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四方田犬彦

1953年出生于大阪，东京大学攻读宗教学，东大研究所攻读比较文学，长年担任明治学院教授，主要讲授电影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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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你正在哈瓦那，眺望着波浪拍打岩壁高高溅起的飞沫，想起前一阵子待在台湾的日子。令人害怕的暑热，每次外出回来，非得冲澡不可。窗外广袤的蓝天像要穿透似的，远处隐约传来练习康加鼓的声音。

台湾和古巴有一点相似，也有一些不同。

两地都是位于亚热带的小岛，植物一迳茂盛地生长着。来到乡下，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甘蔗田，黄昏时大王椰子摇曳着美丽的剪影。人们发挥着棒球及电影方面的才能，各自在属于中文及西班牙的巨大语言圈，创造出风格独特的文学。这两个社会，距离单一民族的幻想甚远，数个族群和文化共存混融着。

在古巴，西班牙人消灭了原住民，召来了黑人和汉人；在台湾，原住民存活下来，不少人与汉人殖民者混血同化。两地都信奉执掌航海的处女神，在加勒比海是玛利亚，在台湾海峡则是妈祖。从地缘政治学来看，两国皆为军事据点，在冷战体制下与邻近大国曾经有过军事上的紧张关系。不过两国现在都跟美国没有邦交，因此不像日本那样成为美军驻扎的基地。

若要说台湾和古巴的不同之处，倒是有一点，那就是古巴仍维持一党独裁政治，而台湾长期以来虽未形成多党制政党体制，但民主主义政体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已经软着陆了。

你正在哈瓦那，想起前一阵子待在台湾的日子。

电影编剧家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在《日月无光》（Sans Soleil）中说：“周游地球几趟下来，能够吸引我的，只有平凡而已。”

那是你自幼累积至今、关于台湾的印象。

那美丽的、宛如出生自蓝色海洋的蝴蝶标本。不知是谁当作伴手礼带来的凤梨酥。有着甜腻旋律的〈雨夜花〉黑胶唱片。写着“大陆难胞奔向自由”的深蓝色邮票（穿着粗布衣裳、瘦骨嶙峋的女人拿着手帕掩面哭泣）。伸出长长的舌头、瞪大双眼昂首阔步的巨大神像（不知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巨大的锹形虫。南部寺庙屋顶以美丽的形状往上翘起的燕尾。发出响亮音色的铜锣和唢呐。插着莲花的水瓶里来回游动的小鱼。

因此，当你在台北下飞机之后，第一站便直奔成功高中校园内的昆虫馆。在台湾，有两件事让你感到困惑，那是历史和自然。

当人们知道你是日本人之后，会向你谈起台湾在日本统治时期的现代化、卫生和教育，甘蔗品种改良及土地灌溉的事情。台湾街头充斥着日文，台湾人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时捐赠了巨额善款。这是你无法预期的情况（你最初到韩国留学的时候，日本却是他们极力想要隐蔽的对象。当你开始关注民族主义者高声提倡的那种复杂的日本观时，一切就开始了）。

有那么一瞬间，台湾让你变得亳无防备。接着，你被要求去认知那个横亘其中的乡愁和丧失感的混合物。然而，那是真实的吗？这个乡愁是属于怎样的意识形态呢？

然而，最让你感到震撼的却是植物。

油棕榈树披覆着大量新芽，细长柔软的枝条像面线般向四面八方展开。马氏射叶椰子的树干分出了数不清的枝条。锦屏藤有着无数的气根，从茎节的地方长出，大量悬挂而下。大王椰子的老株在树干上长出粗大的瘤刺，大片的叶子丛生在树顶上。姑婆芋和小芭蕉聚生在这椰子树下方。紫檀的树干上长满了厚重的苔藓。

台湾海枣的树干上有着明显的刻痕，长得像酋长头的巨叶正在与强风对抗着。槟榔树有着像竹子般细长的树干。榕树的树根像章鱼脚往四方伸出，粗大的树干互相纠缠，形成无法解读的图案。凤凰木的细叶在高处摇曳着。荔枝树弯曲的树干不断分岔，果实不断大量地掉落地面……

