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0月29日讯】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直将“稳定”、“安定”、“确保政策连续性”作为头一年的追求目标，“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国内问题如此，对香港问题也如此。香港七一游行之前，胡温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基本承袭江泽民时期做法，一方面是为了保持北京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示对董建华本人的尊重。因此，新一届政治局分工中除了胡锦涛对港澳台事务负总责，温家宝负责港澳台经济事务，罗干负责安全事务外，曾庆红、吴仪等人在港澳台事务方面的角色是虚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未入政治局的唐家璇全盘从钱其琛手中接过外交事务和港澳台事务，这也是江泽民、钱其琛建议的。所以，在新一届国务院分工中，尽管唐家璇只是国务委员，但还是沿袭了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的吴学谦、钱其琛模式，唐分管外交和港澳台事务，并直接对胡、温负责。然而，唐家璇能力的先无不足注定了江泽民、钱其琛的期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唐家璇升任国务委员后，先是在外交事务上的角色一下子被李肇星所取代，因为李对美欧事务的熟悉程度是唐远所不及的；同样，在港澳事务上，唐家璇也难以施展拳脚，除了不熟悉港澳事务，一个重要原因是他难以对港澳办实施领导，廖晖根本就不将他放在眼里。对于董建华，唐家璇似乎从任外交部长起就以一种仰视的姿态来对待，任国务委员后这种心态丝毫没有改变，完全缺乏钱其琛自信而优雅的气度。正是唐家璇的弱势以及他在港澳事务上的不自信，导致了胡温体制确立后中央政府在港澳事务上因循守旧，难以有实质性突破，这也被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在内的港人所认识，因此，香港的一些富豪、党派、亲中团体等进京，大都绕过唐家璇，各显神通，自找门路。找吴仪、贾庆林的有之，找廖晖、刘延东的更不少。不仅如此，廖晖干脆越过唐家璇，直接向胡、温请示。就是在唐家璇无法统领港澳事务，不能掌握香港实情的状况下，五十万规模的七一游行爆发了。

七一之前，包括胡锦涛在内的最高决策层中谁也没有预见到董建华会面临这样大的管治危机。五十万人上街犹如香港的一场强烈政治地震，以田北俊为首的自由党背弃董建华更给中央最高层以猛烈惊醒！然而，胡锦涛们在面对董建华政府危机时又必须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下，小心翼翼处理，生怕被指为强烈干预的色彩。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起门来专题讨论七一大游行后的应对策略，胡锦涛最终拍板定调：１，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香港局势稳定，尽快化解民怨，让局势稳定下来；２，继续支持董建华工作；３，集中力量帮助特区政府振作香港经济，尽快给予香港经济、贸易等方面实质性支持；４，关于23条立法，中央政府不提时间表，由特区政府自行决定。条件成熟了，就应该立。５，近期相关部门拟多派员赴港，实地调查，多渠道、多层次地了解香港社情民意。最高决策层的意见，通过廖晖直接转达给董建华。在董建华作出决定接受梁锦松、叶刘淑仪的辞呈以化解民怨后，廖晖立即回复董建华到北京述职，并告诉董建华可以带上更多经济议题，中央政府能解决的尽力解决。果然，7月19日，董建华与胡锦涛、温家宝会面时，带去了很多需要中央政府“帮助解决”的经济问题，以期通过中央支持，以经济上的得分挽回他跌落谷底的民意。胡锦涛在会面时向董强调，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政府所做的这一切，都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温家宝则说，“当务之急是要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是解决香港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之策。”还允诺，“为进一步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将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的基础上，加大内地市场对香港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包括增值电信服务、旅游、金融服务。”并强调，“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有利于香港和内地共同发展的事情，中央政府都将给予全力支持。”

从董建华北京述职到八月下旬，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务方面所做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大量派员到香港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各方意见，包括香港民主党成员的意见，以期化解民怨，帮助董建华走出困境；一是给予香港实质性的经济支持，除中央政府已经承诺的将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安排》（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贸易便利化等三个范畴。在货物贸易方面，让众多输往内地的港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在服务贸易方面，让香港16个行业提前进入内地市场）外，还包括：

１， 决定先开放广东部分城市赴香港“个人游”，9月1日起扩大到允许上海、北京市民赴港“个人游”等（据中国人民银行估计，香港“个人游”开通的前两个月，从内地流入香港的资金约为220-250亿元人民币）；

