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佑美国与伦理立宪

惠虎宇:儒家文化与未来中华文明的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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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5年01月03日讯】(继上文)从儒家文化的自然契约功能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本质是一套充满先天理性的伦理体系。西方哲学史上将先天理性主要应用于认识论研究、探讨知识的来源与可靠性,而中华文化早已将先天理性运用于规范社会关系与构建国家秩序,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符合天道的伦理社会体系。这正是华夏族(汉族)得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民族的文化与制度基石,也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历史见证。

儒家文化在朝堂上形成了由儒士阶层和天子共治天下的权力架构,儒士们以伦理规范制衡天子的权力,有点类似于西方近代的二元君主立宪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基于自然契约,后者则依托社会契约。在民间社会,儒家文化构筑了乡村宗法礼治体系,在皇权管辖之外形成一种具备公序良俗的小共同体自治社会,这种乡村小共同体社会不仅是华夏族几千年来诗意迁居的乐土,更是中国人乡土情怀的文化源头。

中共解体后,未来中国亟需全面恢复儒家文化,在乡村恢复宗法礼治下的小共同体自治社会,在国家系统中恢复儒家伦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宪政体系,实现伦理文化与宪政制度的有机融合。

西方宪政体制的建立和宗教信仰的角色

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古代国家体制向近代国家体制转型,纷纷建立起宪政国家系统。

(图一)

如图一所示,左边是西方古代的国家系统结构图,右边是西方近代的国家系统结构图(本图显示的是君主立宪的国家系统,把图中的君主去掉就是共和立宪的国家系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实施政教分离后,宗教组织退出了国家系统(但作为民间信仰体系在社会系统继续存在),而天赋人权的理念(作为自然法)充当了宪政国家系统中的最高权威,向下衍生出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系统,然后制定宪法(社会契约),以宪法作为政权运作准则来保障基本人权。

西方在走向宪政体系的重大国家结构变革中,排除了宗教组织,这虽然消除了教权与王权之间权力斗争的弊端,却也在国家系统中失去了政权机构与神意之间联结沟通的关键环节,埋下了系统性隐患。如果有一天,大多数统治者不再信神,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念将失去其先天理性的属性,支撑整个宪政大厦的根基将随之动摇。届时,宪政体制或将不再是天赋人权的有效保障,而可能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专政,甚至滑向暴政。

天赋人权理念在宪政体制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需要对神的信仰作为保障。以美国为例,美国建国先父们深谙此理,因此通过国家元首在就职仪式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来强化政府与神的联系。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就职仪式上率先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奠定了这一传统。然而,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这项宗教仪式,美国宪法保障了即使不信神的人,只要拥护宪法,也可担任政府职位。因此,华盛顿作为国父,在就职仪式中以个人对神的信仰宣誓,象征性地填补了宪政框架内政府机构与神之间的联系空白。此外,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后,主动卸任,不再竞选连任,为美国留下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传统,进一步巩固了宪政体制的稳定与权威。

华盛顿既以对上帝的虔诚宣誓彰显美国宪政的神圣根基,又以率先垂范的实践巩固宪法在权力架构中的至高权威。这两项开创性的伟业交相辉映,共同沉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支撑美国宪政体制两百余年稳健运行的不竭源泉。

英国在建立宪政后,依然保留着国教传统,英王作为英国国教的领袖,使政府与神意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然而,随着英王权力的逐步削弱,到现代,英王的元首身份几乎仅剩象征意义,其宗教领袖身份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微弱,英国宪政因而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根基。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英国基督徒的比例已经不足一半;2024年初发表的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显示,英国的无神论人口已超过有神论人口,这标志着英国进入首个无神论时代。近十年来,英国政府的左倾化趋势越发明显,以无神论为核心内涵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这对传统价值观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股极左思潮的推动下,英国的宪政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步入危机时代。

与此同时,美国的宪政体制也基于同样原因,导致社会撕裂加剧,并在2020年大选中爆发了窃选疑云,成为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这恰应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名言:“我们的宪法只适用于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它对其它任何治理模式都无能为力。”

中国近代建立宪政的努力为何频遭失败

近代中国自晚清起便开始探索宪政建设,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启了共和宪政体制的新篇章,中国从传统国家体系开始走向近代宪政国家体系。

(图二)

如图二所示,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政国家系统,位于最上层的是一套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这区别于西方宪政国家系统顶层的天赋人权理念,盖因为西方共和制源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中华民国的共和制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天赋人权是自然法,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只是自然法下面的衍生概念,因此,建立中华民国宪政体系的关键是需要量身打造一套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