在路旁的盆栽里、即将倾颓的废屋庭院里、大学校园里，植物一迳地繁枝茂叶，夸示其旺盛的生命力。你被这一片浓绿所魅惑，有时竟觉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你在桌上摆着好几册的笔记本，仔细地反复阅读着。让你感动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让你感到惊奇和喜悦？你打算制作你的“悸动人心的事物”清单，如同一千年前京都的女散文家那样。 （译注：“悸动人心的事物”（心ときめきするもの）出自清少纳言《枕草子》）

*名为台北的城市

若要介绍台湾，就必须先从台北捷运的广播说起。

台北捷运在广播站名时会以不同的语言重复四次。以“永春”为例，会以“Yonchun”、“Yinchun”、“Yentsun”、“Yonchun Station”的顺序广播，依序是国语（北京话）、台语（闽南语）、客语、英语。若在乡下搭公车，最后广播的有时不是英语，而是当地原住民的语言。

在台湾二千三百二十三万人口（二○一一年调查）当中，南岛语族的原住民人口约占二％、也就是五十一万人（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增订本）》 ，滨岛敦俊、石川豪等译，平凡社，二○一三）。若依一般的分类法，他们是由已经汉化的平埔族十族及政府认定的高山族十六族所构成，拥有各自的语言、信仰及习俗。

南岛语族以太平洋及印度洋全域为居住范围，西边以马达加斯加岛为界，中间有印尼、菲律宾，东边则达夏威夷岛、复活节岛、纽西兰。有些学者认为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发祥地，但还未能成为定论。

台湾现在已经不用“先住民”这个词了，因为“先”这个字有强烈的“已经灭绝”的词义，因此在一九九四年第三次修宪时，正式将他们称为“台湾原住民”。不管如何，在交通广播用语和行政当局的立场是：在台湾使用的所有语言都是平等的。

我居住的公寓由一个老人和年轻女性负责打扫，一开始他们就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是阿美族人。老人颇能说日语，但不甚流畅。老人告诉我，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在战后确定要回日本时，那日本人在海边拥抱他，向他道别。老人还说，台湾的棒球是很强的，当然日本也很强啦。

几乎没有例外地，台湾人从小就接触多种语言，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种。在这个比日本九州还小的岛屿上，至少有十七种语言并存交杂。对于信奉单一语言幻想的日本人与韩国人而言，这种复杂的语言环境是无法想像的，但台湾人就生活其中。

台湾人对于自己该选择用哪种语言说话，与自己的出身背景、历史及意识形态有关，不过他们也习于像杂耍游戏般地操弄数种语言。例如，一九九○年代以降的摇滚乐，就流行将客家语和原住民语放进歌词里，作家宋泽莱则将相同内容的小说用台语和国语各写一遍，而在杨德昌的电影《独立时代》（在日本发行时的名称是《エドワード‧ヤンの恋爱时代》）里，就有一场是一对男女在搭计程车时同时以中文和台语进行漫长的交谈。

再把话题拉回站名的广播，虽然同一个地名在不同语种里有不同的发音，但是写成汉字的表现方法只有一种，所以在标示上不会有繁杂的问题。只要能写出正确的汉字，任何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发音。

台湾社会是由复数文化和语言形成的这个概念，已是现在台湾人的基本认知。台湾政治体制对于文字的理念是：汉字绝对不可以简化，即使是复杂难写的文字，也必须正确写出。

全世界现在只有香港和台湾仍然保存汉字原样，继续使用着。越南已禁用汉字；韩国则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将汉字推至教育体制边缘；日本在美军占领下推行汉字简化运动；中国原本以废除汉字为最终目标，但中途受挫而改推汉字简化。因此，台湾在文化史上是极具意义的。

我在台湾的大学里学到了一个基本知识，那就是在课堂上对于“中国”的称呼。

众所周知，蒋介石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败给“中国共产党”的所谓人民解放军之后，在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台湾从此受到“中华民国”的统治，而中国大陆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双方自彼时反目到现在。

