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024年09月23日讯】（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专栏作家Yuhong Dong撰文／信宇编译）持续多年的新冠病毒（COVID-19，也称为中共病毒）全球疫情似乎已告一段落。急性病例数量已经大幅减少，我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尽管有专家警告称新的全球疫情可能已经向我们逼近了。

回首过去，新冠病毒爆发至今已有四年之久，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的。即使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是如何陷入一场全球性大流行病的，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以后重蹈覆辙。

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目前主要有两种流行的理论：一种是自然起源论，另一种是实验室衍生论。

基于当前医学和科学理论的分析固然重要，然而重温一些关于全球疫情的历史和传统观点，也可能有助于获得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前所未有的病毒传播

COVID-19病毒具有严重的致病性（pathogenicity）和传播性（transmissibility），这是前所未有的特征，超出了病毒学家或医生以前遇到过的任何病毒。

最初的武汉新冠病毒可以在人体全身广泛传播，从肺部开始，逐渐侵蚀至大脑、心脏、血管、肝脏、肾脏和肠道等各种重要器官。

相比之下，其它病毒，如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中文也简称为“非典”）病毒，也会影响多个器官，但不如COVID-19影响范围广或破坏严重。大多数SARS并发症是自限性或可逆的，尽管有时会导致严重的疾病。相比之下，致命的并发症，如心力衰竭、急性心脏损伤和肺栓塞，在COVID-19患者中更为常见。与最初的武汉COVID-19病毒相比，流感病毒感染的器官要少得多，严重程度也要轻得多。

COVID-19病毒几乎可以攻击人体的每一个部位，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 ACE2受体结合：病毒利用其关键蛋白或刺突蛋白，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简称ACE2）受体结合，而ACE2受体是细胞的“守门员”，负责阻止病毒进入。

• 炎症和细胞因子风暴：一旦进入体内，刺突蛋白就会引发炎症，从而引起极端的免疫反应（即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多个器官衰竭。

• 血管损伤：刺突蛋白会损伤血管，导致重要器官出现血凝块，从而引发心脏病、中风和猝死等严重并发症。

一、 自然起源论

许多专业人士认为，COVID-19病毒是基于自然起源的。

这种病毒无法在生物体外存活，因为导致人类严重疾病的冠状病毒通常都有一个天然贮存库，通常就是蝙蝠。这些储库使病毒能够在自然界中持续存在，偶尔也会跳到人类或其它动物身上，导致疾病爆发。

然而，在它们能使人类致病之前，它们还需要一个中间宿主。例如，SARS病毒和 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东呼吸道综合征）病毒的中间宿主分别是果子狸和骆驼。

然而，对于COVID-19病毒，许多人质疑其自然来源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缺乏确定的自然宿主

尽管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然而目前尚未证实任何动物是COVID-19病毒的天然宿主。

COVID-19病毒不能直接感染蝙蝠细胞，这表明蝙蝠不太可能是其天然宿主。

英国疾病生态学家、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在其题为“没有证据表明经马来西亚进入野生动物贸易的马来穿山甲携带冠状病毒或其它潜在人畜共患病病毒”（No Evidence of Coronaviruses or Other Potentially Zoonotic Viruses in Sunda pangolins (Manis javanica) Entering the Wildlife Trade via Malaysia，11/23/2020）的合作论文中指出，在野生或贸易市场上的穿山甲（鳞片覆盖的哺乳动物）中均未发现COVID-19病毒。因此，它们不太可能是COVID-19病毒的中间宿主。此外，穿山甲的生活环境与人类相距甚远，也不太可能成为中间宿主。

最初的人类病例大多集中在中国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该市场交易的不常见动物最初被认为是病毒的潜在宿主。来自该市场的一些环境拭子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但是，从这些动物身上采集的样本没有发现携带该病毒。

此外，所谓的“零号病人”和第一批报告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没有接触过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事实表明，病毒在市场被检测到之前可能已经在社区中传播。

回顾过去，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人员杰西‧布鲁姆（Jesse D. Bloom）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写NIH）的存档数据库中找到了一个被删除的数据集，其中包含更早的武汉疫情患者的COVID-19病毒序列。布鲁姆进行了基因组分析，再次确认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新冠病毒爆发的最初源头。

尽管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可以感染雪貂和猫，然而没有令人信服的流行病学或基因组学证据表明，这些动物促成了COVID-19病毒的早期爆发。

