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胡溫體制建立以來，一直將“穩定”、“安定”、“确保政策連續性”作為頭一年的追求目標，“改革与發展都必須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上”，對國內問題如此，對香港問題也如此。香港七一游行之前，胡溫對香港事務的處理基本承襲江澤民時期做法，一方面是為了保持北京對香港政策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表示對董建華本人的尊重。因此，新一屆政治局分工中除了胡錦濤對港澳台事務負總責，溫家寶負責港澳台經濟事務，羅干負責安全事務外，曾慶紅、吳儀等人在港澳台事務方面的角色是虛置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未入政治局的唐家璇全盤從錢其琛手中接過外交事務和港澳台事務，這也是江澤民、錢其琛建議的。所以，在新一屆國務院分工中，盡管唐家璇只是國務委員，但還是沿襲了政治局委員兼副總理的吳學謙、錢其琛模式，唐分管外交和港澳台事務，并直接對胡、溫負責。然而，唐家璇能力的先無不足注定了江澤民、錢其琛的期望只能是一廂情愿。唐家璇升任國務委員后，先是在外交事務上的角色一下子被李肇星所取代，因為李對美歐事務的熟悉程度是唐遠所不及的；同樣，在港澳事務上，唐家璇也難以施展拳腳，除了不熟悉港澳事務，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難以對港澳辦實施領導，廖暉根本就不將他放在眼里。對于董建華，唐家璇似乎從任外交部長起就以一种仰視的姿態來對待，任國務委員后這种心態絲毫沒有改變，完全缺乏錢其琛自信而优雅的气度。正是唐家璇的弱勢以及他在港澳事務上的不自信，導致了胡溫體制确立后中央政府在港澳事務上因循守舊，難以有實質性突破，這也被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在內的港人所認識，因此，香港的一些富豪、党派、親中團體等進京，大都繞過唐家璇，各顯神通，自找門路。找吳儀、賈慶林的有之，找廖暉、劉延東的更不少。不僅如此，廖暉干脆越過唐家璇，直接向胡、溫請示。就是在唐家璇無法統領港澳事務，不能掌握香港實情的狀況下，五十万規模的七一游行爆發了。

七一之前，包括胡錦濤在內的最高決策層中誰也沒有預見到董建華會面臨這樣大的管治危机。五十万人上街猶如香港的一場強烈政治地震，以田北俊為首的自由党背棄董建華更給中央最高層以猛烈惊醒！然而，胡錦濤們在面對董建華政府危机時又必須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下，小心翼翼處理，生怕被指為強烈干預的色彩。因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關起門來專題討論七一大游行后的應對策略，胡錦濤最終拍板定調：１，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香港局勢穩定，盡快化解民怨，讓局勢穩定下來；２，繼續支持董建華工作；３，集中力量幫助特區政府振作香港經濟，盡快給予香港經濟、貿易等方面實質性支持；４，關于23條立法，中央政府不提時間表，由特區政府自行決定。條件成熟了，就應該立。５，近期相關部門擬多派員赴港，實地調查，多渠道、多層次地了解香港社情民意。最高決策層的意見，通過廖暉直接轉達給董建華。在董建華作出決定接受梁錦松、葉劉淑儀的辭呈以化解民怨后，廖暉立即回复董建華到北京述職，并告訴董建華可以帶上更多經濟議題，中央政府能解決的盡力解決。果然，7月19日，董建華与胡錦濤、溫家寶會面時，帶去了很多需要中央政府“幫助解決”的經濟問題，以期通過中央支持，以經濟上的得分挽回他跌落谷底的民意。胡錦濤在會面時向董強調，中央政府“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事務”，“中央政府所做的這一切，都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溫家寶則說，“當務之急是要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是解決香港目前面臨的各种問題的根本之策。”還允諾，“為進一步支持香港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將在《內地与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以下簡稱《安排》）的基礎上，加大內地市場對香港開放的步伐和程度，包括增值電信服務、旅游、金融服務。”并強調，“凡是有利于香港繁榮穩定、有利于香港和內地共同發展的事情，中央政府都將給予全力支持。”

從董建華北京述職到八月下旬，中央政府在香港事務方面所做的主要是兩件事：一是大量派員到香港進行實地考察，听取各方意見，包括香港民主党成員的意見，以期化解民怨，幫助董建華走出困境；一是給予香港實質性的經濟支持，除中央政府已經承諾的將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安排》（主要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便利化等三個范疇。在貨物貿易方面，讓眾多輸往內地的港產品享受零關稅待遇；在服務貿易方面，讓香港16個行業提前進入內地市場）外，還包括：

