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日訊】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閉幕。江澤民終於在他最後一個軍委主席坐位上賴不下去，宣告退位了。我想「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會覺得鬆一口氣。為什麼？因為他實在賴得太久，賴得太難看了。只有戀江情結根深蒂固的台灣媒體，才嫌江澤民賴得不夠。你瞧，今天新華社一發消息，台灣中央社評論道：「江澤民四中全會退休，比鄧小平早了一個全會」！

鄧小平沒賴在軍委主席位上
不錯。鄧小平是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退休，但是他一天也沒有賴。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撤銷了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由江澤民接任，那是六四屠殺後的一次宮廷政變。當時國家處於軍事戒嚴狀態，鄧小平怎麼能立刻把全國軍隊交到剛從上海趕來，還不清楚狀況的江澤民手中？六四屠殺後三個月，鄧小平認為局勢初定，即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致信中央政治局請辭軍委主席，在兩個月後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獲准，由江澤民接任。所謂「扶上馬，送一程」之類，都是毫無根據的天方夜譚。正因為鄧小平一天也沒有賴，也沒有扶江澤民上馬送一程，江澤民才會在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這三年同陳雲、鄧力群沆瀣一氣，去搞什麼「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逼得鄧小平赤手空拳，以「一介平民」之身「舉家南巡」，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重話。這個「誰」，就是江澤民。鄧小平看江澤民實在不行，才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時，讓兩位將軍劉華清、張震幫他一把，那不是「扶上馬，送一程」，而是怕他再把馬摔到陰溝裡。

四中全會歡送江澤民
胡錦濤的狀況完全不同。他擔任中央委員已經二十二年，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已經十二年，而且早已是軍委副主席。所以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江澤民賴在軍委主席位置上不退，已毫無道理。先是以為江等二○○三年二中全會和十屆全國人大時同國家主席一起退；接著又要賴到二○○四年，三中全會修憲時把「三個代表」寫進憲法才退；結果都自食其言。直到這回決定開四中全會了，江澤民還不肯退，到處視察，以煽動「台海難免一戰」製造緊張局勢，好讓自己不退找點理由，結果惹起眾怒。在親信規勸下，一直拖到九月一日，才勉為其難寫了封辭職信，而且用詞曖昧，什麼「經慎重考慮，我想辭去現任職務」云云，絕口不提自己的年齡和健康，還在外國人面前吹自己多年輕！無非是暗示人們發動「慰留」。可惜得很，除了他的親信，沒有一個願意他繼續賴下去。

這就是江澤民退位的真相。江澤民想權鬥，也難找到對象和幫手。胡錦濤、溫家寶不會去同他鬥，曾慶紅、吳邦國不會去幫他鬥。他包庇重用的腐敗分子更不敢鬥。所以說四中全會是胡江權力鬥爭，胡勝、江敗並不準確。應當說四中全會是對江澤民的一次輕鬆的歡送會，說了些江愛聽的大話、空話、套話，什麼「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建立了卓越功勳」等等，別人聽了肉麻，江澤民聽了不會太痛苦就好。

對於中國的未來，重要的不是告別江澤民這個人，而是徹底告別江澤民那條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路線。

告別江澤民害民路線
江澤民統治中國的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二），對內強化鎮壓異己的暴力恐怖制度，對外推行軍事霸權擴張戰略；在經濟領域盲目追求GDP成長指標，造成資源、能源極度浪費，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官員貪瀆腐敗成風，社會治安日益敗壞，城鄉、工農、貧富差距兩極化，以少數「樣板大城市」表面繁榮的畸形發展，掩蓋全國城鄉大面積的災難性衰敗。

江澤民時代的「中國發展奇蹟」，其實質是專制獨裁制度統治下特權與資本的結合；以無限供應國家控制下的不自由勞工和國家壟斷的土地、資源為誘餌，「磁吸」國外資金、技術，官商勾結壓榨中國工人，尤其是壓榨從農村流入城市、被國家剝奪國民權利的「農民工」，大量生產廉價商品傾銷世界市場。

最近過世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曾正確指出中國這種發展模式是「後發劣勢」。他援引沃森提出的英文概念「Curse to Late Comer」，也可譯為「對後來者的詛咒」或「上帝降禍於後來者」。楊小凱認為，後發展國家若只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拒絕改革其政治制度，則只能獲取一時的發展，而最終帶來災禍。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憲政制度的基礎之上，才能保持穩定發展。這就是「憲政經濟學」。

