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5日讯】在“文革”四十周年前夕，最近我接受了德国第二电视台。英国BBC广播电台，和香港有线电视台的采访。尽管他们对“文革”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都提出同样一个问题——需要不需要纪念“文革”，不纪念它有什么危害？恐怕这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首先想到的问题。
| 遇罗文，发明家，遇罗克、遇罗锦胞弟，1948年生。童年时，赶上家庭遭遇磨难；文革初期，为宣传遇罗克写的《出身论》，创办《中学文本报》。因遇罗克案两次株连入狱，被关押6年。先后在陕北、东北插队落户，当过木匠、会计，盖过医院，办过工厂。1979年平反回京，才有机会从事心爱的发明创造。近年与其弟遇罗勉合作研制的高压水切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摄于1980年) |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低智商──“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纪念那还有什么可纪念的吗，这不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吗？
之所以对常识有了疑问，根源在于中共当局最近公开宣布禁止有关“文革”的纪念活动。禁止就够荒唐的了，禁止的理由更是荒唐可笑，居然是为了安定团结。
到底想让谁和谁团结呢？要让“文革”的受害者与杀人打人的凶手们去团结吗？如果这个逻辑能成立，那么南京大屠杀甚至抗日战争也不用纪念了，以免影响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与被残害的中国人的团结；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也不用再开办了，以免影响希特勒之流的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团结……
禁止纪念“文革”无非是强迫人们去遗忘，这是可能的吗？我在调查北京大兴县大屠杀事件时遇到这么一件事：
有一位女士（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次事件中她的亲人都被杀害了，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她虽然有较好的工作，但是始终没有结婚。许多亲戚朋友帮她说媒，劝说她，也无法把她从痛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解释说，一想到死去的亲人们，她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如果成立了家庭，这种情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吗？
不去追讨肇事的元凶，不给受害人满意的说法，想让人忘掉这段历史，可能吗？也许有人会天真的想：不是有“落实政策”这么一说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把这种所谓的“落实政策”刻画清楚了。
五年前我采访了揽杆市事件的受害人李文波亲属──李文波的小儿子李玉海先生。经历过文革的北京人都知道崇文区榄杆市事件，那时正是红卫兵抄家打人刚刚兴起的时候。突然传说李文波用菜刀报复了红卫兵，中共政权立刻演绎成阶级敌人行凶反攻的事例，于是红卫兵大开杀戒就有了借口。李文波当场被打死不算，几天以后周恩来主持的公审大会上，又把已死的李文波和还没被打死的李太太宣判了死刑。
事实真相是李文波根本就没伤害任何人，红卫兵打了他半天他都没有反抗，只是他太太刘文秀想去上厕所红卫兵不允许还打他太太，他才急了，想去保护她。
李文波夫妇冤死了十几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平反”，李玉海先生得到的无非是法院打印的一页纸，除了一通废话以外有用的只是“无罪”两字。李文波以前是东北军主管财务的官员，家中资产不可谓不多，红卫兵抄走了的古玩字画存折全天下落，可笑的是一个花旗银行存折，内瓤全没了，只剩个空壳还给了李玉海。人白死了不算、连财产也没要回来──这就是落实。
李玉海先生现在在一所区办大学教书，妻子又有病，生活十分困难。而残害李文波的大小凶手们，无论是宣判的周恩来还是诬陷李的女红卫兵，还是动手打死人的红卫兵这些群体灭绝罪的凶手们，至今没有一人受到惩罚，哪怕仅仅是官方文字上的谴责！
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傻子都能明白，希特勒和他的党卫军们，就希望犹太人不记得大屠杀这回事；东条英机和军国主义分子，也希望没人提南京大屠杀。如果他们还掌着权，如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给受害人平反的话，恐怕受害者也就和李玉海先生得到的差不多。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我的哥哥遇罗克仅仅因为一篇提倡平等的文章被判了死刑。二十七岁的年轻生命就被活活剥夺了，所谓“补偿”也就给了两年的学生工资约三千块人民币。抄家时公安局拿走的日记，我家多次索要至今不还。
众所周知，遇罗克是反对血统论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血统论所以那么猖撅，除了毛泽东及其官僚们长期推行的效果以外，文革时闹腾最凶的是个叫谭立夫的大学生，他极力鼓吹血统论，以至那些杀人打人的红卫兵凶手们，常以谭立夫讲话当行事准则。到了二十世纪末，谭立夫又成了共产党的高官，不过是改了名换了处，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还写了书，依然得意“文革”时的辉煌。