在台湾内部，有一派人主张台湾独立，欲取得世界的承认，也有一派人积极寻求与中国统一。如果你是以“台湾”、“大陆”来称呼，就会被视为统一派；而如果你以“台湾”、“中国”来称呼，表示你承认两地各为一国，强调台湾具有不同于中国的独立性。

在日本人看来或许是琐碎的事，但对台湾人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牵涉到自己对政治及文化认同的立场。即使是细微的用语差异，也会成为这个人所依归、所自我认同的佐证，必须加以留意。一位教授如此告诉我：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它的附庸国。台湾吸收了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不偏向任何一方，汲取岛内各种文化的多样性而形成独特的社会形态。台湾虽然与美国、日本、中国没有正式邦交，也无法在联合国取得席位，但没有人可以动摇台湾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台湾是真实存在的。”

我以电影史研究者的身份进行演讲及授课的主题有：日本纪录片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后的变化、与李香兰有关的性别（Gender）问题、日本电影里的冲绳表象、满洲国“启民电影”（宣传片）分析等。听众为一般学生、研究者、教授等，他们都很认真地回应我的谈论。尤其是我到一九九九年大地震受灾严重的台湾中部几所大学演讲时，我们针对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及核灾相关拍摄行为的道德标准问题，进行了诚恳深刻的交流讨论。

在授课和演讲的空档，我常到台北电影资料馆观赏馆方收藏的台语电影。这不是国民党政权以中文制作的大型反共电影，而是运用台湾民间资金拍摄的小规模电影、是以台语制作的B级娱乐电影。就我所知，除了台湾人之外，关心这个议题的只有一位摩洛哥的女性研究者。

此次并非我第一次来台湾。其实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只要有机会我就往台北跑。但不知为何，每次的访问行程总是来去匆匆。就我造访全世界都市的次数而言，排在巴黎、首尔、香港、纽约之后的，应该就是台北了。但每次造访的几天都住在饭店，访问目的是参加学会发表或访问电影导演拍摄的新片，根本没有时间以某一处为据点，用较长的时间与人们接触，或者参加民间宗教巡礼活动。我一直被这个不充足的感受困扰着。就这一点而言，我在韩国的时候，相对地幸运多了。我无法创造一个能够跨越电影评论这个狭窄领域、直接面对台湾文化的机会。

在我满六十岁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并且实践了。我辞去日本多年的大学工作，打算专心从事写作。当此事实现后，我马上想到的，便是长期居留台湾。我已经从无聊的授课和教授会议中解放出来，开始走向实践多年来的梦想之路。

*回忆杨德昌

对于杨德昌（Edward Yang）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东京国际影展上映，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天是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影展对于这部电影的归属伤透脑筋。中国大使馆事先提出警告，如果官方使用“中华民国”或“台湾”名称的话，本次影展的所有中国电影会全部撤掉，而且今后不再参展。

影展不得已只好伪造《牯岭街》的出身地，以“日本美国合作电影”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暧昧名称上映。而这部电影仍然获得评审团特别大奖。

在影展最后一天的颁奖典礼上，杨德昌站在台上对着麦克风沉默了一段时间，接着，像是要反击之前所受的屈辱似地，他以简洁的英语堂堂正正地说：

“我是来自台湾的导演，而且这是一部台湾电影。”

整个会场瞬间响起欢呼声，我对他（当时）的太太（蔡琴）道了一声恭喜。会场上很多的台湾人、以及知晓这部电影上映前曲折过程的少数日本人，都拚命地鼓掌。

我第一次观赏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是在拍摄后隔年的一九八七年。当时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没有做任何准备功课，就在曼哈顿中国城的“新都戏院”看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电影。

*最早的台语电影

听说台湾第一部台语片已被找到的事，是我来到台湾一个月之后。那时我在新竹清华大学演讲结束，与主办单位的教授们一起吃午餐时，得知这个消息。其中一位教授专门研究台湾电影，他以激动的口吻告诉我，《薛平贵与王宝钏》在两个月前终于被找到，现在正在台南修复中。

