性變化，而且還正式宣告：報業如同國有企業改革一樣，經過資源整合和結構調整後，將走向市場。
強化賣點揭露性報導成風氣
伴隨著集團化、兼併風而來的是媒體必須更加關注市場力量。市場規則最基本的要素有兩點，一是適應社會需求，二是刺激消費欲望。關於第一點，拓展的空間其實已經很小，而第二點由於彈性較大，各媒體也競相在這方面打主意。其中揭露性報導又是深具潛力的層面，因為此類報導能夠吸引讀者和廣告商。
從最近廣西錫礦事故的報導，可見大陸傳媒在這條「不歸路」走了多遠。廣西壯族自治區南丹縣七月初發生錫礦漏水事故，造成近百人死亡。事故發生十天後，廣西記者得到舉報，趕赴現場調查情況，卻受到礦場和南丹縣級官員的騷擾與威脅。記者面對新聞封鎖並沒有善罷甘休，而是通過電子郵件把消息發到了外地。事故發生兩周後，《上海青年報》和《武漢早報》率先在平面媒體予以披露，上海《文匯報》和四川《天府晨報》接著跟進。再後來，《人民日報》網絡版刊登了一個事故倖存者的自述。媒體的執著引起了中央的重視，最終使涉及幾百條人命的廣西錫礦漏水事故大白於天下。
從這個事例看來，北京當局牢牢掌控媒體的時代將成為歷史。事實上，隨著市場開放，媒體要搶新聞、爭取讀者、擴大發行量、提高廣告收入，就不能不增進自主性，而媒體自主性的膨脹，就必然削弱政府的控制力。這樣的結果當然有其必然性，除了市場規則的驅動以外，上層建築與經濟基層嚴重失調也是一個因素，北京實施了二十多年改革開放政策，經濟愈來愈與國際接軌，傳媒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極不協調。此外，大陸傳媒界許多有識之士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種種嘗試，公開呼籲政治改革和新聞改革者，希望能以「走鋼線」、「打擦邊球」的方式突破當局的控制。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也。
（作者為旅美政論家）
原載《中央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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