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为了寻找出一个“真我”，使人抵达“绝对的自由”，或说获取“绝对精神”，采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康得的实践理性，从理性退回到知性、感性中去，作目的论的“静观”。
二、萨特采虚无的手法，将有碍于我自由的“我思”东西虚无掉，用一种好的动机（良知）引导“我”走向自由。
三、斯宾诺莎的回归自然，用感性直观的方法，从有限中寻找无限的上帝。
四、孔子用意中之意来得到天命。仁既是道德的本体，又是天意的至善。

这些哲学家们都意识到“我思”无法找到本体，找到绝对的自由。于是将理性思考退回到知性或感性中去作目的论的静观。这虽然去掉了理性的思辨，静观到一定事物的合目的论。但终究还有“思”，还要有感性、知性。

这个“我思”（静观）虽无外在具体表像的拖累，但“心”还是有所动，我还是有意识在，我内心还存有一个理念。这个有理念的我，是否是真我？我在实践这个理性理念时仿佛不断向至善靠拢，但永远达不到那至善，这样我就不能绝对地肯定自我。我总是有缺陷的。这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身有意识，绝对的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现象学者说的，意识都有其意向性，意向性有时空的形式，有意向是不能全的。

就是说，只要你还有“思”，就有主客体矛盾对立的问题，在时空形式的作用下，你无法走向绝对。上面提到那些哲学家的方法论，不可能做到完人，达致至善。黑格尔的“绝对真理”，也不过是画圆圈以自慰，以知性、感性来包装理性理念达成绝对。就像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从心所欲”后面要加上一句“不逾矩”。其必画矩以自圆其说。因有意在，必须设矩，否则思就如脱缰的野马，任意骋驶，这就不是“从心所欲”，而是无所适从了。

其实，西方哲学家无法摆脱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魔匣，是其只有一个有对的“我”，而无中国人不言有对的“吾”。“我”是有对的，有一个对立面他人、它物而言。就是说，当我称我时，我是与你、他及它物有关系的。我是有客体对象而言我的。

我作为主体存在的时候，必有一个客体作为矛盾的对立面而存在。我说“我不是你，也不是他”，我说“我不是猪，也不是狗”都是有所相对而言；我说“我是我”也是意有所指：暗示我不是其他东西，我有我的特性。固说这个“我”，是有对有像有所执的，要与外界客体对象发生联系才能显现，因此我必定有“我思”才能确立“我”的存在。但“吾”与“我”就不同了，吾完全在己，不涉及外物、他人，是无对的。

吾就是吾，全在其自己，无矛盾的对立面，无外在而言“吾”。就是说，我是有辩证的，但吾是无辩证的。我们要使老子的道无所以可能，不能不论及中国古人这个“吾”的哲学观。

我们看到，很多宗教信仰者，他们证明神灵的存在及其威力时，采取的都是偶然性的事件，即经验之外的事件来证明：某某人得了癌症，祈祷神后突然病好了；某某开车掉进十几米深的山坑不死，就因为他身上戴着观音佛像。宗教家最喜欢用超常的事件来证明他们神的存在。实则不过是康得所说的从理性返回知性、感性的反思判断力在起作用。信仰者常因此而执迷不悟，直认其所信者为真神。实际上，不但基督、佛祖、阿拉可以显灵，非洲的原始拜物教也可显灵。现象的出现是千变万化的杂多，从杂多中挑选出一件符合神迹的事件并非难事。所以说，无论你信什么教，都可以从事实找出神迹证明你神的存在。
《摘自本书》

（待续）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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