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从此中华民国的国旗开始飘扬在全国各地的上空，从而实现了全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先生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幸全国已告统一，我堂堂中国必能独立自由平等于现时代也。”（7）《历史关口‧蒋介石日记‧1931—1945》第一集。（凤凰电视台视频）
当然，这种心情只能是蒋介石对于国家、民族未来的一种坚定信念，但这一信念的实现，则必定需要一定的时日与历史条件，和平统一的历史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北伐完成之后，各方面军事兵力大致为：中央军50万；冯玉祥：40万；阎锡山：20万；李宗仁：20万，奉军：40万；其它：30万，加上全国其它地方部队，总数当在两百万以上。军队所需要的粮饷，几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的总岁收入。军费严重超支，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军事编遣会议，会议决定裁军，蒋介石准备了《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大纲规定：除了中央军保持六十万人以外，各系部队都控制在二十万人以下，自编遣之日起，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力收归中央。这是中华民国实现政治统一后，为实现军事统一指挥的一个步骤，然而，在国家统一的观念还十分模糊的时代，这一措施遂立即引起各系军阀的极端不满。因为军阀向以拥兵自重，裁他的军队犹如刨他的根。
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认为：所谓编遣会议，实际上是蒋介石想把他们的军队都编遣掉，主要保留以蒋介石中央军为系统的部队。蒋介石的裁军计划，终于由争吵演变成争斗，以冯玉祥和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盟发动了“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兵祸连结长达七个月之久，致使中原大地再罹兵燹。
刚届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对于国内外的形势头脑非常清醒，他认为若国内战火不熄，军政不能统一，必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提供良好的入侵机会，那时亲者痛仇者快，将何以面对国人！一九三O年九月，张学良发出和平通电，率十五万东北军入关支持中央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集团土崩瓦解，至此蒋介石终于暂时稳定了中国的大局。
日本想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早已是处心积虑。一九二九年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即制定了《占领满蒙计划》，随后包围铁岭县城，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超过万人。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营第３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夜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爆炸同时，呆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日军挑衅、制造摩擦不要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最后突围撤走。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不只是震惊，更是震怒与悲愤！小小日本，弹丸岛国，竟敢用武力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制造事端，侵占我神圣国土。当时面对如此形势，中华民国政府的决策可有两项选择：
（一）发布命令，对日宣战，组织全国军民奋起抗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门。
（二）将事件真相公诸于世，报告国际联盟，用世界舆论、人道公理、国际准则制裁日本。
全国民众眼看东北同胞沦于日本铁蹄之下，纷纷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拯救骨肉同胞于水火之中。
古人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者，兵事也，征战攻伐者也，事关国家兴亡盛衰，民族生死绝续。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是其政客们与军国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计划，“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这是日本自明治以来，政客们与军国主义集团的共识，时称“大陆政策”，或“大陆经济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达到预期目的，数十年来，日本举国上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武士道”、“大和魂”的尚武精神，强化教育、训导国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生聚教训，小小的日本国，已建立起生产技术先进的军工体系，已建立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人员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的侵略军。怀着“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九月十九、二十两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8）（《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这是蒋介石先生当时对中国以及亚洲形势的总体判断，由此可知中日之战必是在所难免。目前面临的问题是：面对“九‧一八事变”，中华民国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该如何制定国策？是立即对日宣战，奋起抗击？还是通盘筹划，暂作忍让，全面备战，条件成熟，再对日宣战，击败日寇，收复国土？如果立即对日宣战，奋起抗击，那么，又如何才能保证这场卫国战争胜而不败？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远的，如晋朝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偏安不归的教训不用说，仅就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义和团扶清灭洋庚子之战的惨痛后果，无不令人记忆犹新！如今的中国，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再不是帝国王朝的时代，而是已建国二十年的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华夏儿女共同拥有的国家，对日之战，不战则已，战则必须要胜！这一保卫中华民族、保卫中华民国的历史重任，落在了蒋介石的肩头！