2）令人大跌眼镜的独特功能

所有冠状病毒都有一个由刺突蛋白组成的尖冠。刺突蛋白分为两部分：S1和S2。

• S1蛋白是结合部分，类似于咬住门钥匙，将其插入锁中。它能让病毒附着在宿主细胞上。

• S2蛋白充当钥匙的基座或弓体，支撑S1并促进开锁过程。

与其它近亲病毒相比，COVID-19病毒的“钥匙”（具体来说就是其刺突蛋白）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通过我们体内的ACE2受体插入锁中。这就造成了它的高传播性和广泛破坏力。

COVID-19病毒最初附着在ACE2受体上后，人体内一种名为“弗林”（FURIN）的“剪刀”酶会在刺突蛋白的S1和S2之间进行切割。这种切割可使病毒更无缝地与ACE2结合。然后，S2亚基与人体细胞膜融合，稳定了S1亚基与ACE2的结合。

“剪刀”酶的功能就像带有锯齿图案的钥匙，可以完美地插入锁中。令人吃惊的是，COVID-19病毒的刺突蛋白S1和S2亚基之间的位置恰好有所需的人类剪刀切割点，即12个额外的核苷酸（nucleotide）。这个插入点的位置恰到好处，人类酶可以有效地切割刺突蛋白，从而帮助病毒进入人体细胞。

位于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H. Ebright）在6月18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表示，“SARS-CoV-2（COVID-19病毒）是八百多种已知SARS相关冠状病毒中唯一拥有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简称FCS）的病毒。”

他补充说：“从数学上讲，这个发现本身就意味着，遇到拥有FCS的天然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概率小于800分之一。”

COVID-19病毒的其它独特遗传密码进一步降低了自然进化的概率。

位于加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医学院前教员史蒂文‧奎伊（Steven Quay）博士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基于这些特征”，该病毒从其自然祖先病毒自然进化而来的概率“不到十二亿分之一”。他的分析报告也支持了这个说法。

这个数字是根据系统发生树理论（the phylogenetic tree theory）粗略计算出来的。即使是它的近亲病毒RaTG13——武汉的病毒学家宣称它是COVID-19的祖先——的基因与COVID-19病毒的相同度也只有96%，核苷酸差异超过1000个。

根据分子钟理论（molecular clock theory），RaTG13病毒要自然进化成COVID-19病毒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几十万年，而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如此漫长的进化过程。因此，科学家无法令人信服地将RaTG13视为COVID-19的祖先病毒。

简而言之，根据目前的科学理论，病毒学家无法确定COVID-19病毒的合理祖先病毒。尽管如此，目前对这些计算结果还存在一些争议，并非所有专家都排除了自然进化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WIV，简称武毒所）正是位于COVID-19病毒流行的发源地。武汉病毒研究所在研究与蝙蝠有关的冠状病毒和类SARS病毒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该研究所还开展了大量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简称GOF）研究，即增强病毒功能的研究。

如此一来，武毒所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并成为COVID-19全球疫情起源争论的焦点。

二、 实验室衍生论

在深入探讨实验室衍生论之前，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无论COVID-19病毒是否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该实验室在中共极权领导下进行高风险、不道德研究的历史都是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COVID-19病毒的爆发源于世界上最先进的SARS类病毒实验室研究所在的城市。这也是考虑实验室起源说的主要原因。

1）高风险研究

在武汉病毒实验室，病毒学家利用蝙蝠冠状病毒来加工类SARS病毒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2010年，武汉病毒学家首次发现冠状病毒以刺突蛋白为钥匙，与广泛分布于人体重要器官细胞表面的ACE2受体结合。

2013年，他们分离出一种特定的蝙蝠冠状病毒（WIV1），这种病毒带有一种能与人类ACE2结合的刺突蛋白。

2015年，他们编辑了天然病毒的基因，并设计出一种新的类似SARS的病毒，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体细胞，并能从动物跳到人身上。

一份泄露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称，武毒所创造了新型类SARS病毒，这种病毒在（模拟人类感染的）表达人类ACE2受体的基因工程小鼠体内复制出多达原始病毒的1万倍的拷贝。

除了天然存在的蝙蝠病毒（WIV1），其它被发现能与人类ACE2受体结合的冠状病毒还有SARS病毒、COVID-19病毒，以及据称由武毒所通过GOF研究创造的四种病毒：上述泄露的NIH报告中提到的三种病毒，以及2015年美国《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研究报告中提到的SHC014-MA15病毒。