２， 同意考虑特区政府提出的关于在香港落实存款、汇款、兑换和信用卡的服务等4项人民币业务事宜。温家宝明确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会优先让香港处理人民币流通和兑换业务，这是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第一步。

３， 同意研讨特区政府提出的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可行性问题。

４， 同意研讨特区政府提出的内地机构投资者赴港投资的问题，探讨在香港落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机制的可行性（QDII）。

５， 同意考虑说服广东省政府向香港供水的东江水减价方案。等等。

正是中央政府上述推出的或同意考虑的利好消息，给了暗淡无光的香港楼市和死气沉沉的香港股市注入了强心针，也帮助董建华渡过了其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管治危机。然而，恒生指数大幅攀升以及香港楼市的起死回生，是以中央政府赋予香港特殊优惠政策为代价的。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些省市对些均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比如，香港特区政府有关人士向媒介吹风，说中央支持内地机构投资者来港投资，并称香港将于近期落实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机制。这一说法引起国务院不满，中国证监会多次明确表示，此一政策仍在决策过程中，尚未作出最后决定，特区政府有关人士作这样的表态是不负责任的。再比如，广东方面对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中央政府要求对东江水减价十分有意见，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守法。一位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广东籍元老说，“当初的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具有法律效率，香港不应该以中央之手对广东施压。”又比如，鉴于中央政府同意帮助香港振作经济的理由，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频繁地送报告甚至直接找国务院特别是找分管经贸的副总理吴仪，吴仪直截了当地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应该根据原有渠道向国务院送交有关报告，而不是直接交给她，要她批复。在9月份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吴仪说：她不管金融，也不懂金融，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却向她要求离岸中心、QDII的事。她多次向香港一些访京团体或机构表示，人民币离岸中心及QDII是好主意，但她不管这方面的事，她知道国务院仍在研究这些问题细节，没有时间表。并希望他们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了解。此外，吴仪在会见香港方面有关人士时也强调：“香港不应只倚赖更紧密经贸安排，这并非灵丹妙药，要靠香港自己努力，促进香港的繁荣与发展。”引笔至此，不禁感慨：董建华管治六年，香港沦落到今天伸手向中央政府要政策的地步，谁之过也？!

历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使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社情民意有了透彻了解。在此基础上，八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香港事务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由曾庆红以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身份负责主导、协调港澳事务，唐家璇、廖晖、刘延东等都直接对曾庆红负责。由此，唐家璇真正成为既不能主导外交事务、也无法主导港澳事务的有名无实的国务委员。在港澳事务方面，唐家璇甚至比廖晖、刘延东的声音都要小，因为他实际能管的只有中联办，而中联办无论比廖晖的港澳办还是刘延东的统战部，渠道和面都要窄。曾庆红名正言顺主导港澳事务后，除了直接领导唐家璇、廖晖、刘延东三个系统外，还亲自插手港澳的经济事务，直接将商务部负责大陆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副部长安民置于自己麾下，从而形成了强势主导港澳事务的新风格。于是，我们看到，八月下旬起，北京对香港由前一阶段的“走出去”策略调整为“请进来”，随之，一批又一批访京团潮水般北上，这一波比香港回归前夕还要来得火爆的进京场面，就是曾庆红主导的结果。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短短一个月，仅由曾庆红、唐家璇、廖晖、刘延东等人接见的访京团就有十五批，它们是：

