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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4日讯】 5月中下旬，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将被迫“再次搬迁”的消息传出。事隔另一打工子弟学校————石槽学校因同样原因动迁只有一个月。

　　几乎在同时，另一则消息也引起社会关注：北京市宣武区第一次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指定鸿联小学和广安中学分别招收４０名和８０名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并且不收赞助费。而石景山区走在了前面，它已设立两所公办学校专门招收外来人员子女。

　　这被看作北京中小学教育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的一道门缝。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０年北京有１２３所打工子弟学校，学生１６４９１人，相比“不完全”的数字，这道缝不大，但毕竟是一则好消息。

　　而即将搬迁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并不在这两个区，它位于北京城市边缘一个叫五路居的地方，学校里有近２０００名打工者的孩子就读。这些孩子与进入公立学校读书的好消息擦肩而过。

　　行知学校的校舍是租用一家涂料厂的，现在这块地被征作他用，得找新地方。事实上，行知学校建校７年来，已经三易其址。最初五棵松菜地里搭窝棚建教室初创，其后经历南迁沙窝，北移彰化，于１９９７年搬至目前这个地方。

　　校长易本耀和妻子李素梅说，知道要搬迁后，他们去找了一个新地方，但人家认为学校没有经过审批、“名分”不明，有顾虑，不肯租给他们。

　　他们只有再找。

　　“漂泊”在城市里的学堂

　　李素梅说，“行知”学校因为名分问题从一开始就处于“漂泊”状态。行政主管部门始终没有对学校进行审批，学校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老师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学生戴着‘非法求学’的帽子”。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学生没有正规的毕业文凭，学校没有正式的公章，甚至，学校连通信地址也没有。

　　李素梅是在１９９４年创办这所学校的，最初只有９个学生。当时北京有一大批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按照规定，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出于感情，很大一部分外出打工的父母不愿让小孩一个人留在老家，同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一位家长说：“孩子在他舅家，我每年给他舅不少于１０００块，隔一段时间还要回去看孩子，路费就要花几百。算起来，孩子到北京，既能家人团聚，又省了那些钱，实际上花钱更少。”

　　于是很大部分学龄儿童留在了父母身边，留在了远离户口所在地的北京。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１９９３年小孩满八岁，李素梅的堂弟想把他送到北京的学校读书。但是一打听，外地人上北京的公立学校，除了学费以外，一年要交３０００块钱赞助费和６００块钱借读费。打工的人哪里交得起。

　　李素梅在老家当过民办教师，她堂弟就找到她说：“你不是当过老师吗？干脆你办个学校教咱娃算了。”李素梅从没想过这事：“一个人咋能办学呢？”事情就搁下了。

　　又过了一年，更多的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家的孩子应该上学了，他们同样难以逾越北京公立学校对外地学生收取高额费用的门槛，于是像李素梅的堂弟一样，表达了让她办学的愿望。当时他们住在五棵松，没学上的小孩成天在村子里、菜地里“野”。李素梅说：“我自己是１２岁才上的学，知道失学对人的影响。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事做，于是就把那些孩子聚拢来上课了。”

　　他们在李素梅姐夫包的菜地里用草秸、塑料布搭了一个棚子，一个学校就“诞生”了。当时是９个学生，一个人交４０块钱，而李素梅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担任所有课程的老师。教室里没有正式的黑板，课桌是用砖头垒成的。

　　很多打工者听到消息也把孩子送来了。到了１９９４年底，李素梅的学生增加到了２２个，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李素梅的丈夫易本耀辞去了老家粮食局的工作，跑来和她一块儿干。

　　１９９７年学校的学生达到２６０多人，开春后他们又盖了两间简易教室，但是其中一间还没启用就被推倒了———学校所在的菜地被征用，用作校舍的窝棚在４月２１日前被一拆而光。李素梅说，一、二年级的孩子还不太懂事，但三、四年级的学生已明显感到了此事的影响。看着教室一间间倒下去，当时就有学生哭了。

