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訊】一
2000 年，為了最後一睹中國稀有的自然奇觀和歷史遺蹟，我隨朋友一道去參加了”告別三峽游”活動。記得當我們的游輪行駛在瞿塘峽內那最為著名的200米峽谷時，沉沉夜幕中豁然可見凌空絕壁上出現的一個個石槽形古棧道。作為三峽上最為深刻的人文景觀，這種在三峽中留存最多也最典型的古棧道，不僅已然成為純粹的歷史，而且也是中國古代交通史上的人文奇觀。我還看到了被稱作長江三峽第一棺的懸棺，還有即將消失的豐都”鬼城”、白帝城以及姿態萬千的小三峽……
在那次遊歷中，令我震撼於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而現在，那些三峽沿線數不勝數的文明古蹟和自然美景，已經隨著三峽水庫的興建而沉睡於水底，這不禁令人愴然不已……
我站在告別三峽的遊船上，只剩下一種心痛的感覺。
然而，這一切變化都源自於個別最高領導人異想天開的浪漫遐想加自負狂妄。早在毛澤東時代的 1956年，他就預言”高峽出平湖”而詩意地規劃了長江三峽，而到他死後的二十多年之後，在智商平平的總理李鵬主政併力促下，三峽工程委員會不顧有識之士的多次規勸和反對，而霸王硬上弓地上馬了。官方關於三峽大壩帶來的利益——如控制洪水，提供電力，挖掘航運潛能等等，在反對者提供了許多難以達到上述目標的論證之後，仍然堅持規劃這項工程。
最高當權者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動機和利益驅動，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諱，敢於用長江流域人民的生命財產來賭博——吹噓世界最大的水力電站將提高中國的形象和證明社會主義先進性云云。儘管這種先進性與科學決策與尊重自然規律之間並不存在實質性關係。
現在，三峽上的人文景觀已經默默沉睡於平靜的江水中，它只能把無盡的追憶和想像留給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
對此，現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長期從事民間文化保護工作的馮驥才先生感嘆道：”不管長江截流後會產生多麼巨大的有益於生活的能量，但我們還是永遠地失去了這條波濤萬里的大江。我們被自己的一種構想逼上絕境，二者必取其一；最終我們選擇了’生之必需’，而犧牲了養育我們至少 7000年的母親河。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它絕無僅有、風情萬種的景觀，而且還有承載著無數瑰奇而迷人傳說的山山水水，永不復生的古蹟，以及它對我們母親般親切無間的關愛。我們正在把它7000年的歷史全部沉入100多米的水底……”
二
80 多年以前，曾有一位美國工程師說過，築壩這種事，決策人要有兩種本領，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壩條件、水流條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壩修成之後對環境的作用。只有這兩方面都懂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劃對江河大動干戈的工程。而中國許多技術人員在三峽問題上儘管研究了幾十年，實際上一直沒有從水文地貌角度考慮問題。
清華大學留美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曾嚴肅地指出，”任何水利工程，從經濟的觀點出發，都希望壩體越短越好，否則為什麼常在峽谷築壩呢——這叫做充分利用峽谷效用。現在這種水庫，憑空增加對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 35米大壩，不經濟之極。再加上百萬移民。一個工程，光移民就佔總預算的1/3 ，沒聽說過。我算了一下，幾個因素加起來，在這裡建壩發電的成本是同樣功能電站的7 倍！”
黃萬里逝世前的最後幾年一直在三峽問題上孤軍奮戰，他以自己數十年的研究觀察，只想提醒當政者別再犯愚蠢的錯誤：國家浪擲幾千億、百萬生靈塗炭、大好山河糟蹋。他警告，三峽工程必將貽害子孫。無論從自然地理觀點，從流域經濟規劃，還是從國防的角度看，長江三峽高壩都永不可修。他說”孫中山可以倡議，毛澤東可以作詩，我們技術人員是負有責任的，但至今沒有得到過一次機會。”然而，專制者們卻不給他一次機會說話。最後，他只能這樣徒嘆奈何：”他們沒有聽我一句話！”
在大量的阿諛和謊言面前，有時真話往往顯得特別的寂寥。
