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2日訊】隨着趙紫陽的去世﹐各種追憶悼念文章在鋪天蓋地地涌現﹐讓我們感覺荒涼莽蒼大地上的中國人“道是無情卻有情”。對趙紫陽的評價﹐自然是悼念他的人們所正在談論的一個核心話題﹐在評價中發掘他的價值﹐自然使這場有良知的民眾的自發悼念活動更加深情﹑理性和合情合理。

也許歷史人物不宜近觀﹐而宜遠看﹐有些歷史人物在遠觀中更能顯出他的高大﹐而有些歷史人物愈加渺小。假若將趙紫陽放在中國數千年的長遠遼闊的歷史背景中加以評價﹐就能夠更加凸現出他的卓爾不群的偉大價值﹐將會理性地發現他的歷史地位遠超過當前官方評價甚高的毛澤東和鄧小平﹐與先他而去的另兩位傑出的中共領袖人物陳獨秀﹑胡耀邦並駕齊驅﹐都可以稱得上20世紀中國當之無愧的偉人。為何要將趙紫陽﹑陳獨秀﹑胡耀邦放在同一等量級﹐而置于毛鄧之上呢﹖

理由是看數千年的中華民族稀缺的是什麼﹐而這兩類中共領袖人物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中華民族所稀缺的資源﹐滿足了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深層需求。中國從秦始皇到滿清的長達兩千多年的專制史上﹐出現像唐太宗時代的“貞觀之治”的太平盛世可謂是曇花一現﹐遠為漫長的是帝王的暴政史﹑昏庸史﹐偶爾出現的明君賢相難以避免“人亡政息”的悲劇命運﹐專制制度的本質使中國長期處於治少亂多﹑險象環生的可怕境地。反觀近代歐美眾多選擇了民主制度的國家不斷發展壯大﹐迅速地將積重難返﹑專制依舊的滿清帝國甩在後面﹐不斷地加以羞辱。從近代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就可以看得出選擇了不同制度的兩種國家之間的命運﹐當時的滿清在經濟上還屬於世界大國﹐遠超過當時的日本﹐海軍的武器裝備絲毫不差于日本﹐結果龐大的帝國被向來看不起的日本狠狠地教訓了一番。憑借制度的優勢﹐日本將經濟上遠超過自己的大清帝國打得顏面全無﹐加速了清朝的滅亡。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不是覆滅在經濟的落後上﹐而是覆滅在制度的落後上﹐專制的制度導致滿清的腐敗無能﹐無法應對列強紛起﹑弱肉強食的激烈殘酷的世界競爭新格局。

毛澤東建國後﹐熟讀中國帝王史的他並沒有超越他所熟悉的那些傳統帝王﹐因為他不但沒有動搖﹑擯棄強大的專制傳統﹐反而利用他的獨裁威權﹑自私謀略讓中國的專制變本加厲﹐讓中國近現代短短數十年所好不容易積累的稀薄民主土壤徹底的惡質化﹐讓他掌政的短短27年間變成中國曆史上﹑甚至是世界人類史上最專制﹑最殘暴﹑最血腥﹑最慘無人道﹑最慘絕人寰的災難史﹑黑暗史。建國初的土地革命﹑“三反”﹑“五反”等﹐鎮壓地主﹑工商業主等﹐凡是有資產者有錢達到革命標準的﹐莫不財產充公﹑家破人亡﹐人財兩空﹑被迫害死﹑自殺的非正常死亡者竟達200萬之多﹐這可謂是開創了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對有產者最血腥﹑最蠻橫地剝奪和鎮壓。緊接着1955年﹐毛澤東一手製造了“胡風反黨集團”冤案﹐將黨內與他思想不太一樣的知識分子胡風進行鎮壓﹐牽扯到萬人以上。1957年﹐毛澤東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發動反右鬥爭﹐讓多達55萬的優秀知識分子失去自由﹐直接製造一個萬馬齊喑的黑暗時代。1958年毛澤東利用他的無知無畏﹐發動了勞民傷財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了為民直言的彭德懷﹐不允許黨內幹部（即使是功高如彭德懷）與他有不同意見。於是黨內外誰也不敢說真話﹐誰也不敢提不同意見﹐致使1959年到1961年間中國蒼茫大地餓殍千里﹑非正常死亡四千萬人左右﹐這一在沒有大天災的風調雨順自然條件下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在當時被說成全國形勢一片大好﹐事後被說成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四千萬農民兄弟活活餓死的人間慘劇並沒有阻止毛澤東專制的步伐﹐他反而為了一己私利﹐為了整倒劉少奇﹐不惜發動一場陷整個中華民族于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將黨內爭權奪利的鬥爭毒焰無情地引燃到整個社會﹑整個民族﹐凡是屬於人類史上正面的﹑有價值的﹑文明的莫不是橫掃的對象﹐凡是人類最骯髒﹑最恐怖﹑最血腥﹑最沒有人性的莫不沉滓泛起﹑應運而生。文革災難波及億萬家庭﹐死難者到底有多少﹐至今仍是個無頭帳﹐但非正常死亡的人數絕對不少于希特勒法西斯﹑斯大林暴君所迫害致死的人數﹐甚至遠遠超過。在毛統治時期﹐中國民眾非正常死亡﹑知識分子受壓制的殘酷程度亙古未有。毛澤東所廣為人知的《沁園春‧雪》中曆數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等歷代著名帝王﹐透露出都不在話下之意﹐但毛的所作所為﹐給中國帶來的深重災難﹐不要說望那些明君之項背﹐就是和歷史上有名的暴君相比﹐也是有過之無不及。更可怕的是﹐毛所帶來的災難並沒有隨着他的離世而消失﹐他所一手創造的專制體制還在深重地束縛着中國﹐如一黨專政﹑黨國黨政不分﹑軍隊黨化﹑新聞是黨的喉舌﹑人民代表大會的虛設化﹑司法不獨立﹑城鄉分離的戶籍制度等等一整套體制﹐莫不嚴重束縛着中國公民的合理權益﹐使中國憲法上的諸多公民權益幾乎形同虛設。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和他的專制體制與當今的世界民主大潮背道而馳﹐與中國傳統最殘暴的專制﹑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可謂是一脈相承。所以從大歷史和世界大局的眼光審視﹐毛的出現與當政﹐是中國人民與中化民族的深重災難﹐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整整推遲了27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也正是在中國遲滯不前的毛時代﹐亞洲地區的日本和“四小龍”突飛猛進﹐順利地跨入現代化國家地區行列﹐中國大陸遠遠地被拋在後面。