　　学校开始“漂泊”。他们在南面的沙窝租了一个地方，但是用作教室还需要改装一下。李素梅回忆说：“一个星期后，尽管改装还没有完成，但学生的课不能耽误太久，我们还是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开课了。到了中午，派出所的同志来了，告诉我们学校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不能在这儿呆。”在沙窝仅仅呆了半天，学校被迫“转移”。此后他们又在彰化找了一个地方，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没住多久又开始“搬迁流浪”。三年前，他们来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帮助“非法”学校办下去　　李素梅说，行知学校能在数次的“风雨漂泊”中捱过来，得益于很多人的扶助。这首先当然来自学生的家长，也就是那些打工者们。

　　李素梅说，学校刚办时，搭教室、垒课桌都是家长帮的忙。后来学校到处“漂泊”，又有家长主动找地方、租校舍。有的家长是做广告牌的，就免费为学校做了一个校牌；有的家长收破烂，看见能用的桌椅就给学校送过来；更有意思的是，有的家长还主动担负起为这所“非法”学校做掩护的工作。有一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位教授来做调研，打听行知学校在什么地方，他问的恰好是一位学生家长。家长看见教授像个“当官的”，怕跟学校过不去，便不肯说。后来才知道教授是来关注学校的发展的。在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发展早期，家长与学校关系密切，为学校的安定和成长尽力。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和办学者在城市边缘找到一条“路”，让子女在城市的“壁垒”面前有一个求学的机会。

　　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予以了关注。许多大学生经常来学校义务授课、捐桌凳和教学器材。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把行知学校作为志愿者活动基地。同时，旅美华侨任玉书和香港世界宣明会分别向学校捐款２０万元和１０万元人民币，用于培训教师，购买器材。

　　至于政府部门，态度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有时候教育、公安部门还来看一下，不说什么。”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还偶尔给学校找一些旧桌椅。

　　一位研究人员说，学校虽然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但是一旦取缔，其中的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弟将无学可上，因而有关部门也没有太多过问。同时另一方面出于现行体制和城市管理的考虑，主管部门对于这类学校能否合法存在很谨慎，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国家教委制订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办法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同时也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并对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酌情放宽。此后，一些省、市先后制订了具体实施细则，一些自办的学校实现了办学合法化。

　　当时易本耀和李素梅很兴奋，认为自己的学校终于可以有一个“名分”了。他们迅速整理了办学材料向北京市教委申请注册，北京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先生又为当时没有正式校名的打工子弟学校起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

　　没想到的是，在兴奋的等待还没有明确结果的时候，他们又得搬了。　　这样的投入和产出　　据了解，由于进城农民人数众多，在需求的拉动下，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增长得很快，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等人的调查，１９９６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学校的初创期，１９９７年至今为高涨期，并且开始互相竞争。

　　据估算，目前北京市像“行知”这样专门招收打工子弟的学校已经有二百多所，主要分布在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阳等区的城乡结合部。它们的出现实际上与我们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紧密相关。进城的农民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也是一个渴求享受家庭生活、渴求子女受到正规教育的有正常社会需求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但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又把他们拒斥在城市应有的保障体系之外。于是他们便用“边缘”的方式使子女在城市受教育成为可能。

　　这些学校都没有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处于“不合法”的状态。一学期的平均收费为３００多元，比起北京公立小学２０００多元的收费来要便宜许多。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基本上是外地来京人员，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教师，还有一些则是“半路出家”，从包工头、小贩、厨师、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转而办起了学校。　　目前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条件简陋，有的学校７０多名学生挤在一间教室，三个人共用两张课桌，光线昏暗，拥挤不堪。有的学校甚至连三角尺、圆规等最基本的教学器具都没有。很多老师以前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和专业培训。

　　由于没有任何的监管和规范，教师应该达到什么标准，学校应该开设什么课程，教学质量应该达到什么水准，都是由办学者自己决定，以至于有的学校只有一名老师（办学者自己），有的学校只开了语文、数学等两三门课程。

　　然而，学校投入少，办学者可以通过学费很快盈利。从经济角度考虑，他们并不积极致力于学校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在这样的条件下，打工子弟很难受到正规的高质量的教育。

　　一位研究者说，流动人口子女是在城市里面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移民，如果不重视他们的教育，迟早是要出问题的。　　

原载《思想的境界》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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