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4月16日讯】近日，采访了在台湾政治大学，所举办的“2008年‘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三场研讨会。步入会场，有儒雅的唐装学者，也有着英挺西服的研究专家。有白发苍苍的庄严绅士，亦有剃尽头发或长发一束，任真率性之徒。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的领域也各不相同。他们都致力追求中国自由文化，或为此奋战多年。相较于台湾的一般民众来说，曾在中国历经沧桑，从事文艺学家与自由斗士的的气质是那么敏锐又独特，以致于初入会场时，感觉仿佛走入了另一个时空错置的场域。

当天发表的论文主题，大多与中国流亡文学有关。台湾所发表关于戒严文学的论文，仅有一篇，那就是来自清华大学谢静国的“昨日再会——朱天心小说的创伤记忆”一枝独秀，自然备受瞩目。

朱天心生于台湾，从小便受到大陆来台的父亲朱西甯──来自大陆山东家乡，军人出身的著名反共文学家，以及父执辈旧式才子──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影响。初期以拥抱礼乐中国、恢复传统文化为文章主要内容与走向，其后却因为台湾解严之后，本土文学势力崛起，朱天心以及所谓外省籍第二代作家，便成为第二波乡土文学论战中，备受攻击的主要目标。而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她的迷失、创伤与怨意，并陶铸了她的文学。在朱天心的作品主人翁，会以各种年龄、各种身份出现，而作品中的每一个主角，几乎都走向了旧有理想的崩解与失落。此篇论文便在探讨其在断瓦残垣的价值观中，另一种流亡状态的意义。

论文内容涵盖广阔，引起我深思的有两点，仅此与读者分享。

当日谢静国提到：“1977到1979年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很类似”时，立即引起会场人士不同的意见与想法。

文学家张成觉以为，两者程度相较之下，一轻微，一悲烈，简直不可比拟。袁红冰也以亲身经历，述说在文革期间，自己热爱文学的哥哥，是如何呕心沥血、旷日费时创作的一部小说，竟被惧怕抄家的父亲，连同塑料包投入烈火，付之一炬。袁红冰眼看他遭受重大打击，整整一个星期不喝、不吃、不眠，之后就从一个艺术家成为了“庸人”……。当时不知有多少怀着良心与才华的艺术家因此受害，暴政斲伤才华之毒之甚，难以想像。相较之下，台湾作家朱天心的文学生命，在历经文学论战后的反思与改向情况，获得文坛青睐与屡屡得奖的发展，似乎难以比拟。

此外，从整个大局势来看，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象征本土人民文学力量的崛起，反扑与批判当时执政国民党所喜的“御用作家”，不论观点是对是错，可称其为戒严时期自由开放的前声。其后的“美丽岛事件”审判过程全台震荡，引发追求民主政府的诉求，促使民进党终能完成政党轮替的理想，可谓一大胜利。

反观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却是执政党滥用国家权力，以仇恨斗争消弭歧异人士，以种种方式践踏扼杀艺术家的人性与灵魂自由，一次一次的荼害创作自由，至今中国仍是言论箝制最严重的国家，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呢？

即使如此，任何一个人创作生命中，最微小的不公待遇，以及恶意的打击，应该都是要正视的。我想这是有其意义之处。

另外引起我深思的是，谢静国说到他的论文投稿一篇学报时，“激怒”了两位评审教授，以致于无法通过。由于评审的政治立场高于文学立场，致使论文遭受贬抑，使他难以释怀。因此，此篇论文也带有他的“伤痕”记忆，近似于朱天心身为外省第二代作家，文人抑郁的情怀。

虽然我不了解教授们会被“激怒”的理由。但是我只明白每一个愤怒之后，必有其原因。正如学者谢静国基于与作家朱天心同样的生长环境，使他感同身受，并选择这个题目为研究方向。而那些教授们，会不会也背负了一个庞大记忆的伤痕与包袱，致使他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想到这里，不禁默然。就如同朱天心错综复杂的成长历程：父亲来自大中国的山东人，母亲刘慕沙为客家人，并为著名日文翻译小说家，其丈夫又是福佬系……。每一个生长在台湾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符应了一位与会者对台湾街头的印象：“好像刚走出日本，又走进厦门。”在这样盘根错结的各方势力环伺影响下，台湾能有今天的发展，除了上天厚爱，我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生长在台湾的人，要追寻一个认同的方向，的确不易。然而如此深厚的历程也增加了我们的理解与信心。经过戒严、解严、和平的政党二次轮替……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了，相信眼前只会是越来越光明，不会再有更多的倾轧与苦难！(//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