一般人提了意見，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罷，但黃萬里卻鍥而不捨。因為黃萬里在得知三峽大壩要修建時，他先後三次致書中央高層，指出：”長江三峽高壩……不單是生態的問題、防洪效果的問題、或經濟開發程序的問題、國防的問題；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環境中河床演變的問題，和經濟價值問題中所存在的客觀條件，根本不許可一個尊重科學的政府舉辦這一禍國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然而，寄出的信一封也沒有回音。但他為了他摯愛的人民，已將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仍惦記著長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寫下的詩句：有策犯鱗何足忌，垂危獻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學生談過：”我提這個問題，是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千秋萬代負責。”
我看到這裡，只有一個詞：感動。感動於一個有民族責任感和知識分子良心的科學家對祖國所賦予的執著深情。 2001年8月27日，黃萬里帶著無盡的傷感在清華大學校醫院一間簡樸的病房悄然”離開了這個他又愛又痛的世界。”
三
在三門峽問題上，正當壯年的黃萬里的話沒有人聽；在三峽問題上，已經老年的黃萬里的話仍然沒有人聽。他在談到三門峽的教訓時這樣回憶道：” 1957年論證三門峽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主張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溫姓工程師主張修小一點的低壩。後來大家堅持，我只好建議壩體下面的施工洞留著不要堵，但後來還是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把洞堵死了，造成兩年之後上游淤積和後來的改建。”當時由於追求政治上的正確性，排斥國內專家的意見，而盲從迷信蘇聯專家，導致的後果是不得不重新返工。
現居德國的王維洛工程師在他所寫的回憶《歷史揭密：三門峽大壩工程設計誰之錯？》一文中告訴我們：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是由中國政府委託蘇聯列寧格勒水電設計院設計的。按照國際慣例，水庫大壩工程由於設計的錯誤而失敗了，中方本有權力向工程設計單位索取全部賠償。但是，中國為什麼不向蘇聯索取三門峽大壩工程設計錯誤所造成的全部損失？為什麼中國人只敢大講特講蘇聯人設計的錯誤，而連向蘇聯提出經濟賠償的這點勇氣也沒有？
另據原國務院水利部部長錢正英對三門峽大壩工程造成惡果的回憶中說，”１９６０年三門峽蓄水不久，就開始出問題了。到了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３年，三門峽淤積越來越嚴重。事實上，由於懷疑，三門峽的設計在１９５８年經過周總理主持修改，把三門峽蓄水位已經改低了，但是還是發生了嚴重的淤積。到了１９６４年春天，由於三門峽庫區末端的淤積嚴重影響渭河兩岸，甚至威脅到西安的安全……周恩來出國訪問回來，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對三門峽憂心忡忡，說毛主席都講了，三門峽真的不行就炸掉它”（參見錢正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迎接２１世紀對水利的挑戰）。
現在，從三峽工程的金錢的人力消耗來看，它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近代歷史上塑造的最宏大的形象工程，同時也空前絕後的專制產物。未來當我們的子孫後代為了保全沿河的生命財產安全而看著不得不炸燬的三峽大壩時，不知他們會怎麼想？
四、
毫無疑問，中共建三峽首先考慮的就是政治上的正確性，然後才是發電、航運或防洪的效果，最後才是對土地、環境和氣候的破壞性影響。
