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月22日讯】随着赵紫阳的去世﹐各种追忆悼念文章在铺天盖地地涌现﹐让我们感觉荒凉莽苍大地上的中国人“道是无情却有情”。对赵紫阳的评价﹐自然是悼念他的人们所正在谈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在评价中发掘他的价值﹐自然使这场有良知的民众的自发悼念活动更加深情﹑理性和合情合理。

也许历史人物不宜近观﹐而宜远看﹐有些历史人物在远观中更能显出他的高大﹐而有些历史人物愈加渺小。假若将赵紫阳放在中国数千年的长远辽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评价﹐就能够更加凸现出他的卓尔不群的伟大价值﹐将会理性地发现他的历史地位远超过当前官方评价甚高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与先他而去的另两位杰出的中共领袖人物陈独秀﹑胡耀邦并驾齐驱﹐都可以称得上20世纪中国当之无愧的伟人。为何要将赵紫阳﹑陈独秀﹑胡耀邦放在同一等量级﹐而置于毛邓之上呢﹖

理由是看数千年的中华民族稀缺的是什么﹐而这两类中共领袖人物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中华民族所稀缺的资源﹐满足了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深层需求。中国从秦始皇到满清的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史上﹐出现像唐太宗时代的“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可谓是昙花一现﹐远为漫长的是帝王的暴政史﹑昏庸史﹐偶尔出现的明君贤相难以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剧命运﹐专制制度的本质使中国长期处于治少乱多﹑险象环生的可怕境地。反观近代欧美众多选择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迅速地将积重难返﹑专制依旧的满清帝国甩在后面﹐不断地加以羞辱。从近代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就可以看得出选择了不同制度的两种国家之间的命运﹐当时的满清在经济上还属于世界大国﹐远超过当时的日本﹐海军的武器装备丝毫不差于日本﹐结果庞大的帝国被向来看不起的日本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凭借制度的优势﹐日本将经济上远超过自己的大清帝国打得颜面全无﹐加速了清朝的灭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不是覆灭在经济的落后上﹐而是覆灭在制度的落后上﹐专制的制度导致满清的腐败无能﹐无法应对列强纷起﹑弱肉强食的激烈残酷的世界竞争新格局。

毛泽东建国后﹐熟读中国帝王史的他并没有超越他所熟悉的那些传统帝王﹐因为他不但没有动摇﹑摈弃强大的专制传统﹐反而利用他的独裁威权﹑自私谋略让中国的专制变本加厉﹐让中国近现代短短数十年所好不容易积累的稀薄民主土壤彻底的恶质化﹐让他掌政的短短27年间变成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人类史上最专制﹑最残暴﹑最血腥﹑最惨无人道﹑最惨绝人寰的灾难史﹑黑暗史。建国初的土地革命﹑“三反”﹑“五反”等﹐镇压地主﹑工商业主等﹐凡是有资产者有钱达到革命标准的﹐莫不财产充公﹑家破人亡﹐人财两空﹑被迫害死﹑自杀的非正常死亡者竟达200万之多﹐这可谓是开创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有产者最血腥﹑最蛮横地剥夺和镇压。紧接着1955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党集团”冤案﹐将党内与他思想不太一样的知识分子胡风进行镇压﹐牵扯到万人以上。1957年﹐毛泽东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发动反右斗争﹐让多达55万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自由﹐直接制造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1958年毛泽东利用他的无知无畏﹐发动了劳民伤财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判了为民直言的彭德怀﹐不允许党内干部（即使是功高如彭德怀）与他有不同意见。于是党内外谁也不敢说真话﹐谁也不敢提不同意见﹐致使1959年到1961年间中国苍茫大地饿殍千里﹑非正常死亡四千万人左右﹐这一在没有大天灾的风调雨顺自然条件下所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在当时被说成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事后被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四千万农民兄弟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并没有阻止毛泽东专制的步伐﹐他反而为了一己私利﹐为了整倒刘少奇﹐不惜发动一场陷整个中华民族于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将党内争权夺利的斗争毒焰无情地引燃到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凡是属于人类史上正面的﹑有价值的﹑文明的莫不是横扫的对象﹐凡是人类最肮脏﹑最恐怖﹑最血腥﹑最没有人性的莫不沉滓泛起﹑应运而生。文革灾难波及亿万家庭﹐死难者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个无头帐﹐但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绝对不少于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暴君所迫害致死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在毛统治时期﹐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知识分子受压制的残酷程度亘古未有。毛泽东所广为人知的《沁园春‧雪》中历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等历代著名帝王﹐透露出都不在话下之意﹐但毛的所作所为﹐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不要说望那些明君之项背﹐就是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相比﹐也是有过之无不及。更可怕的是﹐毛所带来的灾难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他所一手创造的专制体制还在深重地束缚着中国﹐如一党专政﹑党国党政不分﹑军队党化﹑新闻是党的喉舌﹑人民代表大会的虚设化﹑司法不独立﹑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等等一整套体制﹐莫不严重束缚着中国公民的合理权益﹐使中国宪法上的诸多公民权益几乎形同虚设。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专制体制与当今的世界民主大潮背道而驰﹐与中国传统最残暴的专制﹑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可谓是一脉相承。所以从大历史和世界大局的眼光审视﹐毛的出现与当政﹐是中国人民与中化民族的深重灾难﹐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整整推迟了2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正是在中国迟滞不前的毛时代﹐亚洲地区的日本和“四小龙”突飞猛进﹐顺利地跨入现代化国家地区行列﹐中国大陆远远地被抛在后面。