與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在經濟建設方面大大進行超越﹐使中國經濟發生舉世矚目的變化﹐但鄧小平的改革是充滿局限的跛足改革﹐即只進行經濟改革﹐迴避政治改革。這樣改革方式使中國民眾在物質財富相比毛澤東時代是大大豐富了﹐但由於迴避與壓制政治改革（以鎮壓六四運動為標誌）﹐使經濟改革的公正性﹑效益性逐漸地受到束縛﹐使吏治腐敗﹑教育滑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風氣急轉直下﹑弱勢群體哀苦無告﹑公共財富使用失當﹑環境嚴重污染等社會問題日益緊迫與嚴重。鄧小平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談到文革問題時﹐上昇到制度認識層面﹐但他並沒有將這種重要的認識付諸實踐﹐甚至壓制他一手提拔的胡耀邦﹑趙紫陽試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突破。鄧小平在經濟上突破毛澤東的束縛﹐使自己成為改革的功臣﹔但他在政治上基本繼承毛的衣缽﹐使他成為改革的罪人﹐使中國的改革在畸型中危險地行進﹐讓社會付出越來越大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延緩了中國告別專制﹑走向民主的進程。鎮壓六四﹑罷免趙紫陽是鄧小平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和敗筆﹐對此強悍的鄧無法做到理直氣壯﹐他開始將“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後來漸漸說成是政治風波﹐批判的嚴厲程度大大降低。甚至在體現了鄧的意願的鄧的悼詞中﹐隻字不提鄧鎮壓“六四”的“豐功偉績”﹔鄧去世後﹐鄧的女兒還為鄧鎮壓“六四”進行辯護和開脫﹐說鎮壓的命令不是鄧下的。在由專制轉向民主的歷史進程中﹐鄧在關鍵時刻充當着屠夫和絆腳石的角色﹐對此﹐公正的歷史不會遺忘和視而不見的。

毛澤東將中國通往民主的大門完全堵死﹐企圖讓中國人在恐懼與愚昧中忘記民主大門的存在﹔鄧小平在將中國通往民主的大門剛剛打開一點縫隙時就匆忙地牢牢關死。陳獨秀﹑胡耀邦﹑趙紫陽恰恰在毛鄧止步的地方或從思想上或從行動上進行探索實踐﹐為後世提供了偉大的啟示。陳獨秀作為中共的第一任總書記﹐他給歷史帶來豐富思想財富的不是他擔任總書記的時期﹐而是在擔任總書記之前的五四運動時期﹐創辦《新青年》﹐鼓動青年思想解放﹐反對封建專制﹐呼喚民主科學﹐成為影響一個時代的思想巨人。在被開除出黨後﹐陳獨秀的人生並沒有走向灰暗﹐反而更加光芒四射。他被國民黨抓到後﹐在法庭上慷慨陳辭﹐該陳辭可視作他民主愛國反專制獨裁的宣言。抗戰期間他被提前釋放出獄後﹐陳獨秀謝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的邀請﹐也謝絕延安的邀請﹐而在四川的一個鄉村冷靜地思考着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他在洞察了斯大林的暴政後﹐更深入地看到造成斯大林暴政的專制體制﹐認為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必然產生專制﹐必然會產生斯大林式的暴君。陳獨秀晚年的思想可謂是振聾發聵﹐值得中國人深思。可惜如此重要的思想並沒有被當時和後來的知識界和中共所認識﹐但這絲毫不影響陳獨秀作為思想先驅的地位與價值。