我在调查大兴屠杀事件时也发现，那些屠杀事件的策划者们，现在活得都挺滋润，原先在公社任职的，至今还享受着退休待遇。
这些人和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当然不喜欢谈“文革”。他们有资格让受害人忘掉文革吗？正如纳粹分子让犹太人忘掉死亡集中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让中国人忘掉南京大屠杀，这难道不荒唐可笑吗？
既然明白了禁止纪念“文革”对谁有利，自然也让人想到对谁有害。
对“文革”时期的受害者有害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起码有悻于公正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受害者则是那些对“文革”一无所知的人。由于禁止纪念“文革”，与“文革”有关的纪实文学、记录片、小说、电影、教科书就无缘于人见面了，“文革”后出生的人对“文革”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他们就无从吸取文革的反面教训，一旦再卷人类似“文革”的狂热反常事件中就会毫不察觉。尤其是毒害人们已久而又易于接受的暴民意识会滋长蔓延。
也许有人会乐观地认为，类似“文革”时期的残暴行为可能不会发生了，毕竟今天已是物质文明极大提高了，外部环境的精神文明也有了极大的进步。我只能遗憾的说，这是您的一厢情愿。就看看当前人们对野蛮行径的麻木不仁，我们感觉不到比“文革”时期的愚昧强了多少；看看最近震惊中外的苏家屯事件，我简直就感到又回到了“文革”。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文明国度难以想像的事件，其中主要原因是，犯了群体灭绝罪的人在中国从来没得到过制裁，丧失人性的凶手们就会有恃无恐。今天他们对付的是法轮功学员，明天也许对付的就是你或我，找个借口太容易了，文革时这种例子还少吗？结果还不是人人自危，多数人都成了受害者！
几年前我写了本小说。名字是《复仇者》。说的是一个小孩，经历了“文革”时的恐怖，全家人都被杀害了，后来他变成了复仇者，靠知识陆续杀了二十几个残害过人的凶手。没有一个出版社敢出版这个小说，他们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其实正相反，如果靠不健全的法律不能维持社会的公正，起码也应该有另一种途径可能维持这种公正，这样的好处是坏人会有所顾忌，从长远上说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可悲的是由于没有在国内进行过对“文革”的仔细认真地探讨，当局匆匆忙忙下了结论，接着连讨论、纪念、回忆一切与文革有关的活动都被逐步禁止了，许多人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这种“害”不仅是物质和精神的，也应该包括道义和名誉的。
从更广泛的意义说，禁止纪念“文革”有害于全体中国人民或者说中华民族。这种不正义的延续，最终受害的还是整个民族。
有句俗话叫“以小比大”。我在调查大兴事件时还发现，屠杀最残暴的两个大村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其中一个村庄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别的村庄引进外资很容易，外商到了我们村一听说以前发生过的事，人家扭头就走了，至今也没有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建立在这个村。
幸好有今天这样的纪念活动，还能让全世界的人民知道中国人不是都那么麻木不仁，都对野蛮行径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不是都那么没出息，从而能让其他民族对中国人瞧得起。既然咱们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个伟大文明的民族，起码应懂得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不正义不保持沉默。如果我们都对“文革”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纪念活动，其他民族能尊重我们吗？
至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敬佩我的哥哥遇罗克，在血统论横行中国的时候，不幸的是只有他一个人写出了一篇文章，整个知识份子阶层，除了为虎作怅的全处于失语状态。罗克为整个民族争了光。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份子开始了脚踏实地的维权运动，尽管他们没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十分敬佩他们，因为他们也要顶风冒险，需要大智大勇，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是艰难的，有人为此受到了酷刑。由于有了他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不辱没文明古国的称号。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遗憾的是不能来参加这次会议，这又是一次中国人民的不幸。在此我用罗克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发言并与他们共勉──
千里雪原泛月光，
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夜亦迢迢路亦长。@(//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