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进行超越﹐使中国经济发生举世瞩目的变化﹐但邓小平的改革是充满局限的跛足改革﹐即只进行经济改革﹐回避政治改革。这样改革方式使中国民众在物质财富相比毛泽东时代是大大丰富了﹐但由于回避与压制政治改革（以镇压六四运动为标志）﹐使经济改革的公正性﹑效益性逐渐地受到束缚﹐使吏治腐败﹑教育滑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风气急转直下﹑弱势群体哀苦无告﹑公共财富使用失当﹑环境严重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紧迫与严重。邓小平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谈到文革问题时﹐上升到制度认识层面﹐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重要的认识付诸实践﹐甚至压制他一手提拔的胡耀邦﹑赵紫阳试图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突破。邓小平在经济上突破毛泽东的束缚﹐使自己成为改革的功臣﹔但他在政治上基本继承毛的衣钵﹐使他成为改革的罪人﹐使中国的改革在畸型中危险地行进﹐让社会付出越来越大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延缓了中国告别专制﹑走向民主的进程。镇压六四﹑罢免赵紫阳是邓小平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和败笔﹐对此强悍的邓无法做到理直气壮﹐他开始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来渐渐说成是政治风波﹐批判的严厉程度大大降低。甚至在体现了邓的意愿的邓的悼词中﹐只字不提邓镇压“六四”的“丰功伟绩”﹔邓去世后﹐邓的女儿还为邓镇压“六四”进行辩护和开脱﹐说镇压的命令不是邓下的。在由专制转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邓在关键时刻充当着屠夫和绊脚石的角色﹐对此﹐公正的历史不会遗忘和视而不见的。

毛泽东将中国通往民主的大门完全堵死﹐企图让中国人在恐惧与愚昧中忘记民主大门的存在﹔邓小平在将中国通往民主的大门刚刚打开一点缝隙时就匆忙地牢牢关死。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恰恰在毛邓止步的地方或从思想上或从行动上进行探索实践﹐为后世提供了伟大的启示。陈独秀作为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他给历史带来丰富思想财富的不是他担任总书记的时期﹐而是在担任总书记之前的五四运动时期﹐创办《新青年》﹐鼓动青年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呼唤民主科学﹐成为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在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的人生并没有走向灰暗﹐反而更加光芒四射。他被国民党抓到后﹐在法庭上慷慨陈辞﹐该陈辞可视作他民主爱国反专制独裁的宣言。抗战期间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后﹐陈独秀谢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邀请﹐也谢绝延安的邀请﹐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冷静地思考着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他在洞察了斯大林的暴政后﹐更深入地看到造成斯大林暴政的专制体制﹐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必然产生专制﹐必然会产生斯大林式的暴君。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可谓是振聋发聩﹐值得中国人深思。可惜如此重要的思想并没有被当时和后来的知识界和中共所认识﹐但这丝毫不影响陈独秀作为思想先驱的地位与价值。

