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长城抗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征服中国,占领中国,是日本明治时代制定的对外扩张的国策,一九三一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华民国的公然侵略,在时间上,倭寇选定的恰是国民政府北伐刚刚完成,中华民国在行政上刚刚实现统一的时机。制造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侵略者蚕食中国的第一步,为了炮制满洲傀儡伪政权,四个月后,即在东方国际大都会上海发动“一二八淞沪战争”,为伪满洲国的建立,争取世界舆论的空间。
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伪满洲国建立之后,随即垂涎热河。当年的热河省,包括今天的河北、辽宁、内蒙古各一部分,它是由东北到华北的战略要地,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后,东北有三十万不甘做亡国奴的义勇军,奋起抗日。这些部队都要通过热河获得关内的补给,在日本侵略者眼里,义勇军不除,伪满洲国永无宁日。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本就将热河划归为伪满的版图。
用尽诈谋,几经周折,日本关东军于一九三三年元月三日,攻陷山海关;二月中旬,又开始作进犯热河的准备。对于日本进犯热河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早已有所洞察,应对之法亦已筹之于胸。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蒋公在日记中写道:“倭寇之侵热,早已料定,今果不幸言中矣!余再料定倭寇以后之行动,非至强逼我与彼直接解决东北问题终了之后,彼决不肯罢休。
“然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世人无识,但求苟安,以为承让割让,乃可了事;殊不知倭人绝无信义,断非条约可恃。今日得满洲,明日占平津,得寸进尺,欲壑难填。
“彼之毒计,不惟不使中国内部有统一之日,而且必趁机打击政府,伤害领袖信用,使我堂堂中华永作彼之附庸而后止。
“余今剖视倭人心肝,了若观火,今日唯有牺牲一切,与之周旋,只求保全本党主义,维持政府威信,以期拯救民族于万一而已。
“然,非至最后关头,及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故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是故不到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之谋,以顾其它也。
“总之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已不暇计焉!”(20)(《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帅东北军退入热河。时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首鼠两端,他一面派人参加伪满洲国的成立大典,又一面应付从关外退入热河的张学良。汤玉麟作为热河省军政长官,任人唯亲,自私自利。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东北易帜后,汤玉麟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热河省主席兼中国国民革命军三十六师师长。在主政热河的六年里,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为五十八团团长,四弟汤玉铭为炮兵旅长,五弟汤玉书为骑兵旅长,侄儿汤保福为工兵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变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国。可惜好景不长,一九三三年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汤玉麟弃守热河,竟然自前线征集大批汽车,积载鸦片和财产,逃至滦平,致使日军不到十天即占领承德!随之热河全省沦陷,为此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在日军大举进攻热河之前,蒋介石先生对抗日形势曾做过深入思考,并作过最坏打算,且抱定“一息尚存,惟竭力抵抗之决心”。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
“其狂妄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吾于此,惟有为国牺牲,尽忠报党,尽瘁保民,勿使生我之父母、教我之 总理,有所玷辱。