中國和世界有一點不同，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多引用科學家的話，而中國的科學家反而喜歡引用政治家的話。這一點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他在最近接受了《環球》雜誌的採訪中，居然以”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為題發表宏論：”現在中國的電力短缺，需要開發水能，需要修水庫，這就不可避免要破壞一些環境和生態。這裡有一個權衡得失的問題，如果過份強調保護環境和生態，那麼水庫就不能建設。我認為，遇到這樣的情形，權衡輕重得失的標準，就應該是以人為本。胡錦濤總書記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講話中指出，堅持用科學發展觀來指導人口資源環境工作，要注意把握好幾點，其中第一點就是’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
在這裡，一個中國科學院院士竟然用一位政治家——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講話作為自己關於”人類和大自然關係的哲學問題” 的理論依據，足以看出何祚庥先生的水平。有誰見過美國的科學工作者，引用布什總統的講話為自己的理論做依據？又有誰見過德國的科學工作者，引用施羅德總理的講話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
在美國的大學，如果一個大學生是用布什總統的講話作為畢業論文的理論依據，那麼他的畢業論文成績則很難及格，因為他連做科學工作的ＡＢＣ還沒有掌握。
一直以來，在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來的經濟發展重要還是保主我們的母親河的原始面貌這個原則問題的論爭中，黃萬里是三峽工程的堅定反對派。他直言不諱地說三峽大壩是”禍國殃民的工程”，預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慶、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開銷和必將釀成禍患的移民安置。
與黃萬里相對照的，是三峽工程上最為黨所倚重的專家，中科院院士張光斗。據”張光斗同志關於三峽工程談話紀錄”文件中說：”或許你知道三峽大壩的防洪能力比我們對外宣稱的要低，清華大學曾做過一份調查研究……但是，我們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使這會影響長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記住，我們永遠、絕不能讓大眾知道這點。” 還有，三峽大壩淹沒了多少肥沃的農田，他怎麼沒說？水位的不斷升高帶來多大的危害？他怎麼一點不說！人為破壞了三峽原自然生態的後果，他更無意提及。
在此簡單分析一下三峽的地形結構就可知道，三峽是一座人造的大山，它建在兩山之間，攔道長江之上，其結果是——三峽這座人造的大山把成都和重慶的通氣口給堵住了，使成都和重慶城市風不透，水不滲，一個原本濕潤豐饒，旱澇保收的聚寶盆地區，如今行將變成鹽鹼干地。
人類在改造大自然的過程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著破壞大自然的可悲角色。而中國共產黨人的表現尤甚。因為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不但習慣於自己與自己斗，而且也善於與大自然——天與地斗。以共產黨的理論——人類無須敬畏大自然。表面上看起來人類在某種場合好像是戰勝了大自然，然而，大自然的報復也是無情的。人類在與大自然的較量中，不可能最終成為勝者。這樣的教訓有史可鑑。據我在對三峽沿線的觀察中，果然發現沿河的許多山坡上已被濫砍濫伐得近乎光禿禿的。這便是 1998年遭遇 “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的由來。
如今，三峽大壩這個巨型怪物就像一道蘧然嵌入長江的深深傷口，隨時都有腐爛甚至潰瘍的危險隱患。
對此，已有學者在警告：最嚴重的問題是，從蓄水開始，不出10 年，重慶港就會堵塞。為了上游航運，只有炸掉大壩。但兩邊高峽，炸掉的東西從哪兒走？只有運到平坦的地方去扔，這花費就太大了。東邊土地淹沒、西邊河川江津破壞、溝通外界的航運交通堵塞，平白受這麼大的損失，四川人不鬧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運動，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損害，才誘發了辛亥革命。
