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韓山報導)上週中國建設銀行(CCB)董事長郭樹清剛向中國官方媒體透露了他的上市股價思維，表示有意預留上升空間讓投資者稍賺，「建設銀行」高調入市後，10月28日市場無情地把他預留的稍賺空間沖刷掉。

除建行外，交通銀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和神華能源(China Shenhua Energy)也選擇只在香港一地首發上市，它們認為在香港市場同樣也能獲得國際資本，但成本更低，麻煩更少，香港監管機構無權對身在中國大陸的董事採取執法行動。

2002年，美國實行公司治理法《薩班斯-奧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2003年中國人壽保險(China Life)在香港和紐約兩地首次公開上市後，美國證交會(SEC)對該公司發起調查，自那以來，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獨鍾香港股市。

香港城市大學與香港董事學會，公佈一份「香港上市公司企業管治水平」報告中披露，在對168家香港上市企業調查後顯示，中國大陸在香港上市的中資公司，治理成效不如香港公司，而且因為關聯交易太多，獨立董事形同虛設。

*政治運作 股民遭殃

一般人認為中國是全球增長最快的股票發行來源地之一，這一趨勢對香港是利好消息，給香港帶來優勢。由於中國內地企業的公司治理標準靠不住，而香港的「一國兩制」必需仰賴北京的「高興」，常常受到詬病的香港監管體系是否能經受住洪水般的大陸企業前來上市，為分析師和投資者質疑。

據香港的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要有「透明度」，領導層發生變動，要在第一時間讓市場知道。但中資企業的領導層的下台常常不是正常的調動，而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列為「國家機密」﹐市場上的廣大股民無端成為政治犧牲品。

2002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國企業歐亞農業主席楊斌失蹤，後被捕﹔華晨汽車主席仰融失蹤逃到美國；前者涉及楊斌出任北韓新義州特首的政治問題，後者涉及民企被「沒收」為國企的利益問題，當局都以黑箱作業方式處理，小股東被蒙在鼓裡。不到一年，同樣在香港上市的中銀香港總裁劉金寶與上海地產主席周正毅也分別在北京和上海被捕，中共沒有公佈詳情，特區政府也不敢向中共要求，向廣大股民交待。

*暗箱操作 公權不張

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標準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突出的例子是在新加坡上市的航空燃料供應商中航油(China Aviation Oil)和蘭花種植商歐亞實業(Euro-Asia)，前者在衍生品交易中虧損了5.5億美元，後者在赴港上市前將其營收虛增了20倍。

事實上，類似事件並非首次，之前已有數家中國企業出問題，令投資者受損，而部份企業還受國際投資者青睞。

去年12月在港上市的北青傳媒，是中國大陸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傳媒機構，集資約9億元，當時獲42倍超額認購。
北青傳媒6名經營管理人員涉嫌經濟犯罪，於今年6至9月期間先後被拘留，其中包括兩名副總裁。10月初與北京青年報有密切關係的北青傳媒3名高層主管因涉及經濟犯罪被捕後，港方才大夢初醒。

創維數碼長時間由摩根大通、惠理基金和匯豐資產管理等基金機構所持有。科龍於停牌以前，仍然獲得法國巴黎百富勤證券研究部給予「增持」的建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更持有科龍已發行總股本的4.88%股份。

為了保護投資人，專家堅持說，香港應擴大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證監會)的權力，該機構是香港兩個市場監管機構之一。

另一難題是大多數在港上市的中國公司董事和資產都在大陸，香港證監會和聯交所鞭長莫及。一家中國大陸公司出現問題時，港證監會每每在狀況外。

Herbert Smith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加文•劉易斯(Gavin Lewis)表示，即便香港監管部門確實試圖與大陸合作，大陸市場經常是由公安部門直接管轄，而不是中國證監會。

*監守一把抓 公信不足

港證監會被視為主要監管機構，但它同聯交所分享某些權力。聯交所的母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本身也是上市公司，其大多數營收來自新股上市和股票交易。
亞洲公司治理協會(Asi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ssociation)秘書長傑米•艾倫(Jamie Allen)表示，「將上市公司作為第一線監管機構是一條糟糕的原則。」

港交所與香港證監會於中國企業問題上，每每「投鼠忌器」，更增加解決有關問題的難度。

投資者為了保護自己，過去常對大多數中國公司附加一個沉重的風險溢價。但近期一些新股上市，如中國建設銀行，與同行公司相比，不再按折價發售。劉易斯表示：「人們變得非常感情用事，他們說這些股票的成長潛力很大，應當降低風險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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