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曾經在貧困地區工作，對人民生活有一定了解；他們對於江澤民那條害民路線不可能毫無認識。中共十六大以來的所謂「胡溫新政」，強調「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等，表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江澤民那條「後發劣勢」路線已經危機四伏，喪盡人心，走到了絕境；今天必須改弦易轍，化「後發劣勢」為「後發優勢」，免遭人民「詛咒」與「上帝降禍」。

事實上胡溫自二○○二年主政以來，已經著手對江澤民的害民路線作出靜悄悄的局部修正。較顯著的如：

（一）以「樹立憲法權威」VS.江澤民「樹立個人權威」

在中共十六大當選總書記的胡錦濤，於二○○二年十二月四日舉行的「紀念一九八二年憲法二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首次公開演說，引人注目地打出「憲法牌」。他在《樹立憲法權威》的主題演說中，強調指出「憲法高於一切」，「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權威之上。」胡錦濤在與民主黨派人士的「民主協商會」上還說：「政治改革，長期以來是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的主流意見，是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黨內、社會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貫徹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黨組織、政府和黨政領導人，沒有任何特權。特權就是違法，踐踏法律。要建立對共產黨和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機制，確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定地位。」

胡錦濤的這一宣示曾引起社會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熱烈回應，同時也引發了江澤民統治十三年中形成的既得利益勢力的抵制。由於涉及憲政體制的改革無法取得共識，使今年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修憲走了過場。

然而問題繼續存在著：究竟是走向「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主流意見」的民主憲政，還是繼續堅持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核心」的「領袖專政」，將是中國未來能否避免後發劣勢，實現後發優勢的首要課題。今天毛、鄧、江三代「核心」已相繼退下歷史舞台，台灣媒體已在呼喚為胡錦濤加冕「第四代核心」。而胡錦濤的歷史使命恰恰是：廢「核心」專政，立民主憲政，在中國永遠埋葬個人「核心」制。

（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VS.以權為本的反科學發展觀

在經濟社會領域，胡溫提出「以人為本」，「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大要點的科學發展觀，顯然針對江澤民主政的十三年中「以權為本」，特權與資本結合，盲目追求GDP指標增長，大量浪費、破壞國家資源，毒化自然生態環境，損害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形成制度性貪瀆腐敗與城鄉、工農、沿海與內地貧富懸殊的反科學發展觀。

（三）和平崛起VS.軍事霸權崛起

在軍事與國際關係領域，胡溫提出「和平崛起論」，是為了消除江澤民時期中國軍事霸權崛起引發周邊國家與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疑懼。胡溫主政以來，主動開展以國際經貿關係為重心的和平外交，在國際社會扮演和平協調者的角色，如協調美國解決北韓核武危機等。「和平崛起論」雖然還未形成一種「理論」，而且已遭到江派勢力的消極抵制，但其名詞本身具有消解「中國威脅」之效應，使「胡溫和平外交」頗得國際社會青睞，得分超過江澤民當年的「作秀外交」。

胡溫的對台戰略也與江澤民有別。雖然「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老教條不可能改變，但胡溫認識到江澤民式的「文攻武嚇」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滿足台灣極少數政客的政治需要，卻足以激起台灣人民的普遍反感。因而胡溫採取把兩岸關係置於國際關係的全局之中進行處理。去年十二月溫家寶與美國總統布殊高峰會，溫家寶接受布殊關於台灣海峽現狀雙方均不得片面改變的主張，表明胡溫採取了更務實的對台政策。

江逼於形勢壓力退位
胡溫針對江澤民害民路線的上述三項修正——憲法權威、科學發展與和平崛起，雖然採取避免與江澤民及江派特權勢力正面交鋒的策略，還不時重覆「三個代表」口號作掩護，但還是遭到江派特權勢力的抵制阻撓。

對修憲，江派特權勢力只想把「三個代表」入憲，抵制一切涉及憲政體制的實質改革。

在經濟領域，江派特權勢力抵制宏觀調控，阻擾科學發展觀的落實。

在國防與國際關係領域，江派鼓吹準備打仗，抵制和平崛起論。

江派的進攻，相當程度上屬於以攻為守的策略運用。因為江澤民已經七十八歲，以軍委主席身份凌駕黨中央委員會之上（江非中委）已達兩年。而江一旦退位，將影響江所包庇的特權勢力之既得利益，所以江與擁江派的一些小動作，自保成份大於挑戰胡、溫。

現在江澤民已經退位，既非江的自覺，亦非被胡錦濤逼退，乃形勢所逼，中國不能繼續容忍江澤民那條害民路線阻擋歷史的進步了。江澤民時代留下的巨大歷史災難，需要以巨大的歷史進步來補償。