胡耀邦沒有陳獨秀那樣的深刻思想認識﹐但他出於自己的開明正義﹑善惡分明﹑嫉惡如仇的高尚品質和對文革痛定思痛的反思﹐在政治上不斷突破毛的限制﹐為在毛時代受迫害的普通的民眾申冤昭雪﹐如全面平反右派﹑允許所有知青自由返城等。胡耀邦的開明政治﹐使民眾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整個社會風氣走向開放﹑奮發向上﹐特別是知識分子﹐開始追求獨立的思考﹐獨立的發言﹐獨立的著書立說﹐國外的各種學術思潮紛涌沓至﹐青年大學生敢思敢想敢以天下為己任﹐整個社會洋溢着健康的活力﹐一掃毛時代萬馬齊喑的死寂﹑暮氣和奴性。此時的中國人不僅體會着經濟的發展﹐更開始體驗着做人的尊嚴﹐自發或自覺地呼喚着﹑追求着民主的到來。但可惜好景不長﹐胡耀邦因被中共元老和保守派指責處理1986年學潮不力﹑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在1987年1月17日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胡耀邦受到莫大冤屈﹐在抑鬱中于1989年4月去世﹐直接引發了學生大規模的自發紀念遊行活動。學生在活動中進而提出反腐敗﹑要民主的訴求﹐遭到當局的殘酷血腥鎮壓﹐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事件。胡耀邦的開明使當時的中國政治氣氛相對寬松﹑充滿活力﹐知識分子與青年學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逐漸生發﹐奠定了1989年學生大規模表達民主訴求的思想基礎。對比一下今天大學生的眼光﹑胸襟﹑政治意識和思想個性﹐在整體上與20世紀80年代沒法相提並論﹐這種高下之別﹐在很大程度上時代風氣使然﹐在營造和保護這種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風氣中﹐胡耀邦居功至偉。

趙紫陽在20世紀80年代先後出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他不僅是一位成功的經濟改革家﹐而且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和道德勇氣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數方面的成就足以奠定他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功臣的歷史地位。

首先﹐趙紫陽主張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駕齊驅﹐認識到經濟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改革問題。他的經濟改革核心思想就是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勇敢地在當時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形勢下大力推動發展私有制經濟﹐他的這種認識是黨內第一人﹐早于鄧小平﹐但後來將發展市場經濟的理論功勞完全歸到鄧小平名下是違背歷史的。他的政治改革思想是發展黨內外民主並形成制度化。特別是在胡耀邦下臺後﹐趙紫陽頂住黨內高層保守派﹑元老派的種種壓力﹐提出比胡耀邦更大膽的政改思想﹐這些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十三大報告中。如果按照趙紫陽的思路﹐經濟﹑政治改革協調同步進行﹐中國當今出現的諸多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和減少。鄧小平90年代的改革只有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停滯不前﹐於是造成今天貪污腐敗觸目驚心﹑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公正難以彰顯等等嚴重的社會危機。所以趙紫陽比鄧小平的改革主張更全面﹑更深刻﹐也更切合中國當前和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

其次﹐趙紫陽自覺地形成一套民主﹑科學的決策機製。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決策基本上是拍腦袋式的決策﹐主要由自己一個人拿主意﹐他們的秘書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註釋與被註釋的關係﹐難以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智囊團來幫助他們決策﹐這樣﹐毛鄧一個人的局限也就被放大和暴露無遺。而趙紫陽的決策是自覺吸取黨內外優秀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他的週圍形成一個龐大的智囊團﹐當時國務院的眾多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中國高校的優秀專家學者積極地奉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與研究成果﹐專家的獨立思考得到寬容與鼓勵﹐沒有受到限制與打壓。在那些被趙紫陽倚重的智囊人員裡﹐當時被譽為“精英”的青年才俊﹐佔了很大的比例﹐其中就有“六四”後流亡海外的嚴家其﹑蘇紹智﹑陳一諮﹑朱嘉明﹐以及被捕入獄的鮑彤﹑吳稼祥﹑曹思源等﹐還有象吳國光﹑周其仁﹑陳錫文﹑王小強﹑王健等。這些專家的積極建言獻策﹐使自己的智慧及時地轉化為富有成效的國家政策﹐趙紫陽為這些優秀專家的參政執政創造了一個開闊的平臺。這種開明開放的決策機製﹐不但讓優秀專家發揮出能量﹐而且趙紫陽也深得其益﹐他具有超越當時所有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國際視野和開闊眼光。香港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曾陪同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主佛裡德曼教授﹐與趙紫陽討論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的問題﹐會談後他們對趙紫陽對現代經濟學的理解有過極高的評價。趙紫陽積極主動地及時了解到當今世界最尖端人才關於中國發展的見解主張﹐從而使得自身對中國現實的判斷﹐站立在一個中南海的後任者迄今為止都不易超越的境界。從毛澤東無情打擊馬寅初的人口理論﹐拒絕專家的獨立思考﹐到趙紫陽自覺地吸收智囊團眾多優秀專家的智慧﹐就可以看出趙紫陽決策機製的民主﹑科學和富有遠見﹐完全符合當今民主國家領導人決策的潮流。

