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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3日讯】 从部长位子退了下来，王蒙很安详地过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关注他作品、热爱他作品的忠实读者。

　　王蒙曾说，生平有两件最得意的事，一是爱情的成功，二是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前者让他在人生苦难时有了一份情感支撑，后着使他有了一种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

　　几年前，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评王蒙的文章，文中说王蒙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给人一种杂色感。杂色是一种丰富、多变、神龙见首不见尾般机智的代名词。

　　王蒙近年在北京平谷县刁窝的乡间置办了一间“写作别墅”，在青山绿水怀抱的农村小院里，我们的采访便从他的隐居说起。王蒙说他只有逃出京城、远离尘世才能有一种心情，能够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面，而这些回忆对他的写作非常重要。

　　沉浸在回忆中能吸取力量，那与王蒙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

　　王蒙有超越常人的早熟，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带有明确政治抱负的社会活动，19岁发表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由此登上文坛，22岁那年，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让他遭遇厄运，被带上“右派”的帽子下放新疆务农。

　　由众目仰望的文坛新星，到“右派”西出阳关务农，如此戏剧性的人生是很少见的。谈及此，王蒙说，他当时想“随遇而安”。

　　当写作与人生灾难等同的时候，王蒙很自然地滋生出“人本来不是一定非写作不可，你不写作不照样吃饭吗？不写作照样可以喝酒”的想法。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在新疆的16年中，放下笔的王蒙为什么把读书作为解决人生危机的渡船。

　　1979年，王蒙的写作迎来了又一个辉煌时刻。《风筝飘带》、《梦的梦》、《说客迎门》、《蝴蝶》、《春之声》等作品几乎在一夜间喷涌而出。但王蒙的“鲜花重放”，绝非一帆风顺。在他重返文坛之前，有一篇名为《这边风景》的小说腹死胎中，原因是他的写作陷入了阶级斗争的套子。遭受阶级区分之苦，深感斗争之害的王蒙，知此闹剧之荒唐而又不知不觉中难挣脱出其框架，可见时势之力大也。

　　当记者问王蒙，如果没有反“右”，你的作家之路怎么走时，王蒙坦率的说：“我想不一定就是幸运。”

　　王蒙是位聪明的作家，所谓聪明就是他常常会对自身、社会有一种清醒及时的反省。上小学时，他与一位女同学都忘了带米字格写字簿，老师批评后，那女同学说：“罚我吧，王蒙是个好学生，您就放过他吧。”王蒙听后说：“同意。”下课后，王蒙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此事王蒙记了几十年，由此他懂得“什么事光自己同意不行，还得合乎道理，而且你还得考虑别人”。从这件童年小事上，便能看出王蒙的悟性。

　　从人性出发关注道理，它使王蒙的小说将尖刻与宽容，悲壮与无奈，激愤与淡漠融合在一起，于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忠奸分明扁平型的，故事则突破了传统写实方法，带有想象色彩的典型性。由此，他那带有非常有思想容量，审美新意的人物与故事，常常赞之者说其好，斥之者说其坏，如小说《坚硬的稀粥》、《活动变人形》都有这样的遭遇。

　　王蒙曾说，生平有两件最得意的事，一是爱情的成功，二是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前者让他在人生苦难时有了一份情感支撑，后着使他有了一种人生思想情感渲泄的窗口。从部长位子退了下来，王蒙很安详地过起作家生活，他有一批关注他作品、热爱他作品的忠实读者。王蒙作品的杂色，决定了与他作品产生共鸣需要一定的社会阅历，王蒙为自己拥有这样一批读者而感到自豪。(//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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