胡耀邦没有陈独秀那样的深刻思想认识﹐但他出于自己的开明正义﹑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和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反思﹐在政治上不断突破毛的限制﹐为在毛时代受迫害的普通的民众申冤昭雪﹐如全面平反右派﹑允许所有知青自由返城等。胡耀邦的开明政治﹐使民众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整个社会风气走向开放﹑奋发向上﹐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追求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发言﹐独立的著书立说﹐国外的各种学术思潮纷涌沓至﹐青年大学生敢思敢想敢以天下为己任﹐整个社会洋溢着健康的活力﹐一扫毛时代万马齐喑的死寂﹑暮气和奴性。此时的中国人不仅体会着经济的发展﹐更开始体验着做人的尊严﹐自发或自觉地呼唤着﹑追求着民主的到来。但可惜好景不长﹐胡耀邦因被中共元老和保守派指责处理1986年学潮不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在1987年1月17日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胡耀邦受到莫大冤屈﹐在抑郁中于1989年4月去世﹐直接引发了学生大规模的自发纪念游行活动。学生在活动中进而提出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遭到当局的残酷血腥镇压﹐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事件。胡耀邦的开明使当时的中国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充满活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逐渐生发﹐奠定了1989年学生大规模表达民主诉求的思想基础。对比一下今天大学生的眼光﹑胸襟﹑政治意识和思想个性﹐在整体上与20世纪80年代没法相提并论﹐这种高下之别﹐在很大程度上时代风气使然﹐在营造和保护这种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风气中﹐胡耀邦居功至伟。

赵紫阳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经济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道德勇气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数方面的成就足以奠定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功臣的历史地位。

首先﹐赵紫阳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驾齐驱﹐认识到经济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改革问题。他的经济改革核心思想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勇敢地在当时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形势下大力推动发展私有制经济﹐他的这种认识是党内第一人﹐早于邓小平﹐但后来将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功劳完全归到邓小平名下是违背历史的。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是发展党内外民主并形成制度化。特别是在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顶住党内高层保守派﹑元老派的种种压力﹐提出比胡耀邦更大胆的政改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十三大报告中。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经济﹑政治改革协调同步进行﹐中国当今出现的诸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邓小平90年代的改革只有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于是造成今天贪污腐败触目惊心﹑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公正难以彰显等等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赵紫阳比邓小平的改革主张更全面﹑更深刻﹐也更切合中国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次﹐赵紫阳自觉地形成一套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决策基本上是拍脑袋式的决策﹐主要由自己一个人拿主意﹐他们的秘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注释与被注释的关系﹐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智囊团来帮助他们决策﹐这样﹐毛邓一个人的局限也就被放大和暴露无遗。而赵紫阳的决策是自觉吸取党内外优秀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智囊团﹐当时国务院的众多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中国高校的优秀专家学者积极地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研究成果﹐专家的独立思考得到宽容与鼓励﹐没有受到限制与打压。在那些被赵紫阳倚重的智囊人员里﹐当时被誉为“精英”的青年才俊﹐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严家其﹑苏绍智﹑陈一咨﹑朱嘉明﹐以及被捕入狱的鲍彤﹑吴稼祥﹑曹思源等﹐还有象吴国光﹑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王健等。这些专家的积极建言献策﹐使自己的智慧及时地转化为富有成效的国家政策﹐赵紫阳为这些优秀专家的参政执政创造了一个开阔的平台。这种开明开放的决策机制﹐不但让优秀专家发挥出能量﹐而且赵紫阳也深得其益﹐他具有超越当时所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开阔眼光。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曾陪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主佛里德曼教授﹐与赵紫阳讨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的问题﹐会谈后他们对赵紫阳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有过极高的评价。赵紫阳积极主动地及时了解到当今世界最尖端人才关于中国发展的见解主张﹐从而使得自身对中国现实的判断﹐站立在一个中南海的后任者迄今为止都不易超越的境界。从毛泽东无情打击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拒绝专家的独立思考﹐到赵紫阳自觉地吸收智囊团众多优秀专家的智慧﹐就可以看出赵紫阳决策机制的民主﹑科学和富有远见﹐完全符合当今民主国家领导人决策的潮流。