2021年，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者”（The Intercept）发布了一份被泄露的名为“化解”（DEFUSE）的研究提案，该提案于2018年提交。该提案包含一项功能增益研究计划，即在病毒基因中插入特定的弗林（FURIN）蛋白酶裂解位点裂解位点。

虽然武毒所设计的病毒尚未被证实与COVID-19病毒相同，然而武毒所打算改变和增强蝙蝠冠状病毒的功能这个事实已是显而易见。

当然也有人认为，武毒所所做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天然冠状病毒及其传播，并无不可告人的动机。

2）关键时间节点2019年10月—11月

中共官方报告称，COVID-19首例病例发生于2019年12月1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为原发地。

多份调查报告显示，至少在两个月前，一场严重的神秘传染病已经在武汉悄然出现。

（1）一组主要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美国科研人员研究了第一批COVID-19病例的基因组数据，并利用科学模型确定了病毒开始感染人的时间。他们的研究表明，中国湖北省的感染始于2019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应该指出的是，这项研究和其它基因组研究都是回顾性的，不能明确证实传播，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了这种可能性。

（2）根据中国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武汉流感样病例（ILI）监测数据，2019年11月最后一周（11月24日至30日）出现了病例急剧上升，迅速超过了2016—2018年全年的趋势。

如果该周的ILI病例是由COVID-19感染引起的，考虑到潜伏期为2至14天，那么感染发生期将落在11月16日或更早的一周，这与上述美国基因组研究报告所报告的时间段相同。

此外，世卫组织的报告还强调了2019年11月中旬武汉实验室检测出流感阴性的ILI病例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增加。同时，2022年发表的一项题为“全球流感监测系统检测COVID-19大流行期间流感阴性流感样疾病的传播：2015—2020年时间序列离群值分析”（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systems to detect the spread of influenza-negative influenza-like illnes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Time series outlier analyses from 2015–2020，07/19/2022）的研究表明，这些流感阴性ILI病例可能是COVID-19的潜在传播者。

（3）派往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外交官证明了2019年10月武汉爆发异常、神秘疫情的第一手宝贵经验。随后，美方人员撤离中国。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副领事主任罗素‧韦斯特加德（Russell J. Westergard）后来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杂志》（State Magazine）上发表题为“在疫情中幸存：对武汉总领事馆撤离和隔离生活的思考”（Surviving the Outbreak
Reflections on ConGen Wuhan’s evacuation and life in quarantine，04/2020）的文章称：

“到2019年10月中旬，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专职团队知道，这座城市遭遇了被认为是异常凶险的流感季节。11月，疫情进一步恶化。当市政府官员在12月中旬开始关闭公立学校以控制疫情蔓延时，该团队将消息传递给了驻北京大使馆，并继续进行监测。”

（4）意大利环境、健康和营养以及兽医公共卫生部（Italian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Health, and Nutrition, and Veterinary Public Health）发布的一份污水监测报告显示，早在2019年12月18日，意大利的废水样本中就发现了COVID-19病毒的痕迹。

对于COVID-19病例为何会如此早地传入欧洲，有一个潜在的答案：

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一种军人的奥运会——从10月18日开始在武汉举行，历时9天。来自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近万名军事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据报导，来自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瑞典等国家的运动员在武汉之行后患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是新冠病毒全球疫情初期的重灾区。

实验室起源论的缺失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实验室一直在进行有风险的研究。此外，中共似乎一直在隐瞒COVID-19首次爆发的时间。事实上，他们在处理其它重要疫情中早有类似记录的先例，如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

因此，许多科学家倾向于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说法。

关于COVID-19病毒起源，目前尚未得出明确的结论。其原因是，目前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武毒所制造了与COVID-19完全相同的病毒，尽管武毒所此前制造的病毒和COVID-19有着相似的特征。

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就是，那些处心积虑破坏世界安全的人能否最终得逞。许多人都以征服世界为目标，然而从历史上看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做到。

考虑其它可能性并不能否定中共政权在整个新冠疫情中的不道德行为，比如对世界隐瞒疫情真相长达数月之久。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有可能拓宽我们的视野，并带来其它许多重要启示。

三、超越自然起源论或实验室起源论

COVID-19病毒的起源并不是围绕传染病出现的唯一谜团；许多病原体的最终来源仍然是个谜。例如，天花病毒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天花病毒的来源。

科学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然而，科学也有其局限性；时至今日，许多基本的科学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2021年，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发表了题为“125个问题：探索与发现”（125 questions: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05/14/2021）的文章，列举了125个当代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横跨多个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医学、生命科学、神经科学、生态学、能源科学和人工智能等。

