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6日讯】【新世纪特稿】40年前，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及“三家村”的序幕进入到全面的政治运动。30年前，中共中央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即将江张王姚“四人帮”打下台，随后宣布“文革”结束。

“文革”结束了，并且被中共官方“彻底否定”，然而，这一否定建立在中共官方对“文革”定性的基础上，即“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刻意回避与混淆了“文革”在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路线指导下展开的基本事实。结果，这一否定的政治性质逐渐显露出来──中共坚持维护毛泽东，以便维护其一党专制的统治体制，实际作为毛泽东路线代表的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被作为“反革命集团”与毛泽东及其路线剥离了关系，毛泽东及其路线本身就实际上保留了下来，它作为“文革”的精神实际上不死，继续成为中国社会保守力量的精神财富，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方向相抗衡，而当民间的批判锋芒越来越多地触及到这一政治现实，“文革”研究也就成为新的禁区，成为中共极其敏感的“软肋”。

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与精神

林彪集团曾经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之一，是毛泽东、江青发动“文革”、稳定“文革”形势不能不倚重的政治力量，但是在夺权风暴之后形成了某种“军人政权”的局面，进而，林彪集团与毛泽东江青集团的矛盾发展到对“文革”本身出现重大分歧，毛泽东路线受到严重挑战。

江青集团则始终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他们的许多极“左”的表现，尽管显露出政治上的幼稚或脆弱，却实际折射出毛泽东路线的极“左”性质。

这一条极“左”的路线，贯穿于中断新民主主义、迅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地向“一大二公”飞跃、限制市场经济而推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实践之中，将基于国有经济－中央计划体制的官僚化趋势，以及企业缺乏自身活力、群众革命于建设热情难以持久支持的趋势，都归咎于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劳动群众对党政官僚的不满，被视为他们对“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不满，从而把反对官僚化倾向政治化为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斗争。

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出于其政治需要，轻率地放弃了体现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高举起“史达林”这把“刀子”（毛泽东语），在新民主主义经济革命远未展开的中国社会中，开辟其“社会主义道路”，将这一“革命”脱离现实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反抗”或“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从而回避甚至抵制对其“社会革命改造”过程本身的反思。

史达林逝世后，毛泽东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而与苏共发生冲突，进而面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改革浪潮的冲击，以及中国社会中对这一浪潮的呼应。“计划化”在国际经济中有广泛的发展，然而计划经济却尚在孕育之中，还未成熟。在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突破中央计划体制而发展市场经济，突破共产党的政治垄断而发展民主政治，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之所趋。

然而，以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思想来看，这一大趋势幻化为一种“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幽灵，对其社会改造的思想蓝图是极其严重的威胁。毛泽东痛恨苏共及赫鲁雪夫的“非史达林化”，痛恨中国党政机构中的“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他反复探索，终于下决心动员亿万群众，不惜打碎中共的党政机构，不惜调动军队介入社会政治、军人参与重建各级党政机构，以反对“修正主义”，在经历长期中国式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远未发展起来的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在“文革”中，毛泽东很清楚，很明确，打击张春桥等人，就是反对“文革”，就是反对他毛泽东，批评迟群与小谢（静宜），矛头就是指向他毛泽东。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不无批评、责怪，但他们作为毛泽东路线的代表，全党与全国民众，看得一清二楚。

“文革”结束后，无论是组成特别法庭审判林、江集团，或是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或扭曲“文革”中这一基本事实，描绘出一幅现代版的“明君有误，小人乱政”画卷。

于是，一个声音久久地在社会中回荡着：“文革”死了，“文革”万岁！

“文革”精神──对抗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急风暴雨式的“文革”时间不长，到打倒了刘邓为代表的党政机构力量，就基本结束了。然而，“文革”激化了“革命改造”脱离社会现实的矛盾，要重建社会组织结构，却需要长时间的调整，其间，矛盾冲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出现。林彪集团从“文革”支持者转为其反对者并遭到惨败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过程，而为了批判林彪集团而发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表明，“文革”触及的深层矛盾已超出“毛泽东思想”所把握的水平。

“文革”的操纵者们搬出列宁的话，“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企图说明对小生产、对市场经济的限制符合马克思学说。但是，这些毛式“继续革命”论者实际无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理论：小生产须通过市场经济，才能组织为或结合于社会化大生产。

中共的社会改造无法根本取消市场经济，于是把价值规律称之为“大学校”，甚至将取消商品经济的企图视为“极左”。但是，中共这种明智是有限度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大旗下，“文革”中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及其造成短缺经济后果，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地步。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一个典型地体现“文革”精神的口号。它意味着，中共以其政治力量，不懈地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相抗衡，就象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

的确，“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如果从马克思学说经济理论中学到一点儿什么，就应该知道，市场经济存在，就意味着存在资本主义自发发展的现实可能，而要对付这种可能，当然不是去愚蠢地限制市场经济，而是动员和指导劳动群众组织为工会、农会及其它各种组织，运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权利，维护劳动者自身的权利，求得劳动者自身作为“自为阶级”的成长，逐渐地学会社会经济的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为新的社会主体。

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得到的教训是，“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

有了“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才会看到“社会主义之苗”用不着依靠着政治力量支持而生长在社会经济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威信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发动“文革”，但是他这样对抗市场经济必然性，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却不能不遭遇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市场经济有所发展，权力控制市场也在与时俱进，毛泽东当年所反对的诸如“走资派”乃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如今看来已是更为真切地成为现实，于是，念念不忘“文革”精神的人们，就这样那样地要“欢呼孙大圣”，要继承毛泽东“继续革命”的遗志，完成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业。

这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尤其要看到的是，中共否定“文革”的方式，与之大有关系。

纪念长征须发扬实事求是精神

中共要大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却回避对“文革”的反思，这很奇怪。

中共认为，红军长征胜利，遵义会议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开辟了道路。

不错，以遵义会议为代表，中共当年的一系列会议，使得中共摆脱了依据共产国际的意志而实行的教条主义式的领导。那么，今天的人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就应该继承中共当年曾经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文革”精神及其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做认真的清理工作，认识其出现的缘由，认识其局限性，根本杜绝以这种理论为依据而发动新的“文革”的危险。

来源：新世纪(5/15/200610:18)(//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