１， 決定先開放廣東部分城市赴香港“個人游”，9月1日起擴大到允許上海、北京市民赴港“個人游”等（据中國人民銀行估計，香港“個人游”開通的前兩個月，從內地流入香港的資金約為220-250億元人民幣）；

２， 同意考慮特區政府提出的關于在香港落實存款、匯款、兌換和信用卡的服務等4項人民幣業務事宜。溫家寶明确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會优先讓香港處理人民幣流通和兌換業務，這是香港成為人民幣离岸中心的第一步。

３， 同意研討特區政府提出的在香港設立人民幣离岸中心的可行性問題。

４， 同意研討特區政府提出的內地机构投資者赴港投資的問題，探討在香港落實合格境內机构投資者机制的可行性（QDII）。

５， 同意考慮說服廣東省政府向香港供水的東江水減价方案。等等。

正是中央政府上述推出的或同意考慮的利好消息，給了暗淡無光的香港樓市和死气沉沉的香港股市注入了強心針，也幫助董建華渡過了其上任以來最困難的管治危机。然而，恒生指數大幅攀升以及香港樓市的起死回生，是以中央政府賦予香港特殊优惠政策為代价的。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一些省市對些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應。比如，香港特區政府有關人士向媒介吹風，說中央支持內地机构投資者來港投資，并稱香港將于近期落實合格境內机构投資者的机制。這一說法引起國務院不滿，中國證監會多次明确表示，此一政策仍在決策過程中，尚未作出最后決定，特區政府有關人士作這樣的表態是不負責任的。再比如，廣東方面對香港特區政府通過中央政府要求對東江水減价十分有意見，認為這是明顯的不守法。一位剛從中央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廣東籍元老說，“當初的協議是雙方自愿的基礎上簽訂的，具有法律效率，香港不應該以中央之手對廣東施壓。”又比如，鑒于中央政府同意幫助香港振作經濟的理由，香港特區政府開始頻繁地送報告甚至直接找國務院特別是找分管經貿的副總理吳儀，吳儀直截了當地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應該根据原有渠道向國務院送交有關報告，而不是直接交給她，要她批复。在9月份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吳儀說：她不管金融，也不懂金融，但是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卻向她要求离岸中心、QDII的事。她多次向香港一些訪京團體或机构表示，人民幣离岸中心及QDII是好主意，但她不管這方面的事，她知道國務院仍在研究這些問題細節，沒有時間表。并希望他們直接向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了解。此外，吳儀在會見香港方面有關人士時也強調：“香港不應只倚賴更緊密經貿安排，這并非靈丹妙藥，要靠香港自己努力，促進香港的繁榮与發展。”引筆至此，不禁感慨：董建華管治六年，香港淪落到今天伸手向中央政府要政策的地步，誰之過也？!

歷時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使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社情民意有了透徹了解。在此基礎上，八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香港事務作出重大調整：決定由曾慶紅以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身份負責主導、協調港澳事務，唐家璇、廖暉、劉延東等都直接對曾慶紅負責。由此，唐家璇真正成為既不能主導外交事務、也無法主導港澳事務的有名無實的國務委員。在港澳事務方面，唐家璇甚至比廖暉、劉延東的聲音都要小，因為他實際能管的只有中聯辦，而中聯辦無論比廖暉的港澳辦還是劉延東的統戰部，渠道和面都要窄。曾慶紅名正言順主導港澳事務后，除了直接領導唐家璇、廖暉、劉延東三個系統外，還親自插手港澳的經濟事務，直接將商務部負責大陸与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副部長安民置于自己麾下，從而形成了強勢主導港澳事務的新風格。于是，我們看到，八月下旬起，北京對香港由前一階段的“走出去”策略調整為“請進來”，隨之，一批又一批訪京團潮水般北上，這一波比香港回歸前夕還要來得火爆的進京場面，就是曾慶紅主導的結果。自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短短一個月，僅由曾慶紅、唐家璇、廖暉、劉延東等人接見的訪京團就有十五批，它們是：

八月二十一日，余國春為團長的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訪京團，劉延東會見。

八月二十六日，廖長城為團長的香港法律界訪京團，劉延東會見。

八月二十六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全體成員訪京團，吳邦國會見。

九月二日，黎定基主席為團長的香港總商會代表團，吳儀會見。

九月五日，李秀恒為團長的香港經貿商會訪京團，黃孟复會見。

九月五日，香港“新世紀論壇”訪京團，唐家璇會見。

九月六日，曾鈺成為團長的香港“民建聯”訪京團，曾慶紅等會見。

九月八日，劉漢銓為團長的香港協進聯盟訪京團，曾慶紅等會見。

九月十五日，梁振英為團長的香港專業人士訪問團，劉延東會見。

九月十五日，劉展灝為團長的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訪問團，劉延東會見。 　　

九月十六日，香港各界婦女訪京團，吳儀會見。

九月二十二日，港澳工會代表團全體成員，劉延東會見。

九月二十四日，李祖澤為團長的香港傳媒界高層人士訪問團，李長春會見。

九月二十四日，田北俊為團長的香港自由党訪京團，曾慶紅等會見。

九月二十七日，霍英東為團長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訪京團，胡錦濤、曾慶紅等會見。

