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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0日訊】 如果把中國思想界比喻爲一個馴馬場，真正的活力往往來自場外的野馬。在北 京的好處，就是有機會與一匹又一匹野馬相遇。具有野馬基因的思想選手與自然界 的野馬同樣稀罕，如果在我原來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難見到了。
我見到的第一位稱得上是野馬的思想者是林賢治。和他只有兩次接觸，一次是 我去廣州，一次是他來北京。林賢治年齡比我大一些，我沒有問他是哪年出生，但 我覺得他也是老三屆。後來我看介紹文字說，他當過農民，當過鄉村醫生，沒有讀 過大學。他大約是八十年代初以詩人的角色步入文壇，後來傾心研究魯迅。近年來 ，逐漸爲讀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過信，第一次見面是一九九七年初，當時他 “偏激”的言論就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當時他說，邵燕祥讓他作序。他覺得，邵先生的文章繞彎子的話太多，有三分 之二是廢話，應該刪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實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 同代作家當中，能夠像邵先生那樣堅持獨立思考獨立表達的，偌大中國也找不出幾 位。否則，林賢治也不會找邵先生一起編《散文與人》。但他對邵先生的文章還是 不滿意。從內心講，我得承認林賢治的話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發 言，他和我們同樣處於不能隨心所欲的表達環境。把真話和淡話摻在一塊兒，人家 還嫌他這杯酒度數太高，如果一點兒淡話都不摻，他的文章還發得出來麽?可林賢 治不這麽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標準。淡話說多了，就會成爲習慣。有意用淡話包 裝真話，久而久之，就會把淡話當成真話。林賢治這樣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確實把 不摻水的烈酒勾兌了出來，這就是他那篇題爲《胡風集團案：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 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後說，半年以內不會出現更好的文章了。
林賢治對“學者”的稱號頗爲鄙夷，幾次跟我說，你不要迷信“學者”，也不 要當什麽“學者”；崔衛平把學者和作者進行了區分，在她看來，學者是闡釋別人 的學問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學問的人。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國知識份子 缺乏的就是原創性。對於原創性，我們雖不能至，也該心向往之。 第二位稱得上是野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認識他其實比林賢治早。他八十年代 在華中師大讀研究生時，就以青年文學評論家在滬上成名。他原來很可能被訓練成 學術界的一匹良駒，後來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爲堵塞，他別無選擇地 成了野馬。學院的學者可以是民間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價值取向 。李劼雖然在大學還有教職，但他的價值取向卻是民間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國學術界産生影響的問題，都是他率先提出來的。比 如八十年代在文學界産生很大衝擊的“重寫文學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個中國知識 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討論。他提出了問題，又由於某些原因退出了討論。但我聽 說過這樣一句話：有時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有意義。我覺得，這同樣適用於評價 李劼的貢獻。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內容已經遠遠溢出了 文學批評的常規格局，甚至可以認爲這是他告別文學批評的一次亮相。如果說，他 討論《紅樓夢》還與文學批評有關，那麽，他評論從曾國藩到毛澤東的中國晚近曆 史，評論斯賓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紀的風雲人物，就和文 學風馬牛不相及了。有文學界的朋友爲李劼放棄輕車熟路的文學批評而到這些陌生 的領域肆意馳騁而惋惜，我卻十分理解李劼的選擇。
李劼的書與其稱之爲學者的著作，勿甯說是性情詩人的自言自語。前幾年，知 識界有人呼籲重建學術規範。這對於端正學風，弘揚正氣，抑制那些投機取巧、營 營苟苟之徒，在學術界獵取名聲以及職稱、學位之類的實惠，不無積極意義。但對 于李劼來說，這個命題卻沒有意義。他的自言自語，純粹是爲了表達自我，和世俗 的利益已經沒有什麽關係。他有一肚子真才實學，規範的學問他也不是不會做。但 他的表達方式，似乎就是爲了超越規範而出現的。如果說，正派、本份的學者，都 是訓練有素的駿馬良駒，那麽，李劼就是一匹無拘無束的野馬。他是中國知識界的 一個另類。你無須認同他的具體觀點和結論，但卻無法回避他的出現而造成的刺激 。訓練有素的駿馬良駒當然值得稱道，但如果不是常有個別野馬闖入，種群也難免 退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野馬比良駒更重要。
最後認識的是最年輕的野馬余傑。我至今還沒有機會和余傑深談，一共和他只 匆匆見了兩面，一次在《方法》編輯部，一次在國林風書店討論他的新書《鐵屋中 的呐喊》。
如果說，前兩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爲被馴馬場森嚴的規矩拒之門外 ，那麽余傑則是因爲他開始寫作生涯時還沒有進入馴馬場之內，所以馴馬場的規則 還沒有來得及影響他的表達方式，因而對他沒有約束力。他的文字被稱爲“抽屜文 學”，本來就不是爲拿到報刊上發表而寫作，只是留給自己備忘，至多給二三好友 傳看。後來朋友資助他油印成小冊子，才漸漸流傳開來。
今日之域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類似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現象。在這種 環境中，誰的大腦能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夠一語 道破皇帝光著屁股，不是因爲他有多高的思維能力，僅僅因爲他還沒有染上世故。 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沒穿衣服，而是看出來也不敢說，就算有個把人想說出真相 ，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慮措詞的策略上，所以說出來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雲 山霧嶂。讀餘傑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無忌的快意。這種魅力，在老到的 作家學者筆下是沒有的。要說與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慚愧的是，年齡給了我 世故，我已經失去了這樣直言不諱地表達的能力。
當然余傑也面臨著四重壓力。第一重是意識形態的壓力，第二重是商業社會 的壓力，第三重是學術規範的壓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壓力。我不擔心他在前兩 重壓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覺得後兩重壓力是更大的考驗。尤其是朋友們又請你在 他的媒體上亮相，又求你收斂思想鋒芒，作一些違背初衷的妥協，你還能始終如一 地保持野馬的品格嗎?
——轉自《木子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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