“万一留有此身,则一息尚存,亦惟竭力抵抗,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如天不相助,中道而殂,亦可使后人有立足复兴之地,堂堂炎黄之胄,自信其必不致灭亡也。”(21)(《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热河失陷,遂使长城成为华北的唯一屏障。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引咎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之职,蒋介石换上了何应钦,并调集了十二个师的中央军会同防守长城一线的西北军、晋绥军、东北军二十万人,同十万日军对决长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中日交战,史称“长城抗战”。并同时发表谈话:“热河失守,东北沦陷,愿负全责。失地一日不复,抗日之责任一日不敢放弃,誓为国人前驱,图报党国,以慰军民之望。”(22)(《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万里长城修建于两千年前的秦代,谁能想到两千年后竟与海外来犯之敌决战于长城关口。中日两军长城之战的最高潮,是在古北口东方约一百公里的重要关隘喜峰口的攻防战。驻防喜峰口的中国部队,是宋哲元所指挥的第三军团第二十九军所属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
当三十七师开到喜峰口的三月九日(一九三三年)下午,在喜峰口东北方长城的最高地点,已经被由平泉南下的日军第八师团第十四混成旅所占据。三十七师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当即率队急袭,一度将该高地夺回,但遭遇日军反扑,旋又被攻陷。晚间十一时,师长冯自安调派一一○旅增援二一七团;同时并派遣两个营迂回敌后,出动突袭。这一支奇兵,放火焚毁日军补给物资,并虏获十多挺机关枪之后,回到关内。
翌日(十日),两军近接激战,战况极其惨烈。十一日,喜峰口正面北侧高地约有三公里幅度之处被日军所压制。第三军团副总指挥秦德纯与冯治安、张自忠两师长会商之后,决定遴选两支精锐部队由喜峰口侧面的潘家口迂回日军背后,出其不意实行奇兵夜袭。这次突击战,战果辉煌:晚间十一时半,由潘家口出发的一支队伍,沿滦河北上约三公里,转向东方疾进,十二日凌晨五时挥动大刀突袭尚在睡梦中的日军,克复了蔡家峪一带高地,并夺下威胁中国军队的敌军炮兵阵地。当曙光渐露时,日军大举反扑,但中国军已将敌方野炮、弹药破坏之后,虏获颇多机关枪及军用地图等文件凯旋防地。另一支突击队疾进掩袭在潘家口东北方露营中的日军,几乎是未容许对方有丝毫抵抗的余暇,便将之包围歼灭。这一支部队,在行进到三家子附近的时候,日军才发觉受到袭击,但中国军立即将之压倒,杀得日军尸横遍野,并炸毁积载着弹药的十多部车辆,于十二日下午回归原队。两支突击队击毙日军约八百人,虏获归来的大炮达十八门之多。还有,从虏获的日军文书中,对于敌方的编制、装备等内情也得到了详细的了解,对于战局颇为有利。
自此开端,中国军压倒了日军。十六日,在喜峰口西南方约三十公里的罗文峪虽受到日军攻击,但为二十九军刘汝明师所拒,血战三昼夜,将之击退。喜峰口一带的长城关塞,差不多仍都为中国军所坚守。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人最初的正规胜利。也是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胜利。日本报纸当时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军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耻!
多年以后,家住长城脚下回民村的周桐老人,已年逾九十,瘫痪在炕。但仍会时不时的喊道: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啊!又回来啦,大刀队春天来的,一手枪,一手刀,用大刀砍杀鬼子,杀得他们鬼哭狼嚎!死的满山都是,大马也有人也有,都埋在大坑子里了。
周桐老人说的五百童男童女,是指日本人,这源自“徐福东渡”的故事。大刀队则指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特地致电宋哲元予以慰勉:“鼓勇却敌,竟至赵旅长(赵登禹)在前线指挥突击负伤、王(凤芝)营长阵亡,激烈可想,佩甚!念甚!”(23)(《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天津《益世报》在十九日的报导中赞扬喜峰口之战说:“法国人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永世万代亦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又抬起头来了。”(24)(《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一时之间,大刀队成了全国舆论的热点,全国民众对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异常敬佩,二十九军的电令中这样说道:查此次我军自喜峰口一带与敌激战以来,各方民众以至欣至佩之精神,组织各界慰劳团体,前来阵地慰劳我们。所有我军受伤官兵,送往后方,在平津各大医院,均以争先恐后之情态,收容治疗,我军此次受全国民众称扬援助,务本汉贼不两立之牺牲精神,沉着杀敌,坚持到底。后来上海青年作曲家麦新,为喜峰口胜利特意创作了一首歌曲,并将副题命之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这就是当年妇孺皆知的“大刀进行曲”: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
把他们消灭,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刀进行曲》唱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大大鼓舞全国军民勇敢向前,奋勇杀敌的士气。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