上述十五批，除了排斥董建華政府的死對頭香港民主党、二十三條關注組等民主派人士外，該囊括的香港各路精英基本都囊括了。而曾慶紅親自主導的三場會見則是直接与三個親北京的党派負責人對話，而又刻意將其區分開來。九月六日，在廖暉陪同下，曾慶紅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民建聯”訪京團。九月八日，在劉延東陪同下，曾慶紅又在同一地點會見香港協進聯盟訪京團。曾慶紅高度贊揚這兩個團體愛國愛港，并要求它們進一步加強自身團結，同時最廣泛、最充分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香港民眾多辦一些實事、好事。曾慶紅說，“當前最重要的保持香港穩定。繁榮是目的，穩定是前提。”并希望這兩個政党繼續支持董建華。會談中，曾慶紅表示，這樣的會面有助于他加深對香港的了解，今后他仍將根据工作安排和需要，繼續會見香港團體。對于這兩次會見，大陸主要新聞媒介作了及時而充分的報道，這在以前是極為罕見的。九月二十三日，因倒戈招致廖暉痛罵的田北俊率近三十人的自由党訪京團北上，第二天分別獲唐家璇、劉延東接見。遵照曾慶紅的指示，劉延東在會見時鄭重地向田北俊表示，“希望香港自由党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權威。”當晚，曾慶紅在人民大會堂“臨時”決定會見田北俊一行。曾慶紅有意強調說，這次會見是他在會見外賓后的“臨時加班”。既然是臨時，當然是非正式，顯示這次會見有別于前兩次。會見時，曾壓根儿不提田辭職一事，也不談23條，只是希望自由党支持特區政府工作。与前兩次明顯不同的是，大陸主要新聞媒介完全忽略了曾的這個“臨時”會見。對此，田北俊應該體會得到。

除了“走出去”和“請進來”，曾慶紅主導港澳事務后，有兩件事特別引人注目。一件是九月五日，董建華召集特別行政會議，會后在保安局長、律政司長陪同下會見記者。董說，“為了使社會大眾有足夠的時間了解及思考，我們決定撤回條例草案，同時我們會在保安局成立一個內部的專責小組，重新檢討有關立法的工作，我相信經過向社會各界充份諮詢后，該項立法一定能夠取得廣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董還一再強調，現在這段時間應該集中精力，搞好經濟，“香港經濟正經歷經濟轉型的痛苦過程，特別是經歷SARS打擊之后，我們更需要社會、政府、各階層的市民和商界，把精力集中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

董建華沒有回應是否能在任期內完成立法，只重申二十三條立法沒有時間表。這一回歸原點的聲明，得到了香港多數民眾的支持，也引來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肯定。這里，我無法證明董建華宣布撤回國安條例草案是自行作主還是曾慶紅點拔所為。但有一點應該指出，曾慶紅曾邀几位法律專家到他的辦公室進行小范圍座談，傾听他們意見（順便插一句，曾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不關我事決不操心，關了我事絕對用心）。這些人的看法与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看法基本接近：若按董建華作出的三點讓步立法，即使順利通過這個國安條例，也已失去立法的實質性意義。若不撤回草案，國安條例只能在已有讓步的基礎上繼續下去，一不利于提升董的民意，二不利于分化反對勢力，三不利于國安條例本身。若能順應時勢，宣布撤回，不僅有利于挽回董的民望，分化反對勢力，也有利于明年親北京政党在立法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更可以在适宜時机就二十三條立法重起爐灶。如此正反利害，曾慶紅當然心知肚明。所以我深信，曾通過某一特定管道將自己的意見明确告訴了董建華。以曾之精明，他是絕對不會沒有目的地去專門找法律專家傾听意見的。