中华民国已开国二十年（几乎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间），当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国人：中华民族是具有优秀传统的民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全力以赴一心一意进行国家建设，十年时间国家即可富裕强盛起来。但在二十年的岁月里，一路走来多有坎坷，前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毁法，徐世昌僭位、军阀割据，两度北伐，再加上在原共产国际、前苏联支持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宗旨不同，数年中两党博弈不休而成为内忧。直到一九二八年底才实现全国统一，甫告统一，又发生中原大战，二十年来艰难曲折的道路，风风雨雨的历程，致使国力发展缓慢而不尽人意。实事求是的讲，当时若立即与日开战，实在是难有稳操胜卷的把握。
头脑清醒、思维理智的先生们，如果您是当时中华民国的主政者，面对如此状况，你将该如何决策？
当时《大公报》的三巨头吴鼎昌（董事长）、胡政之（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总编辑兼副总经理）面对“九一八事变”，深以为中华民族忧。他们三人都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知日派，他们认为中日之间的问题，决非一日所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至昭和新政以来，一直将向外扩张、征服支那定为国策，千方百计发展武备，军力日益膨胀，日渐强盛，眼下中日两国的国力、军力、经济实力极为悬殊，若仓促开战，中国必亡无疑。三人经过深思熟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大公报》召开全体编辑会议，确定以“明耻教战”四字作为当下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即安排年富力强的编辑王芸生立即着手撰写187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史，让国人了解外侮之由来。1932年初，配合《大公报》“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文开始连载，持续两年无一日中断。所谓“教战”，即开设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国防军事知识。在那战火缤纷，国难重重的岁月，《大公报》同人，以他们的真知灼见，从舆论上、行动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着力进行的国防教育。
如何决策，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沉浸于慎重冷静的思考中。
蒋介石经过审慎思考，于九月二十一日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并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作出如下部署﹕
“‘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三）省事实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于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
在这次会议中，决定了以下四点基本方针﹕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专程前往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赖国联公理处断。” （9）（《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当时，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正举行例行会议，中华民国派施肇基代表出席。施肇基于事变翌日（十九日），即遵照外交部训令将日本军队突然攻击沈阳并加以占领情况通告国联秘书处，要求国联为谋使日军退出而采取最适当的措置。
二十一日，施肇基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他照会国联秘书长，请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保障和平义务）召开国联行政院会议。照会内容为﹕“……中国代表又接本国政府电告，得悉九月十八日以后之情势发展，较第一次所报告者更为严重。并称﹕日本正式军队于九月十八日夜无故向沈阳及其附近之我国军队轰击，……嗣后占据沈阳、安东及其它各城市；各地之公共机关均被强占，各交通路线亦被日军夺据。我国军队及人民因遵守本国政府命令，并未抵抗，以免任何可使情势扩大之举动。
“中国为国际联合会会员之一，……认为国联殊有依据第十一条所赋予之权力，阻止危害各国间的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10）（《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国际联盟接到中华民国的申诉，九月二十二日国联行政院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致紧急通知于中、日两国政府，请各防止有使事态恶化或妨碍和平解决的任何行动，听后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中华民国虽向国联提出了维护和平的申诉，国联决定派员调查裁判，将作如何裁判尚不得而知。
同日，蒋介石又忧心忡忡地写下如下日记：“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11）（《蒋总统秘录》第十章 九一八事变-上）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宋．苏洵《辨奸论》）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而言乃是一件震动全国民心的大事，绝非是“微”，而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则自然是“微”。蒋介石为此而忧心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政要们，能否洞察及此，我们无法知晓，但八年后的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蒋介石先生的忧心，即变为了人类灾难的现实！
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 何部长敬之：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12）（《蒋介石文集．别录．中华民国二十年》．致何应钦部长指示对日方略电）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作出相应部署之后，又先后向国人宣示救国御侮决心 ：
一、 手书期于十年内湔（jian)雪国耻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遵守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穷之耻辱，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中华民国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蒋中正 九月二十八日
二、手书救国之道誓词
救国之道，在和平统一，御侮之要，在守法奋斗，统一为和平之基，守法为奋斗之本。望我全国同胞，共同一致，努力于和平统一守法自强二语，以达救国御侮之目的。永为中华民国双十节之誓词，共矢勿渝。