「江規胡隨」之說一廂情願
台灣媒體說：江澤民雖退，影響力仍在，中國未來將「江規胡隨」。

這是一廂情願。中國的未來既不取決於台灣媒體的戀江情結，也不取決於胡錦濤個人意志願不願「江規胡隨」。中國的未來，勢必打破專制獨裁、特權腐敗的江規，立民主憲政永續發展的新規。胡錦濤如果抗拒歷史前進潮流，去追隨製造歷史災難的江規，他只能像江澤民一樣被歷史淘汰。

事實上，二○○二年以來，中國已經在變。從SARS事件到三農危機，江澤民時代害民路線引發的各種災難已無法掩蓋。胡溫提出的一些新觀念、新措施，如「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觀」等，都是對江澤民害民路線的修正。這次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公報中對江澤民主政十三年的吹捧，其實只是一種反諷。說什麼江澤民實現了「總體小康」。什麼叫「總體」？難道上海浦東是「總體」，貴州、甘肅和大半個中國倒不屬於「總體」？難道少數「精英」權貴就能代表中國「總體」，廣大農民、下崗工人都被逐出江澤民時代中國的「總體」了嗎？如果江澤民的十三年已經實現了「整體小康」，還需要中國人再奮鬥二十年去實現「全面小康」嗎？

當然，說幾句謊話哄江澤民快樂退位，情有可原；反正事實俱在，無人當真。現在江澤民已經退位，胡溫只有順應歷史前進潮流，打破專制獨裁、特權腐敗的「江規」，立民主憲政、永續發展的新規，以巨大的歷史進步補償江澤民遺留的巨大歷史災難，才能取信於中國和世界。 以台灣為鑑
台灣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先例。

台灣經歷過蔣介石時代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黑暗統治。到蔣介石去世，政權落到蔣經國手中時，台灣已處於內外交困的危險境地。而蔣介石的哲學是「以不變應萬變」，也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專制獨裁制度萬萬不能變。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兒子，總應該「父規子隨」、「不改父之道」吧？

然而蔣經國的哲學卻與其父「大異其趣」。蔣經國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台灣必須順應時代、環境、潮流之變，「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蔣經國在他的晚年，一改其父之道，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跨出了台灣實行民主憲政的第一步。

江澤民在一九九五年提出「江八點」，是他謀求解決台灣問題的得意傑作，可惜直到他退位也未能如願以償，其秘密何在？

江澤民老是責怪李登輝、陳水扁，怪這兩個人害得他未能在兩岸統一上確立他的歷史地位。其實該怪江澤民自己，是江澤民的專制獨裁心態矇住了他的眼睛，看不到決定性的因素是台灣的民主憲政制度。是台灣的民主憲政，決定了不跟江八點的指揮棒轉。翻開台灣報紙，台灣並不缺少深具戀江情結的政客，今天還在鼓吹「江規胡隨」。然而台灣的憲政民主制度決定了這群專制獨裁制度的遺老遺少，進不了總統府；即使他們還有一點陳履安所謂的「剩餘價值」，也只能在立法院裡或陳文茜的「小妹大」節目裡小打小鬧而已，成不了「再造黨國」的大氣候。

以台灣的國民黨為鑑，胡、溫應取法的，是從蔣經國到李登輝，順應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潮流與人民意志，走民主憲政的光明之路；切戒墮入舊國民黨遺老遺少注定破滅的「再造黨國」迷夢。

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救中國
胡錦濤要完成他二○二○年實現中國「全面小康」的目標，不但需要科學發展觀、和平崛起論，更需要結束江澤民時代個人「核心」專政的民主憲政改造工程。從四中全會通過的「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決議」和日前胡錦濤在紀念全國人大五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來看，他對民主憲政的立場還不夠堅定明確。胡錦濤一面強調「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一面又聲稱「在中國照搬西方政治體制的模式是一條走不通的路」，似乎對江澤民反民主憲政的「中國例外論」有妥協之意。

民主憲政是指引人類進步的普世價值，是人類戰勝專制制度災難的進程中逐步發展、今天仍處於繼續發展與完善的進程之中。東方、西方都經歷過專制獨裁災難的歷史，東方、西方也都處於全球民主化的進程之中。每一個國家的民主憲政，都是人類普世價值與其本國傳統文明的結合，不存在誰「照搬」誰的問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中國只有實行民主憲政，才能走出歷史的災難。只有民主憲政，才能救中國。

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於淡水紅樹林

──轉自《爭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