八月二十一日，余国春为团长的香港广东社团总会访京团，刘延东会见。

八月二十六日，廖长城为团长的香港法律界访京团，刘延东会见。

八月二十六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全体成员访京团，吴邦国会见。

九月二日，黎定基主席为团长的香港总商会代表团，吴仪会见。

九月五日，李秀恒为团长的香港经贸商会访京团，黄孟复会见。

九月五日，香港“新世纪论坛”访京团，唐家璇会见。

九月六日，曾钰成为团长的香港“民建联”访京团，曾庆红等会见。

九月八日，刘汉铨为团长的香港协进联盟访京团，曾庆红等会见。

九月十五日，梁振英为团长的香港专业人士访问团，刘延东会见。

九月十五日，刘展灏为团长的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访问团，刘延东会见。 　　

九月十六日，香港各界妇女访京团，吴仪会见。

九月二十二日，港澳工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刘延东会见。

九月二十四日，李祖泽为团长的香港传媒界高层人士访问团，李长春会见。

九月二十四日，田北俊为团长的香港自由党访京团，曾庆红等会见。

九月二十七日，霍英东为团长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胡锦涛、曾庆红等会见。

上述十五批，除了排斥董建华政府的死对头香港民主党、二十三条关注组等民主派人士外，该囊括的香港各路精英基本都囊括了。而曾庆红亲自主导的三场会见则是直接与三个亲北京的党派负责人对话，而又刻意将其区分开来。九月六日，在廖晖陪同下，曾庆红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民建联”访京团。九月八日，在刘延东陪同下，曾庆红又在同一地点会见香港协进联盟访京团。曾庆红高度赞扬这两个团体爱国爱港，并要求它们进一步加强自身团结，同时最广泛、最充分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香港民众多办一些实事、好事。曾庆红说，“当前最重要的保持香港稳定。繁荣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并希望这两个政党继续支持董建华。会谈中，曾庆红表示，这样的会面有助于他加深对香港的了解，今后他仍将根据工作安排和需要，继续会见香港团体。对于这两次会见，大陆主要新闻媒介作了及时而充分的报道，这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九月二十三日，因倒戈招致廖晖痛骂的田北俊率近三十人的自由党访京团北上，第二天分别获唐家璇、刘延东接见。遵照曾庆红的指示，刘延东在会见时郑重地向田北俊表示，“希望香港自由党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威。”当晚，曾庆红在人民大会堂“临时”决定会见田北俊一行。曾庆红有意强调说，这次会见是他在会见外宾后的“临时加班”。既然是临时，当然是非正式，显示这次会见有别于前两次。会见时，曾压根儿不提田辞职一事，也不谈23条，只是希望自由党支持特区政府工作。与前两次明显不同的是，大陆主要新闻媒介完全忽略了曾的这个“临时”会见。对此，田北俊应该体会得到。

除了“走出去”和“请进来”，曾庆红主导港澳事务后，有两件事特别引人注目。一件是九月五日，董建华召集特别行政会议，会后在保安局长、律政司长陪同下会见记者。董说，“为了使社会大众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及思考，我们决定撤回条例草案，同时我们会在保安局成立一个内部的专责小组，重新检讨有关立法的工作，我相信经过向社会各界充份咨询后，该项立法一定能够取得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董还一再强调，现在这段时间应该集中精力，搞好经济，“香港经济正经历经济转型的痛苦过程，特别是经历SARS打击之后，我们更需要社会、政府、各阶层的市民和商界，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增加就业。”

董建华没有回应是否能在任期内完成立法，只重申二十三条立法没有时间表。这一回归原点的声明，得到了香港多数民众的支持，也引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肯定。这里，我无法证明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安条例草案是自行作主还是曾庆红点拔所为。但有一点应该指出，曾庆红曾邀几位法律专家到他的办公室进行小范围座谈，倾听他们意见（顺便插一句，曾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不关我事决不操心，关了我事绝对用心）。这些人的看法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看法基本接近：若按董建华作出的三点让步立法，即使顺利通过这个国安条例，也已失去立法的实质性意义。若不撤回草案，国安条例只能在已有让步的基础上继续下去，一不利于提升董的民意，二不利于分化反对势力，三不利于国安条例本身。若能顺应时势，宣布撤回，不仅有利于挽回董的民望，分化反对势力，也有利于明年亲北京政党在立法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更可以在适宜时机就二十三条立法重起炉灶。如此正反利害，曾庆红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我深信，曾通过某一特定管道将自己的意见明确告诉了董建华。以曾之精明，他是绝对不会没有目的地去专门找法律专家倾听意见的。