在董建華宣布撤回國安條例草案后第十天，曾慶紅“請”董建華到深圳与他會面。与七月十九日陪同胡錦濤會見董建華不同的是，這次是曾慶紅主導港澳事務以來第一次以主人身份召見董。曾慶紅這次南下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考慮如何推進粵港澳合作，化解粵港之間現存的一些心結。曾慶紅与董建華交換了香港時局的意見，曾十分滿意以經濟促穩定的現行策略，并主動表示愿意化解粵港之間、滬港之間現存的一些心結。曾慶紅明确向董建華宣示，“香港不僅是大珠江經濟圈的龍頭，也是上海必須學習的榜樣”。曾慶紅還親自提議董建華到上海休假，走一走，看一看，增進滬港間的相互了解，消除一些誤解（香港方面認為近年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有某种必然聯系。上海則對近期中央賦予香港的特殊經濟政策有看法，并對正在研議中的在香港實施QDII、設立人民幣离岸中心持強烈反對意見），進一步促進滬港間的經貿交流与合作。并主動表示愿意為董建華上海之行作出安排。曾慶紅還當著董建華的面告誡張德江，“廣東要帶頭落實《內地与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大力推進粵港澳合作，實現互利雙贏。”五天的廣東之行，意在向世人告示，曾慶紅已接手港澳事務。這多少讓人聯想到香港當前的時局似乎与曾慶紅有著某种若明若暗的聯系。

似乎是為了与曾慶紅執掌港澳事務相呼應，繼會見澳門中文傳媒高層人士訪問團后，九月二十四日李長春會見了香港傳媒界高層人士訪問團。李長春說，“香港當前最需要的是保持社會的穩定，只有保持社會穩定，才能為經濟的盡快复蘇和進一步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李特別強調，“傳媒有責任從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在事關香港的繁榮穩定、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的問題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肩負起維護“一國兩制”大政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歷史使命。”李長春對港澳傳媒的兩次談話，令曾慶紅十分高興。曾慶紅見到李長春甚至拍著李的肩膀，滿面春風，直夸李長春顯得年青，由此可見曾慶紅主導港澳事務后的高興勁。

曾慶紅導演的“請進來”的重頭戲是九月二十七日，他与胡錦濤一起會見李嘉誠等香港富豪團。為了特顯自己的地位，曾慶紅有意沒有安排總理溫家寶參加會見，只是抬出了胡錦濤。盡管胡錦濤是這次會見的當然主角，但是，曾慶紅的出席等于向香港富豪團發出了一個強烈信號：我是主導港澳事務的實際領導人，你們有事，可以直接找我。整個會見，曾慶紅顯得彈笑風生，志得意滿。曾慶紅的自信，似乎在告訴香港的富豪們，你們不要怕，只要我曾慶紅在，香港就一定能保持社會穩定、經濟發展。

曾慶紅真的能确保香港的穩定与發展嗎？曾慶紅現在是眼觀六路，行走八方，他每天獲取的香港信息比作為特首的董建華還要丰富許多，董建華政府只是曾慶紅獲取香港信息的渠道之一。曾慶紅已經聯絡并會更廣泛地聯絡那些不愿与董建華接触的党派社團，并已暗示會在适當時机直接听取香港民主派的意見。在港澳事務決策方面，曾慶紅輕而易舉地駕馭了被稱之為最難与之合作的兩位公子：港人皆知的廖承志之子廖暉、前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之子安民。廖、安兩人的共同點是：自視甚高、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善合群。但是，在港澳這個領域兩人都如魚得水，可以充分發揮他們人脈廣、好交際的优勢。讓廖、安兩位分管港澳的政治、經濟事務，并讓曾慶紅領導他們，可謂安對了位置，找准了對象。今日，廖暉、安民、還有被派往香港的曾慶淮，构成了曾慶紅獲取香港信息的鐵三角。這，注定了曾慶紅在香港問題上會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如果說唐家璇仰視董建華，曾慶紅則俯視著董建華。這對“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董建華來說，也許是好事，也即在香港事務上，今后董建華將更加依靠中央政府的政經支持、依靠曾慶紅的多方指點。當然，曾慶紅強勢指導香港事務也易被指責為對“港人治港”的干涉，但愿曾慶紅能十分巧妙地拿捏這一分寸，就象董建華親自收回國安條例草案那樣做得不顯山不露水。

曾慶紅主導港澳事務，公開力挺董建華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正象曾慶紅對待“犯過錯誤”的田北俊一樣，對待董建華也是有所保留。10月18日，曾慶紅興致勃勃親自到澳門走了一趟，公開贊揚何厚鏵的工作做得好，相比之下，曾慶紅既不說董工作做得好，更不愿到香港走一趟，只是一個勁地要求人們“支持董建華”。可見，曾慶紅對董建華的用心。在中央政府經濟穩港，“走出去”、“請進來”策略推動下，董建華的民意支持度從七一游行后的三十五分回升到目前的四十五分。試想，如果沒有這些策略，董政府將會如何？展望董先生余下的任期，因為有了曾慶紅的指點，不會再有另一個五十万人上街的可能，但是，我對董在余下任期內獲得及格分的民意支持率也不抱任何希望。

宗海仁為《第四代》一書的作者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