第三﹐趙紫陽具體執政中努力踐行自己的政改理念。趙紫陽與胡耀邦在80年代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允許中國在中小等級的動亂中發展前進﹐即積小亂成大治﹐對此﹐他們努力地踐行這種明智的政改理念。胡耀邦對1986年的學潮運動﹐以及自由化民主人士都是採取一種寬容﹑保護的策略﹐並沒有採取當時保守派所主張的強力鎮壓的政策﹐這後來成為保守派趕他下臺的一個重要借口。趙紫陽在1987年到1989年擔任中共總書記的短短時間內﹐進一步踐行他與胡耀邦所形成的共同政改理念﹐對追求民主自由化的知識分子仍採取開明的態度與政策。在他主政時期﹐開闢了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不管案件審判﹑不審查文藝作品的局面﹐當時中國沒有新增一個政治犯﹐沒有查封一家出版社﹑雜誌社﹐中國的新聞出版言論的自由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趙紫陽向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的長遠目標﹐是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在中國建立能夠與市場經濟互相支持的民主政治。趙紫陽不僅是提出政改的宏偉目標﹐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實踐中朝這個目標邁進﹐

第四﹐在大是大非的重要歷史關頭﹐趙紫陽選擇了良知與正義﹐而不是權力與官位。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是當時中共決策層中唯一表示明確反對用軍隊鎮壓學生與市民的領導人。一邊是民主﹑自由﹑民心﹑民意﹑年輕大學生和市民的生命﹐另一邊是專制﹑獨裁﹑殘暴﹑血腥﹑權位利祿﹐趙紫陽勇敢地選擇了前者﹐為此﹐他失去一切權位﹑失去人生自由﹐被他所效忠的政黨非法軟禁長達十六年之久﹐直到溘然離世。憑此一點﹐就可以將趙紫陽奠定在中華民族追求民主自由的偉大進程中的偉人地位﹐遠遠超過那些在這重大歷史關頭扮演屠夫﹑幫凶﹑幫閑角色的大大小小權貴們。假如沒有六四事件﹐也許趙紫陽的光芒還沒有鄧小平那麼奪目﹔但發生了六四事件﹐趙紫陽的歷史地位歷史價值就遠超過鄧小平﹐而鄧小平的歷史地位與歷史價值卻要大打折扣﹐甚至在這件事情上將自己作為罪人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在中國由專制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偉大進程的關鍵時刻﹐趙紫陽順應歷史潮流做出正義的選擇﹔而鄧小平逆時代潮流﹐大大延緩和阻礙了這一重大的歷史進程。

陳獨秀﹑胡耀邦﹑趙紫陽﹐他們或從思想上﹐或從行動上﹐推動了中國走向民主制度的進程﹐雖然他們都沒有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但他們所作的種種抗爭與努力﹐永遠值得追求民主的後世子孫的尊敬與敬仰﹐並激勵着負責任﹑富有良知的中國人去追求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今天仍享有至尊地位的毛鄧﹐將為追求民主﹑享有民主的中國人所理性摒棄﹐因為正是有了這些強權獨裁人物的存在﹐中國比世界上其他大國在追求民主﹑實現民主當中要艱難﹑緩慢﹑沉重得多。

中華民族的偉人與罪人都已離開我們﹐中華民族最偉大﹑最光榮﹑最艱難﹑最曲折的歷史使命——由專制體制轉向民主體制——責無旁貸地落在每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有眼光的中國公民身上﹐讓我們繼承陳獨秀﹑胡耀邦﹑趙紫陽的民主思想﹑民主鬥志﹑民主精神﹐驅除毛鄧專制者的思想流毒的影響﹐成為開創中華民族千古偉業的一代風流才俊﹑自由公民﹐讓我們的子孫在華夏大地上第一次也是永遠地真正告別專制恐怖﹐安享自由民主。

是選擇繼續做專制制度的奴隸與奴才﹐還是選擇做開創與安享民主制度的有尊嚴﹑有人權的公民﹖這是每一個活着的中國人必須面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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