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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3日訊】 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

　　王蒙曾說，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与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后著使他有了一种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

　　几年前，作家馮驥才寫過一篇評王蒙的文章，文中說王蒙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手法給人一种雜色感。雜色是一种丰富、多變、神龍見首不見尾般机智的代名詞。

　　王蒙近年在北京平谷縣刁窩的鄉間置辦了一間“寫作別墅”，在青山綠水怀抱的農村小院里，我們的采訪便從他的隱居說起。王蒙說他只有逃出京城、遠离塵世才能有一种心情，能夠沉浸在自己的回憶里面，而這些回憶對他的寫作非常重要。

　　沉浸在回憶中能吸取力量，那与王蒙丰富的人生經歷有關。

　　王蒙有超越常人的早熟，14歲加入了中國共產党，開始了帶有明确政治抱負的社會活動，19歲發表了長篇小說《青春万歲》，由此登上文壇，22歲那年，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讓他遭遇厄運，被帶上“右派”的帽子下放新疆務農。

　　由眾目仰望的文壇新星，到“右派”西出陽關務農，如此戲劇性的人生是很少見的。談及此，王蒙說，他當時想“隨遇而安”。

　　當寫作与人生災難等同的時候，王蒙很自然地滋生出“人本來不是一定非寫作不可，你不寫作不照樣吃飯嗎？不寫作照樣可以喝酒”的想法。由此，我們才能理解，在新疆的16年中，放下筆的王蒙為什么把讀書作為解決人生危机的渡船。

　　1979年，王蒙的寫作迎來了又一個輝煌時刻。《風箏飄帶》、《夢的夢》、《說客迎門》、《蝴蝶》、《春之聲》等作品几乎在一夜間噴涌而出。但王蒙的“鮮花重放”，絕非一帆風順。在他重返文壇之前，有一篇名為《這邊風景》的小說腹死胎中，原因是他的寫作陷入了階級斗爭的套子。遭受階級區分之苦，深感斗爭之害的王蒙，知此鬧劇之荒唐而又不知不覺中難掙脫出其框架，可見時勢之力大也。

　　當記者問王蒙，如果沒有反“右”，你的作家之路怎么走時，王蒙坦率的說：“我想不一定就是幸運。”

　　王蒙是位聰明的作家，所謂聰明就是他常常會對自身、社會有一种清醒及時的反省。上小學時，他与一位女同學都忘了帶米字格寫字簿，老師批評后，那女同學說：“罰我吧，王蒙是個好學生，您就放過他吧。”王蒙听后說：“同意。”下課后，王蒙被老師叫進辦公室。此事王蒙記了几十年，由此他懂得“什么事光自己同意不行，還得合乎道理，而且你還得考慮別人”。從這件童年小事上，便能看出王蒙的悟性。

　　從人性出發關注道理，它使王蒙的小說將尖刻与寬容，悲壯与無奈，激憤与淡漠融合在一起，于是，他小說中的人物并不是忠奸分明扁平型的，故事則突破了傳統寫實方法，帶有想象色彩的典型性。由此，他那帶有非常有思想容量，審美新意的人物与故事，常常贊之者說其好，斥之者說其坏，如小說《堅硬的稀粥》、《活動變人形》都有這樣的遭遇。

　　王蒙曾說，生平有兩件最得意的事，一是愛情的成功，二是与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前者讓他在人生苦難時有了一份情感支撐，后著使他有了一种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從部長位子退了下來，王蒙很安詳地過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關注他作品、熱愛他作品的忠實讀者。王蒙作品的雜色，決定了与他作品產生共鳴需要一定的社會閱歷，王蒙為自己擁有這樣一批讀者而感到自豪。(//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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