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新世紀特稿】40年前，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文革」從批判「海瑞罷官」及「三家村」的序幕進入到全面的政治運動。30年前，中共中央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即將江張王姚「四人幫」打下台，隨後宣佈「文革」結束。

「文革」結束了，並且被中共官方「徹底否定」，然而，這一否定建立在中共官方對「文革」定性的基礎上，即「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刻意回避與混淆了「文革」在毛澤東及其政治、思想路線指導下展開的基本事實。結果，這一否定的政治性質逐漸顯露出來──中共堅持維護毛澤東，以便維護其一黨專制的統治體制，實際作為毛澤東路線代表的林彪集團、江青集團被作為「反革命集團」與毛澤東及其路線剝離了關係，毛澤東及其路線本身就實際上保留了下來，它作為「文革」的精神實際上不死，繼續成為中國社會保守力量的精神財富，與改革開放的市場化方向相抗衡，而當民間的批判鋒芒越來越多地觸及到這一政治現實，「文革」研究也就成為新的禁區，成為中共極其敏感的「軟肋」。

毛澤東的「文革」路線與精神

林彪集團曾經是毛澤東路線的代表之一，是毛澤東、江青發動「文革」、穩定「文革」形勢不能不倚重的政治力量，但是在奪權風暴之後形成了某種「軍人政權」的局面，進而，林彪集團與毛澤東江青集團的矛盾發展到對「文革」本身出現重大分歧，毛澤東路線受到嚴重挑戰。

江青集團則始終是毛澤東路線的代表，他們的許多極「左」的表現，儘管顯露出政治上的幼稚或脆弱，卻實際折射出毛澤東路線的極「左」性質。

這一條極「左」的路線，貫穿於中斷新民主主義、迅速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不斷地向「一大二公」飛躍、限制市場經濟而推行中央計劃經濟的實踐之中，將基於國有經濟－中央計畫體制的官僚化趨勢，以及企業缺乏自身活力、群眾革命于建設熱情難以持久支持的趨勢，都歸咎於基於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復辟」傾向，勞動群眾對黨政官僚的不滿，被視為他們對「資本主義」或「資產階級」的不滿，從而把反對官僚化傾向政治化為打倒「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鬥爭。

它的思想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毛澤東出於其政治需要，輕率地放棄了體現馬克思學說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高舉起「史達林」這把「刀子」（毛澤東語），在新民主主義經濟革命遠未展開的中國社會中，開闢其「社會主義道路」，將這一「革命」脫離現實而引發的諸多社會矛盾，都歸咎於「資產階級反抗」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從而回避甚至抵制對其「社會革命改造」過程本身的反思。

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為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而與蘇共發生衝突，進而面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改革浪潮的衝擊，以及中國社會中對這一浪潮的呼應。「計畫化」在國際經濟中有廣泛的發展，然而計劃經濟卻尚在孕育之中，還未成熟。在現實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突破中央計畫體制而發展市場經濟，突破共產黨的政治壟斷而發展民主政治，成為社會發展的大勢之所趨。

然而，以毛澤東的「繼續革命」思想來看，這一大趨勢幻化為一種「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幽靈，對其社會改造的思想藍圖是極其嚴重的威脅。毛澤東痛恨蘇共及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痛恨中國黨政機構中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說他們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於是，他反復探索，終於下決心動員億萬群眾，不惜打碎中共的黨政機構，不惜調動軍隊介入社會政治、軍人參與重建各級黨政機構，以反對「修正主義」，在經歷長期中國式封建社會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遠未發展起來的中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在「文革」中，毛澤東很清楚，很明確，打擊張春橋等人，就是反對「文革」，就是反對他毛澤東，批評遲群與小謝（靜宜），矛頭就是指向他毛澤東。毛澤東對江青等人不無批評、責怪，但他們作為毛澤東路線的代表，全黨與全國民眾，看得一清二楚。

「文革」結束後，無論是組成特別法庭審判林、江集團，或是形成《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都小心翼翼地避開或扭曲「文革」中這一基本事實，描繪出一幅現代版的「明君有誤，小人亂政」畫卷。

於是，一個聲音久久地在社會中回蕩著：「文革」死了，「文革」萬歲！

「文革」精神──對抗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性

急風暴雨式的「文革」時間不長，到打倒了劉鄧為代表的黨政機構力量，就基本結束了。然而，「文革」激化了「革命改造」脫離社會現實的矛盾，要重建社會組織結構，卻需要長時間的調整，其間，矛盾衝突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出現。林彪集團從「文革」支持者轉為其反對者並遭到慘敗的經歷，是一個典型的過程，而為了批判林彪集團而發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表明，「文革」觸及的深層矛盾已超出「毛澤東思想」所把握的水平。

「文革」的操縱者們搬出列寧的話，「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企圖說明對小生產、對市場經濟的限制符合馬克思學說。但是，這些毛式「繼續革命」論者實際無視馬克思學說的基本理論：小生產須通過市場經濟，才能組織為或結合於社會化大生產。

中共的社會改造無法根本取消市場經濟，於是把價值規律稱之為「大學校」，甚至將取消商品經濟的企圖視為「極左」。但是，中共這種明智是有限度的。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大旗下，「文革」中公私合營企業轉為國有企業，對市場經濟的控制及其造成短缺經濟後果，發展到「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地步。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一個典型地體現「文革」精神的口號。它意味著，中共以其政治力量，不懈地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性相抗衡，就象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一樣。

的確，「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如果從馬克思學說經濟理論中學到一點兒什麼，就應該知道，市場經濟存在，就意味著存在資本主義自發發展的現實可能，而要對付這種可能，當然不是去愚蠢地限制市場經濟，而是動員和指導勞動群眾組織為工會、農會及其它各種組織，運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項自由權利，維護勞動者自身的權利，求得勞動者自身作為「自為階級」的成長，逐漸地學會社會經濟的管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成長為新的社會主體。

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得到的教訓是，「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知道，目前’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

有了「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才會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人們才會看到「社會主義之苗」用不著依靠著政治力量支持而生長在社會經濟之中。

於是我們看到，儘管毛澤東以其巨大的政治威信和強大的政治動員力量發動「文革」，但是他這樣對抗市場經濟必然性，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改革浪潮，卻不能不遭遇失敗。

改革開放20多年，市場經濟有所發展，權力控制市場也在與時俱進，毛澤東當年所反對的諸如「走資派」乃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如今看來已是更為真切地成為現實，於是，念念不忘「文革」精神的人們，就這樣那樣地要「歡呼孫大聖」，要繼承毛澤東「繼續革命」的遺志，完成毛澤東「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業。

這是一種現實的危險。尤其要看到的是，中共否定「文革」的方式，與之大有關係。

紀念長征鬚髮揚實事求是精神

中共要大力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卻回避對「文革」的反思，這很奇怪。

中共認為，紅軍長征勝利，遵義會議起著決定性作用，因為這次會議結束了「左」傾路線的統治，為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開闢了道路。

不錯，以遵義會議為代表，中共當年的一系列會議，使得中共擺脫了依據共產國際的意志而實行的教條主義式的領導。那麼，今天的人們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就應該繼承中共當年曾經表現出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文革」精神及其理論基礎，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做認真的清理工作，認識其出現的緣由，認識其局限性，根本杜絕以這種理論為依據而發動新的「文革」的危險。

來源：新世紀(5/15/200610:18)(//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