中华民国二十年双十节 蒋中正
（13）（《蒋介石文集．别录．中华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宣示救国御侮决心）
中华民族是个极度崇尚世界和平的民族，中华民国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在开国之初就曾昭告国人：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凡中华民国之国民，均有国民之天职，何谓天职？即是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平为世界之真理，国民之天职在促进世界和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本维护世界和平的公理，促进世界和平的天职，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请求国联按照国际公法，要求日本收敛侵略行动，从我国东北撤兵，使东亚人民免罹战火。国民政府力求拥护国际公法的尊严，维持非战公约的效力，同时也做好如果和平破裂，我们将坚决抗御的思想准备。
蒋介石十月十二日在国民政府 总理纪念周上强调：“今日我们固甚愿以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非战公约的尊严，虽日本侵占我们领土，我们仍不对他宣战，是为了要维持公理，为公法公约而竭力忍耐，但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以尽我拥护国际公法维持非战公约的责任，非战固是神圣，但为维持公法公约而战，无论牺牲怎样重大，也是有价值的。”（14）（《蒋介石文集‧演讲‧中华民国二十年》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
为了占领和控制我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一直试图在满洲建立亲日政权。起先，日本寄希望于掌控满洲的军阀张作霖，当发现张难以驯服之后即将其暗杀；后又试图控制接替其父掌握满洲的张学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华民国中央国民政府，日本的阴谋又告失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用武力完全占领我国东北地区。一九三一年底，因满洲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商讨事变进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返回日本的南次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建议在满洲建立“新国家”。在报告中，南次郎指出，如此可以方便日本今后进攻苏联“向北发展”，而日本通过控制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可以获得使日本永久自给自足的资源，还可以通过向满洲移民解决日本人多地少的问题。经过精心策划，将满清废帝溥仪秘密接到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策动满洲独立并建立伪满洲国提出严正抗议。（详情见后）
国际联盟根据中华民国的申诉，派出李顿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全面调查。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调查团的调查报告书，同时在日内瓦、南京和东京公开发表。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行动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然而，通过国际联盟，进行外交斗争，广泛团结世界上一切反战国家，从拥护国际公法、维持非战公约的高度出发，在道义上舆论上最大限度的孤立日本，这也正是蒋介石先生处理“九一八事变”时策略运用上的过人之处。
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夜晚，再度仔细审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记上记下：“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八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余于是又知昔者郑子产之慎于辞命之用心苦矣！”（15）（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已胸怀流血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日，蒋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中发表讲话，表明决心﹕“我（蒋总统）看如果中国自己没有充分自卫的力量，国际又没有很大的决心制止暴力，日本决不会撤兵。……现在中国已经失了东北土地，不光是东北三千万同胞同心协力，非把他收回来不可；就是全国四万万同胞，也都有决心，非把他收回不休的。
“我们一方面很诚意的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会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日本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更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
“自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以后，日本外相币原即与他们南（次郎）陆相说﹕“你要把东三省整个吞下去，无异吞了一个炸弹。币原在外交上是比较有些世界眼光，对中国必先有深刻的研究，才说出这一句话来。
“我相信我们自己有一个决心，有一个准备，就要运用这句话–以东三省来做日本的炸弹，来收回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昭和新政对华政策付诸行动的第一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这次事变，造成我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三千万父老同胞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大批同胞逃往关内，到处流浪，吃尽战祸之苦。
强敌入侵，全国震惊，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审时度势而后提出：“应先提国际联盟会及非战公约各国，以求公理之战胜。而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至于军事，忍耐至相当程度，出自卫最后行动，与倭寇决战。”这一审慎应对的主张，给中共留下了大造反蒋舆论的空间。
“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国土沦丧，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蒋介石卖国贼，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论调铺天盖地。时至今日，这一论调仍为不少人士所津津乐道。
在这一舆论的鼓动下，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太原、长沙、西安、贵阳、开封、保定、广州、福州、武汉、南昌、兰州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立即抗日，打败日寇，收复国土。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左联”的策动下，推选130名代表，赴国民政府驻日公使馆请愿, 并提出四点要求：下旗归国；对日绝交；对日宣战；发给全体留日同学归国船票。