第三﹐赵紫阳具体执政中努力践行自己的政改理念。赵紫阳与胡耀邦在80年代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允许中国在中小等级的动乱中发展前进﹐即积小乱成大治﹐对此﹐他们努力地践行这种明智的政改理念。胡耀邦对1986年的学潮运动﹐以及自由化民主人士都是采取一种宽容﹑保护的策略﹐并没有采取当时保守派所主张的强力镇压的政策﹐这后来成为保守派赶他下台的一个重要借口。赵紫阳在1987年到1989年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短短时间内﹐进一步践行他与胡耀邦所形成的共同政改理念﹐对追求民主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仍采取开明的态度与政策。在他主政时期﹐开辟了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不管案件审判﹑不审查文艺作品的局面﹐当时中国没有新增一个政治犯﹐没有查封一家出版社﹑杂志社﹐中国的新闻出版言论的自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赵紫阳向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个方案的长远目标﹐是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在中国建立能够与市场经济互相支持的民主政治。赵紫阳不仅是提出政改的宏伟目标﹐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实践中朝这个目标迈进﹐

第四﹐在大是大非的重要历史关头﹐赵紫阳选择了良知与正义﹐而不是权力与官位。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赵紫阳是当时中共决策层中唯一表示明确反对用军队镇压学生与市民的领导人。一边是民主﹑自由﹑民心﹑民意﹑年轻大学生和市民的生命﹐另一边是专制﹑独裁﹑残暴﹑血腥﹑权位利禄﹐赵紫阳勇敢地选择了前者﹐为此﹐他失去一切权位﹑失去人生自由﹐被他所效忠的政党非法软禁长达十六年之久﹐直到溘然离世。凭此一点﹐就可以将赵紫阳奠定在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伟大进程中的伟人地位﹐远远超过那些在这重大历史关头扮演屠夫﹑帮凶﹑帮闲角色的大大小小权贵们。假如没有六四事件﹐也许赵紫阳的光芒还没有邓小平那么夺目﹔但发生了六四事件﹐赵紫阳的历史地位历史价值就远超过邓小平﹐而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价值却要大打折扣﹐甚至在这件事情上将自己作为罪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中国由专制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伟大进程的关键时刻﹐赵紫阳顺应历史潮流做出正义的选择﹔而邓小平逆时代潮流﹐大大延缓和阻碍了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

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他们或从思想上﹐或从行动上﹐推动了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进程﹐虽然他们都没有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但他们所作的种种抗争与努力﹐永远值得追求民主的后世子孙的尊敬与敬仰﹐并激励着负责任﹑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去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今天仍享有至尊地位的毛邓﹐将为追求民主﹑享有民主的中国人所理性摒弃﹐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强权独裁人物的存在﹐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大国在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当中要艰难﹑缓慢﹑沉重得多。

中华民族的伟人与罪人都已离开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最光荣﹑最艰难﹑最曲折的历史使命——由专制体制转向民主体制——责无旁贷地落在每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有眼光的中国公民身上﹐让我们继承陈独秀﹑胡耀邦﹑赵紫阳的民主思想﹑民主斗志﹑民主精神﹐驱除毛邓专制者的思想流毒的影响﹐成为开创中华民族千古伟业的一代风流才俊﹑自由公民﹐让我们的子孙在华夏大地上第一次也是永远地真正告别专制恐怖﹐安享自由民主。

是选择继续做专制制度的奴隶与奴才﹐还是选择做开创与安享民主制度的有尊严﹑有人权的公民﹖这是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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