例如，人类和人类意识的起源仍然有待进一步证实，研究人员仍在为这些课题困惑，尽管在认识上已经取得了进展。

当科学遇到天花板时，我们只有突破自己的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起源。

历史上的瘟疫

历史上，大型瘟疫通常被解释为比病毒或细菌等微生物更为严重的事情——许多文化将其视为道德败坏的表现。

被称为“必死之病”（The Great Mortality）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在1347年至1350年间的欧亚非大陆上造成了约1500万人死亡。它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瘟疫。

当时，黑死病被视为上帝对人类道德败坏的愤怒警告。据《必死之病：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瘟疫——黑死病的揭秘历史》（The Great Mortality: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 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John Kelly，2006）一书记载，在黑死病时期，流传最广的公共文件之一《天庭书》（A Heavenly Letter）中写道：“你们这些缺乏信仰的人啊……。你们没有悔改你们的罪过……因此我派撒拉逊人（the Saracens）和异教徒、地震、饥荒、野兽来攻击你们……”

两千年前，从公元1世纪开始，整个罗马帝国都在迫害基督徒。

公元64年，罗马君主尼禄（Nero）发动了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将罗马一场灾难性的大火不公正地归咎于他们。他对基督徒施以严刑拷打，把他们投入野兽口中供其吞食，把他们当作火把活活烧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尼禄、图密善（Domitian）、图拉真（Trajan）到戴克里先（Diocletian）等10位罗马君主继续进行这场迫害，其中最严重的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303年至312年）。

根据历史记载，古罗马经常受到大型瘟疫的困扰，大约每10到20年就会爆发一次重大疾病。

其中最大的一次大型瘟疫“安东尼鼠疫”（The Antonine Plague）始于公元165年。据报导，这次大范围瘟疫是天花，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将COVID-19疫情与古罗马历史上的瘟疫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存在不少相似之处。

COVID-19全球疫情大流行发生在2019年，当时中共政权不仅大力镇压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还在继续对法轮功进行至今长达25年的迫害。众所周知，法轮功是一种基于“真、善、忍”道德价值观的传统信仰，在全球拥有拥有1亿信徒。与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信仰体系一样，法轮功崇尚基于“真、善、忍”等人类美德的道德价值观。

自1949年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以来，该极权政府一直剥夺人们的精神信仰自由，侵犯他们的基本人权。

独立调查显示，中共政权一直在侵犯和杀害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并强行摘取他们的器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恐怖行为发生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COVID-19全球疫情的发源地和重灾区都是在中国，这表明这次疫情与中国密切相关。

中共应承担责任

在悠久的历史上，中国曾因其崇尚真实和追求道德的民族属性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和尊重。然而，1949年中共掌权后，在其极权统治下，社会道德每况愈下，民众恐惧加深。

自COVID-19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中共一再拖延报告并试图掩盖真相，阻碍了全球各国协调应对。中共政权对信仰者的迫害也采取了同样的卑劣手段。

无论病毒的最终来源是什么，中共的极权体制、缺乏问责制和政策不透明已导致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伤害。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时至今日，COVID-19病毒起源仍不清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病毒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这个论点。如果COVID-19病毒确实是在实验室中产生的，那么这种危险将与中共在武汉病毒实验室掩盖疫情真相和从事高风险、功能增益研究的惯用伎俩相吻合。至少，中共政权从一开始就试图掩盖病毒来源真相，是同谋，甚至是主谋。

然而，这种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说法也遇到了挑战。一般而言，研究人员拥有创造这种病毒的技能和运气的可能性非常低。

我认为，最终答案可能更具有普遍性：自然和科学在其起源中都发挥了作用。COVID-19病毒的起源也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平衡。从历史上看，瘟疫都是在精神迫害时期出现的。目前，中共正在迫害包括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民族和宗教团体。瘟疫是中共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必然后果，只是他们对此不会主动承认而已。

附注：文章已更新，加入了全球范围内关于大型瘟疫的历史观点。

作者简介：

董宇红（Yuhong Dong），医学博士，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资深医学专栏作家。她曾是瑞士诺华公司（Novartis）总部的资深医学科学专家和药物警戒领袖，曾四次获得诺华奖。她在病毒学、免疫学、肿瘤学、神经学和眼科学方面拥有临床前研究经验，在传染病和内科方面也有临床经验。她在中国北京大学获得传染病学医学博士学位。

原文： 刊登于英文《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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