国内，在中共的策动下，平津学生组织所谓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示威请愿。北平南下抗日救国示威团 500余人，冲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各办公室捣毁，将外交部长王正廷头部击伤。续赴中央党部，又将接见示威团的蔡元培、陈铭枢殴伤架出门外，要求蒋介石亲自接见。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学生们要求抗日的主张是正当的，只是需要引导，蒋介石同意接见学生。
12月12日，蒋介石接见了学生请愿团。在冬日寒风中，与同学们立谈两小时。蒋氏日记称：“几受侮辱”，“余现身说法，至少四分之三以上之学生能受理解感化，而极少数之学生亦无如彼何也?”蒋介石吁他们回到学校里去﹕‘拥护中央，实现统一，各尽其职，勿越法纪，御侮救国之道，尽于此矣！’（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蒋公14日日记云：“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详尽。青年有理性者居多数，而少数败类，横行无忌，罔知礼义，殊为国家悲痛也。”
为了化解大中学生们的偏激情绪，将广大学生满腔的爱国热情，引向正道，教育部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开展抗日救国教育活动。
为了向全国学生阐述如何才能救亡图存的道理与策略，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书曰：中国今日当存亡关头，政府受人民之詑，合人民之力，负折冲御侮之责。政府不尊重人民之意思，则人民必唾弃其政府而国乃亡；人民不服从政府之指挥，则政府不能约束其人民，步骤错乱，为敌所乘，而国亦亡。呜呼！时至今日，而谓尚可不一心一德，披肝沥胆，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同赴亡国灭族之难也？全国学生血气正盛，爱国至殷，学生能一心一德，服从指挥，以为全国国民倡，则国事必可有救。存亡决于几微，生死定于俄顷，故愿竭其诚为我学生诸君告也。
所谓统一指挥者，上下一心，步骤一致，牺牲个人及一部分之成见与利益，以贡献于国家也。学生今日为主张对日作战者，则即以战言。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抟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犹不能战；以整个的国力，应作战之需要，甚至毁吾庐墓，不为不孝，夷吾室家，不为不仁；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不特战时为然，即当卧薪尝胆，生聚教训之时，亦必有统一之指挥，乃能有充分之准备。即如全国学生，今无一不愿荷枪前敌，为国捐躯者；然义愤固可薄天，平日苦无训练，则必施以短时期之军事教育，在此受军事教育期中，即须牺牲其平时所享之自由，俾成为整齐严肃之战士。若曰是尚未至于战时也，约束可以不行，作辍可以无定，是则灞上辕门，直如儿戏，一旦临阵，仓皇失措，既为无益之牺牲，复无补于国家之危亡，吾知明理达义之学生，于此必能憬然悟统一指挥之必要，且及未战之时，尤常磨厉及此矣。
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侵占辽沈以来，风声所播，全国民气如汤之沸。青年学生有尽质其衣履以赈灾，只身请求入武者，有热血偾涌，无可遏抑，自杀以殉国难者，此种舍身为国之精神，以足为国必不亡之征象。其尤为艰苦卓绝者，则全国民众于热烈激昂之中，仍能刻励沉着，不予敌以可乘，不示人以皇乱；以文明民族之人格，作敌国野蛮行动之反映，因是益得世界之同情。吾人固知存亡之大计，决于自身，但求同情，等于依赖。惟深信只有刻厉沉着之民性，能立致果成仁之伟绩；惟有步伐整齐之纪律，乃能决胜克敌于疆场。故全国民众最近所表示者，不仅消极的使敌人无隙可乘，且积极的可为民族生存之保障，甚愿全国学生于此良好之基础，益相勉励，以底于最后之成功。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最后之一课》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拚命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敌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砺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今乃有以不宣战，不开课为揭示者，有以出兵与读书并提者，其发于热诚，故难厚非；衡诸事理，实多纰误。夫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权能，以定惟一之大计耳。若政府于此，而可不计国家利害，轻徇请求，或筑室道谋，踌躇不断，则为溺职、为误国、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必答者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厉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决不负国家也。
呜呼！今日之事急于星火，今日之国危于累卵，吾人盥（guan)沐 总理救国救民之遗训，负此无可旁贷之责任，苟于国家有利者，则必身先人民而死，若见于国家有害者，则职责所在，不容姑息。竭诚相告，惟全国学生共鉴之。（《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一编．绪编-壹》电子版P288-290）
这篇《告全国学生书》针对当时历史条件，就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统一指挥与分散行动的利弊；可战而不战与不可战而战的后果等抗日救国要略，逐层剖析，掬诚以告。针对示威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对日绝交，对日宣战的诉求，就为何不能立即与日战的原因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并告诫大家：“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同时声明“政府在此时期，负全国存亡之责，全民生死之寄，所愿以与国与民，同生共死者，惟有以公忠之决心，受人民之信詑，秉惟一之权能，以定惟一之大计耳。若政府于此，而可不计国家利害，轻徇请求，或筑室道谋，踌躇不断，则为溺职、为误国、为千秋万世之罪人。”
这篇动情晓理的经典性文告，在那极左思潮激荡、泛滥的年代，在对国民政府一派指责声中，而被一片喧嚣叫骂的声浪所淹没，极可能不曾收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淘尽黄沙必见金！时光老人是主持天下公道的专职老人，老人用“时光”这把铁扫帚，从不停歇地在清理着世上的垃圾与污垢，当把尘土黄沙清除净尽之时，真金必定显出本色。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静静阅读这篇文告，扪心自问，细细品味其中之理，会使人深深感到，当时国民政府对国情、敌情、军情、民情的分析，是何等的客观透彻，深刻细致，这不就是当年国民党中执委同仁们与蒋介石先生发自肺腑振聋发聩的呐喊？不正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向国人所作的坦诚告白吗？此后蒋介石以领导全国军民对日抗战，艰苦卓绝，八年浴血，最终战胜倭寇，捍卫中华民族尊严的事实，显示了这篇《告全国学生书》的历史意义。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