在这个新兴国家体系中,若要创建一套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则必须依赖于政治强权人物率先遵守宪法,将其个人权威转化为宪法权威,从而建立起新的政治传统,就像华盛顿总统所做的那样。在北洋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最适合承担这一重任的领袖,当时的内外政治环境也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外部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未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然而,袁世凯最终留下的却是践踏宪法的政治遗产,这使中华民国错失了建立成熟宪政机制的历史良机。

此外,中华民国初建之际,中国社会虽然仍保有传统伦理体系,但新国家系统中却缺乏相应的伦理架构,无法依据伦理原则制衡强权人物。原有国家系统的伦理结构被移除了,而新国家系统的宪法权威迟迟不能确立,在当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约袁世凯,这造就了袁世凯的专权。

袁世凯之后,中国迅速陷入严重的军阀割据局面,脆弱的新型宪政体系遭到重创,几近支离破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不得不再次选择军政之路,以重建国家秩序。直到1928年,蒋介石成功统一中国,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开始构建尊重宪法的文化和体制。1936年,国民政府计划正式实施宪政,为中国开启现代法治时代。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很快爆发打乱了这一进程。而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再度发动战争窃取了中华民国大陆主权,中华民国的宪政发展几乎连根折断。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共窃取大陆主权前夕,1946年中华民国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并于1947年行宪,蒋介石当选首任总统。蒋介石随后带头遵守宪法,将其个人权威沉淀为宪法权威,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虽然国府随后因中共叛乱而迁台并经历威权体制时期,但这套完整的宪政架构始终未遭破坏,这也是当今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区在结束动员戡乱法令后得以迅速实现宪政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国的宪政发展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波折,最终在台湾自由区得以实显。然而,这套系统自诞生之初便存在一个先天缺陷,即缺乏与传统文化伦理架构的有机结合。如果这一系统漏洞长期得不到弥补,新的国家体系终将面临深层次危机。2019年5月24日,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区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成为汉文化圈乃至亚洲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此举与中华文化所强调的天道与伦理背道而驰,显然偏离了中国人百年来追求宪政的本意。同英美一样,由于左派思潮泛滥,台湾地区的宪政也进入危机时代。

伦理立宪:伦理主体架构下的宪政体制

美国的成功在于神佑美国,在于美国建国先父以深刻的先见之明创造出的优良政治传统,在于根植于美国大多数民众心底的基督教信仰。而美国的宪政危机则在于这一传统的弱化,在于宗教信仰正在被扫除出课堂、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不过,保守力量的代表川普总统再度入主白宫,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迎来新一波的复兴潮。

中国曾经拥有最完善的伦理国家系统,敬天、信神、法祖、孝亲,华夏文明延绵5000年,传承不绝,香火兴旺。儒家文明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天然屏障,如果我们的伦理社会体系一直保持完整,共产党势力就没有任何机会能在中国形成气候。

一个国家宪政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其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衔接。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上宪政体制成熟的国家无一不是这样。中华民国的宪政构建一开始就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在国家系统中丢掉了伦理体系;而1919年五四运动中激进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意味着社会系统中的儒家伦理大堤也出现溃堤,中华文明由此开始遭受共产红祸带来的百年国难。

有鉴于此,中共解体后,新政权必须全面复兴真正的儒家文化。将中华传统伦理体系与现代宪政体系相结合,以天道的至高道德权威重建伦理秩序,形成自然契约;以宪法的法律权威构建国家政权,形成社会契约。笔者称这种国家结构为“伦理主体架构下的宪政体制”,简称“伦理立宪”,如图三所示。

(图三)

未来的中国宪法修订中,应该将中国是一个伦理国家写入宪法的封闭条款,永不改动。将天道和伦理作为国家系统的核心和顶层设计,未来的国家元首的就职仪式应该在天坛举行,由礼官主持祭天大典,元首祭拜上天并宣誓就职。

未来的国家公职人员除了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外,还需要遵守伦理规范。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伦理委员会,独立于国会之外,与国会形成二元权力体系,相互制衡而不互相统属。各级政府都设有相应级别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可以依据公职人员违背伦理规范的行为而对其提出弹劾。

伦理委员会还负责制定公务员统考试题,试题内容可以包含传统文化、中外历史、儒学和宪法等。所有公职人员入职都需要通过这项考试,然后再参加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考试。

未来的中国应该实施精英治国,可以由伦理委员会选总统,由国会选总理。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不分区选举,只选择那些德高望重、有口皆碑,且可以治理国家的君子。国会议员则分成选区,每区根据人数比例选举一定数额的议员。总统掌管外交、军事、文化和财政四大权力,总理掌管经济、教育、司法、银行、民兵、警察等其它权力。简而言之,就是依据图三所示的国家系统结构图,构建一个由伦理体系和宪法体系所构筑的二元体系下的中华伦理立宪国家。(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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