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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4日訊】 5月中下旬，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學校將被迫“再次搬遷”的消息傳出。事隔另一打工子弟學校————石槽學校因同樣原因動遷只有一個月。

　　几乎在同時，另一則消息也引起社會關注：北京市宣武區第一次將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就學納入公辦學校招生計划，指定鴻聯小學和廣安中學分別招收４０名和８０名外來人員子女入學，并且不收贊助費。而石景山區走在了前面，它已設立兩所公辦學校專門招收外來人員子女。

　　這被看作北京中小學教育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的一道門縫。据不完全統計，２０００年北京有１２３所打工子弟學校，學生１６４９１人，相比“不完全”的數字，這道縫不大，但畢竟是一則好消息。

　　而即將搬遷的“行知打工子弟學校”并不在這兩個區，它位于北京城市邊緣一個叫五路居的地方，學校里有近２０００名打工者的孩子就讀。這些孩子与進入公立學校讀書的好消息擦肩而過。

　　行知學校的校舍是租用一家涂料厂的，現在這塊地被征作他用，得找新地方。事實上，行知學校建校７年來，已經三易其址。最初五棵松菜地里搭窩棚建教室初創，其后經歷南遷沙窩，北移彰化，于１９９７年搬至目前這個地方。

　　校長易本耀和妻子李素梅說，知道要搬遷后，他們去找了一個新地方，但人家認為學校沒有經過審批、“名分”不明，有顧慮，不肯租給他們。

　　他們只有再找。

　　“漂泊”在城市里的學堂

　　李素梅說，“行知”學校因為名分問題從一開始就處于“漂泊”狀態。行政主管部門始終沒有對學校進行審批，學校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老師背著‘非法辦學’的包袱，學生戴著‘非法求學’的帽子”。由此帶來的影響是，學生沒有正規的畢業文憑，學校沒有正式的公章，甚至，學校連通信地址也沒有。

　　李素梅是在１９９４年創辦這所學校的，最初只有９個學生。當時北京有一大批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入學年齡。按照規定，适齡儿童應在戶口所在地接受九年義務教育。但出于感情，很大一部分外出打工的父母不愿讓小孩一個人留在老家，同時也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一位家長說：“孩子在他舅家，我每年給他舅不少于１０００塊，隔一段時間還要回去看孩子，路費就要花几百。算起來，孩子到北京，既能家人團聚，又省了那些錢，實際上花錢更少。”

　　于是很大部分學齡儿童留在了父母身邊，留在了遠离戶口所在地的北京。李素梅堂弟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個。１９９３年小孩滿八歲，李素梅的堂弟想把他送到北京的學校讀書。但是一打听，外地人上北京的公立學校，除了學費以外，一年要交３０００塊錢贊助費和６００塊錢借讀費。打工的人哪里交得起。

　　李素梅在老家當過民辦教師，她堂弟就找到她說：“你不是當過老師嗎？干脆你辦個學校教咱娃算了。”李素梅從沒想過這事：“一個人咋能辦學呢？”事情就擱下了。

　　又過了一年，更多的在北京打工的親戚家的孩子應該上學了，他們同樣難以逾越北京公立學校對外地學生收取高額費用的門檻，于是像李素梅的堂弟一樣，表達了讓她辦學的愿望。當時他們住在五棵松，沒學上的小孩成天在村子里、菜地里“野”。李素梅說：“我自己是１２歲才上的學，知道失學對人的影響。當時我也沒有特別合适的事做，于是就把那些孩子聚攏來上課了。”

　　他們在李素梅姐夫包的菜地里用草秸、塑料布搭了一個棚子，一個學校就“誕生”了。當時是９個學生，一個人交４０塊錢，而李素梅既是校長，又是班主任，還擔任所有課程的老師。教室里沒有正式的黑板，課桌是用磚頭壘成的。

　　很多打工者听到消息也把孩子送來了。到了１９９４年底，李素梅的學生增加到了２２個，并且還在不斷地增加。后來實在忙不過來，李素梅的丈夫易本耀辭去了老家糧食局的工作，跑來和她一塊儿干。

　　１９９７年學校的學生達到２６０多人，開春后他們又蓋了兩間簡易教室，但是其中一間還沒啟用就被推倒了———學校所在的菜地被征用，用作校舍的窩棚在４月２１日前被一拆而光。李素梅說，一、二年級的孩子還不太懂事，但三、四年級的學生已明顯感到了此事的影響。看著教室一間間倒下去，當時就有學生哭了。

　　學校開始“漂泊”。他們在南面的沙窩租了一個地方，但是用作教室還需要改裝一下。李素梅回憶說：“一個星期后，盡管改裝還沒有完成，但學生的課不能耽誤太久，我們還是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開課了。到了中午，派出所的同志來了，告訴我們學校沒有正規的審批手續，不能在這儿呆。”在沙窩僅僅呆了半天，學校被迫“轉移”。此后他們又在彰化找了一個地方，但因為同樣的原因，沒住多久又開始“搬遷流浪”。三年前，他們來到了現在這個地方。