在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安条例草案后第十天，曾庆红“请”董建华到深圳与他会面。与七月十九日陪同胡锦涛会见董建华不同的是，这次是曾庆红主导港澳事务以来第一次以主人身份召见董。曾庆红这次南下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考虑如何推进粤港澳合作，化解粤港之间现存的一些心结。曾庆红与董建华交换了香港时局的意见，曾十分满意以经济促稳定的现行策略，并主动表示愿意化解粤港之间、沪港之间现存的一些心结。曾庆红明确向董建华宣示，“香港不仅是大珠江经济圈的龙头，也是上海必须学习的榜样”。曾庆红还亲自提议董建华到上海休假，走一走，看一看，增进沪港间的相互了解，消除一些误解（香港方面认为近年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有某种必然联系。上海则对近期中央赋予香港的特殊经济政策有看法，并对正在研议中的在香港实施QDII、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持强烈反对意见），进一步促进沪港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并主动表示愿意为董建华上海之行作出安排。曾庆红还当着董建华的面告诫张德江，“广东要带头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大力推进粤港澳合作，实现互利双赢。”五天的广东之行，意在向世人告示，曾庆红已接手港澳事务。这多少让人联想到香港当前的时局似乎与曾庆红有着某种若明若暗的联系。

似乎是为了与曾庆红执掌港澳事务相呼应，继会见澳门中文传媒高层人士访问团后，九月二十四日李长春会见了香港传媒界高层人士访问团。李长春说，“香港当前最需要的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只有保持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的尽快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李特别强调，“传媒有责任从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在事关香港的繁荣稳定、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肩负起维护“一国两制”大政方针，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历史使命。”李长春对港澳传媒的两次谈话，令曾庆红十分高兴。曾庆红见到李长春甚至拍着李的肩膀，满面春风，直夸李长春显得年青，由此可见曾庆红主导港澳事务后的高兴劲。

曾庆红导演的“请进来”的重头戏是九月二十七日，他与胡锦涛一起会见李嘉诚等香港富豪团。为了特显自己的地位，曾庆红有意没有安排总理温家宝参加会见，只是抬出了胡锦涛。尽管胡锦涛是这次会见的当然主角，但是，曾庆红的出席等于向香港富豪团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我是主导港澳事务的实际领导人，你们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整个会见，曾庆红显得弹笑风生，志得意满。曾庆红的自信，似乎在告诉香港的富豪们，你们不要怕，只要我曾庆红在，香港就一定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曾庆红真的能确保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吗？曾庆红现在是眼观六路，行走八方，他每天获取的香港信息比作为特首的董建华还要丰富许多，董建华政府只是曾庆红获取香港信息的渠道之一。曾庆红已经联络并会更广泛地联络那些不愿与董建华接触的党派社团，并已暗示会在适当时机直接听取香港民主派的意见。在港澳事务决策方面，曾庆红轻而易举地驾驭了被称之为最难与之合作的两位公子：港人皆知的廖承志之子廖晖、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之子安民。廖、安两人的共同点是：自视甚高、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善合群。但是，在港澳这个领域两人都如鱼得水，可以充分发挥他们人脉广、好交际的优势。让廖、安两位分管港澳的政治、经济事务，并让曾庆红领导他们，可谓安对了位置，找准了对象。今日，廖晖、安民、还有被派往香港的曾庆淮，构成了曾庆红获取香港信息的铁三角。这，注定了曾庆红在香港问题上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如果说唐家璇仰视董建华，曾庆红则俯视着董建华。这对“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董建华来说，也许是好事，也即在香港事务上，今后董建华将更加依靠中央政府的政经支持、依靠曾庆红的多方指点。当然，曾庆红强势指导香港事务也易被指责为对“港人治港”的干涉，但愿曾庆红能十分巧妙地拿捏这一分寸，就象董建华亲自收回国安条例草案那样做得不显山不露水。

曾庆红主导港澳事务，公开力挺董建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正象曾庆红对待“犯过错误”的田北俊一样，对待董建华也是有所保留。10月18日，曾庆红兴致勃勃亲自到澳门走了一趟，公开赞扬何厚铧的工作做得好，相比之下，曾庆红既不说董工作做得好，更不愿到香港走一趟，只是一个劲地要求人们“支持董建华”。可见，曾庆红对董建华的用心。在中央政府经济稳港，“走出去”、“请进来”策略推动下，董建华的民意支持度从七一游行后的三十五分回升到目前的四十五分。试想，如果没有这些策略，董政府将会如何？展望董先生余下的任期，因为有了曾庆红的指点，不会再有另一个五十万人上街的可能，但是，我对董在余下任期内获得及格分的民意支持率也不抱任何希望。

宗海仁为《第四代》一书的作者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