但三峽工程是當時的總理李鵬堅持要上馬的。長官意志在三門峽水庫上造成惡果的教訓，並沒有被當今的決策者深刻反思。這是因為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權勢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反大禹疏導之道而行，大建其壩”。上個世紀後半葉以降，在領導意志的作用下，中國已建了 8萬5千多座各類水庫，竟佔了全世界水庫總數的二分之一。僅在長江流域，他們竟然建了4萬多座水庫。現在還不打算住手，還準備在漢水上再建16座，在長江正源雅礱江上再建20座。看來不把中國的大小江河碎屍萬段，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五
再看看那些御用學者教授們如何興致勃勃的向人們預言的吧：三峽建成之後，將會成為調節四川氣候的空調。盛夏，它能幫火爐山城重慶降溫；冬天，則會因這個大空調升溫。因此，三峽區域呈冬暖夏涼的氣候特徵。
然而去年夏天，三峽周邊地域四川、重慶的這種氣候變化給當地帶來的並不是他們所說的”冬暖夏涼”，而是持續的高溫。 50年一遇的的大旱，所造成的慘重災情，讓人們不免自然地想到了三峽大壩。高溫酷暑天氣連創四川最高記錄，不但持續時間長，而且氣溫更是破記錄的達到43 度。人們不敢相信數千年來風調雨順的天府之國，會遭遇這種可怕的乾旱。為什麼去年四川氣候這樣異常？不是說冬暖夏涼麼？怎麼修了三峽氣溫反而升高得更厲害？那些御用專家們哪裡去了？為什麼不對此作出解釋？”
眾所周知，四川盆地有它獨特的地理條件：周圍高山環繞，僅有一條長江與外界連通，而三峽是四川盆地的唯一缺口，是它與外界水汽交換的重道。現在在這個缺口上突然加一道 200米高的懸崖，不可避免的要阻礙長江的水汽流通。蓄水後，生活在江邊的人，明顯感覺到風沒有以前大了。這無疑證明了三峽大壩的阻風效應。這也就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今年四川盆地為何如此乾旱——因水汽無法進入之故。
修大壩前，長江之水一瀉千里。從青藏高原上衝刷下來的雪水奔騰不息，給四川盆地帶來清涼水源的同時，流動的江水也將四川盆地內的熱量帶走。但蓄水以後，水流變得非常緩慢，庫區內的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喪失攜帶熱量的能力。失去了快速流動的水，對周圍環境起不到一個天然調節的作用。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裝了一塊巨大的太陽能電池，持續不斷對周圍地區加熱，導致周圍地區氣溫升高。使四川盆地入口處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爐：沒有風，空氣不流通，外來的水蒸氣又被阻隔，熱量無法排出，反而在出口處不斷聚集，四川真的就成一個火爐了。
現在，隨著三峽水庫蓄水成為現實，水庫蓄水位越來越高，三峽工程的決策錯誤已經是越來越明顯了。持續的高溫少雨的後果，就是使土地迅速沙化和鹽鹼化。現在川西高原已露出沙化的跡象，一位剛從川西回來的網友這樣描述：”若爾蓋草原濕地幹涸，沼澤地幹裂。原本在八月青青的大草原，像秋天一樣金黃。汶川的桃坪一帶，以前只長草的山上，現在只有灰。整個塵土飛揚，根本不像在川西，簡直像新疆了”。
這種不正常的氣候帶給四川的災難僅僅是開始。如果不採取措施，不把三峽大壩炸掉，讓江水像以前一樣迅速流動，讓進入四川的空氣恢復流通，這種可怕的高溫乾旱明年依然會持續。
而且，據專家預測，隨著時間的延長，後果必將更為嚴重，許多老城區還要被淹，重點文物石寶寨要被淹，進出重慶的鐵路要被淹，新建的高速公路要被淹……也許胡溫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已有預感，所以在大壩封頂慶祝時竟然不願去參加，以免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
難怪毛澤東的前政治秘書李銳在信中回憶黃萬里時，引述他激憤的話語：”如果三峽修成後出了問題，在白帝城山頭上要建個廟，如岳王廟前跪三個人，中間一女（錢正英），兩邊各一男（張光斗、李鵬）”！
或許三峽已經消失的美麗景觀倒還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三峽上攔腰斷流的大壩，才可能是憤怒的大自然隨時將要報復我們人類惡作劇的”達摩克利斯劍”！且不說現代化戰爭給大壩帶來的危險隱患，單是氣候的惡化，已經夠讓人們倒吸一口涼氣的了。而中國官方媒體已在近年首次承認三峽大壩”極有可能成為國外敵對勢力和恐怖活動襲擊的目標”。
然而，我只是在心中暗暗祈禱，黃萬里先生對長江三峽的預言不會像對黃河三門峽那樣不幸而再次令人悲憤地應驗。
──原載《民主中國》(//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