　　幫助“非法”學校辦下去　　李素梅說，行知學校能在數次的“風雨漂泊”中捱過來，得益于很多人的扶助。這首先當然來自學生的家長，也就是那些打工者們。

　　李素梅說，學校剛辦時，搭教室、壘課桌都是家長幫的忙。后來學校到處“漂泊”，又有家長主動找地方、租校舍。有的家長是做廣告牌的，就免費為學校做了一個校牌；有的家長收破爛，看見能用的桌椅就給學校送過來；更有意思的是，有的家長還主動擔負起為這所“非法”學校做掩護的工作。有一次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位教授來做調研，打听行知學校在什么地方，他問的恰好是一位學生家長。家長看見教授像個“當官的”，怕跟學校過不去，便不肯說。后來才知道教授是來關注學校的發展的。在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發展早期，家長与學校關系密切，為學校的安定和成長盡力。他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和辦學者在城市邊緣找到一條“路”，讓子女在城市的“壁壘”面前有一個求學的机會。

　　与此同時，很多人都對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予以了關注。許多大學生經常來學校義務授課、捐桌凳和教學器材。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和中央財經大學把行知學校作為志愿者活動基地。同時，旅美華僑任玉書和香港世界宣明會分別向學校捐款２０万元和１０万元人民幣，用于培訓教師，購買器材。

　　至于政府部門，態度也在慢慢地發生變化，“有時候教育、公安部門還來看一下，不說什么。”而當地派出所的同志還偶爾給學校找一些舊桌椅。

　　一位研究人員說，學校雖然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但是一旦取締，其中的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弟將無學可上，因而有關部門也沒有太多過問。同時另一方面出于現行體制和城市管理的考慮，主管部門對于這類學校能否合法存在很謹慎，至今沒有明确的說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國家教委制訂了《流動儿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辦法規定，流入地政府應該承擔流動儿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職責，同時也允許社會組織和個人舉辦專門招收流動儿童少年的學校或簡易學校，并對簡易學校的設立條件酌情放寬。此后，一些省、市先后制訂了具體實施細則，一些自辦的學校實現了辦學合法化。

　　當時易本耀和李素梅很興奮，認為自己的學校終于可以有一個“名分”了。他們迅速整理了辦學材料向北京市教委申請注冊，北京陶行知研究會會長、原中國教育工會主席方明先生又為當時沒有正式校名的打工子弟學校起名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學校”。

　　沒想到的是，在興奮的等待還沒有明确結果的時候，他們又得搬了。　　這樣的投入和產出　　据了解，由于進城農民人數眾多，在需求的拉動下，打工子弟學校的數量和規模增長得很快，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趙樹凱等人的調查，１９９６年以前是打工子弟學校的初創期，１９９７年至今為高漲期，并且開始互相競爭。

　　据估算，目前北京市像“行知”這樣專門招收打工子弟的學校已經有二百多所，主要分布在海淀、石景山、丰台、朝陽等區的城鄉結合部。它們的出現實際上与我們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构緊密相關。進城的農民不僅僅是一個勞動力，也是一個渴求享受家庭生活、渴求子女受到正規教育的有正常社會需求的群體。他們生活在城市，但是城鄉分割的體制又把他們拒斥在城市應有的保障體系之外。于是他們便用“邊緣”的方式使子女在城市受教育成為可能。

　　這些學校都沒有經過行政主管部門的審批，處于“不合法”的狀態。一學期的平均收費為３００多元，比起北京公立小學２０００多元的收費來要便宜許多。

　　打工子弟學校的創辦者基本上是外地來京人員，一部分曾經在家鄉當過教師，還有一些則是“半路出家”，從包工頭、小販、廚師、菜農、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業轉而辦起了學校。　　目前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條件簡陋，有的學校７０多名學生擠在一間教室，三個人共用兩張課桌，光線昏暗，擁擠不堪。有的學校甚至連三角尺、圓規等最基本的教學器具都沒有。很多老師以前沒有任何教學經驗和專業培訓。

　　由于沒有任何的監管和規范，教師應該達到什么標准，學校應該開設什么課程，教學質量應該達到什么水准，都是由辦學者自己決定，以至于有的學校只有一名老師（辦學者自己），有的學校只開了語文、數學等兩三門課程。

　　然而，學校投入少，辦學者可以通過學費很快盈利。從經濟角度考慮，他們并不積極致力于學校教學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在這樣的條件下，打工子弟很難受到正規的高質量的教育。

　　一位研究者說，流動人口子女是在城市里面成長起來的第二代移民，如果不重視他們的教育，遲早是要出問題的。　　

原載《思想的境界》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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