对于一个电影史研究者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若以天文学家做比喻的话，就等于是在太阳系发现新的行星，意义相当重大。我确信，当台湾的电影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定会有某种感动的。

《薛平贵与王宝钏》是拍摄于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釐米电影，是台湾第一部台语片。当初上映时非常轰动，但后来一直以为永远佚失了，至少我手头上的几本台湾电影书籍都是这么记载的。不只是电影研究者，对于惯用台语的大多数台湾人而言，这个遗憾得以补足，具有极大的意义。

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战败，台湾被中华民国接收，原本在台湾长期上映的电影无法再播放了，好莱坞电影和来自上海的中国电影填补了这个空隙。不久之后，台湾的新支配者国民党也开始制作政治宣传电影，台湾有三家电影公司负责这个工作。但是，这些电影全以国语发音，一般台湾人听不惯国语，就像听到外国话一样，观看这样的电影是不会产生共鸣的。

一九四九年，香港制作的厦语片（以厦门话发音的电影）在台湾极受欢迎，台湾立即兴起厦语片的流行风潮。我在香港电影节看过几部当时的厦语片，除了口白的音调较高之外，整体感觉厦门话和台语极为相近。比起国家强迫的国语，大多数的台湾人反而更喜欢能够轻松听懂的厦门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隔年一九五○年，日本片开放进口，而厦语片仍然非常流行，甚至打上“正宗台语片”、“台语片王牌”等宣传字眼。这意味着，企图要以厦门话来充当台语。香港的粤语片（以广东话发音的电影）也以厦门话配音后在台湾上映。国民党政府虽然致力推广国语电影，但一直不见效果。

厦语片受欢迎的理由之一是，大部分的电影改编自民间戏剧歌仔戏（台语发音是Koahi）的故事，并且借用这些演员拍摄而成。歌仔戏在日本时代被视为“亡国调”而没有公演的机会。到了战后，在大陆演员及歌手来台的助力下，开始流行起来，于一九五○年达到全盛。

全台的歌仔戏团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听说总数超过四百家，其中尤以女性剧团受欢迎的程度最令人惊奇。这其实是当时东亚地区极具特色的现象，就像日本宝塚少女歌剧团、香港少女剧团，也分别在当地大受欢迎。这个现像有待研究者从大众表演史及电影史两方面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台湾人开始制作自己的台语片，是在一九五○年代后半期。他们厌倦粗制滥造的厦语片，找来受欢迎的歌仔戏团演员拍摄电影。

一九五六年，第一部台语片《六才子西厢记》以十六釐米拍摄而成。但是由于拍摄技术仍属幼稚阶段，上映几天后就停播了。在这之后，导演何基明拍出了《薛平贵与王宝钏》。

这部三十五釐米的电影，不管是演员演技或排场效果都相当优秀，新春一月四日在台北的中央、大观、美都丽三家剧院上映，立即大获好评。何基明利用该片赚到的钱成立了一家小小的电影公司，马上着手拍摄续集及第三集。

在《薛平贵与王宝钏》受欢迎的刺激之下，台湾各地开始拍摄台语电影。次年一九五七年，台语片的数量已超过厦语片。

但讽刺的是，歌仔戏电影的流行却造成歌仔戏舞台表演的凋零。在数年之内，大部分的剧团都倒闭了。相较于以国家为后盾的大公司拍摄的国语片，拍摄台语片的制作公司资金有限，只能以低预算快速拍成。

台语片在一九六○年代起起落落，到了八○年代一度完全消失。后来侯孝贤等新浪潮导演出现，让出场人物在电影里讲台语或客家话。一路发展至今，现在的新春贺岁片都以台语发音，这是另一种脉络下产生的回归现象。

虽说如此，当今日台湾已经能够积极采用多语言、多元文化主义时，重新讨论台语片就成了必要的课题。这是为了让台湾文化认同定调的工作，也能够为台语片的电影史定位照映出新的发展方向。 ◇（节录完）

——节录自《心悦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