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上次我們介紹了越南共產黨1956年11月開始壓制知識分子對黨的挑戰﹐然後於12月中旬對自由化運動全面鎮壓。鎮壓從頒佈越南主席令和取締自由化的主要刊物《人道》開始﹐波及到文化和教育的其它部門。當黨重新控制了輿論陣地之後﹐便發起了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運動﹐用批判﹑檢討﹑開鬥爭會等等來整知識分子。接著便是把知識分子下放到工廠農村去接受勞動改造。

雖然全體知識分子都是這次運動的對象﹐不論在前一階段的自由化中有什麼表現﹐都要接受下放﹐參加勞動﹐但那些沒有發表自由化言論的﹑特別是對黨附首貼耳的知識分子都被安排到例如河內和海防這樣的大城市附近﹐主要在工廠參加勞動﹐而那些參加了自由化運動的人則被發配到邊遠的山區﹐把他們交給不懂越南文的少數民族農民去改造﹐很多人在由於過度勞動和疾病而在那裡死去。還有很多人或是自殺或是失蹤。

越南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輝(譯音)的命運是很有代表性的。潘輝是越南著名作家和記者﹐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被認為是越南文化界最受尊敬的人物。他的父親在越南向法國殖民軍投降時自殺身亡。潘輝自己後來成為民族主義者﹐曾經為反抗法國的殖民統治而坐了十多年牢。潘輝在自由化運動中主編兩份最重要的雜誌﹕《人道》和《文學》﹐發表了大量的言論﹐因而成為官方的眼中釘。潘輝被下放後不久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話官方也準備把他送上法庭。

潘輝唯一的兒子參加了越共革命﹐在自由化運動時是《團結》報的編輯﹐這份報紙是官方統一戰線組織“祖國陣線?的喉舌。在父親死後﹐兒子不久也死了﹐但官方始終沒有公佈死因。潘家三代的命運﹐成了越南民族悲劇的縮影。

1959年﹐越共對《人道》和《文學》兩份雜誌的編輯和投稿人提起訴訟﹐說他們”在《人道》和《文學》雜誌的掩蓋下從事心理戰”﹐被告分別被判處5到15年的徒刑。

在後來越共的歷史敘述中﹐”《人道》﹑《文學》事件”就成了1956年自由化和鎮壓自由化的代名詞。在自由化運動被鎮壓後﹐越南的文學雜誌只剩下兩份﹐一份發表配合黨的路線和政策的作品﹐一份發表其它共產黨國家的翻譯文學作品。

象中國知識分子一樣﹐越南知識分子也曾經出於民族主義感情支持過越共領導的所謂民族主義革命﹐很多人或是坐牢多年﹐或是在跟隨越共打游擊時由於終年生活在艱苦的山區而落下了一身疾病。這些知識分子被稱為”抵抗知識分子”，指他們參加了抵抗日本和法國的運動。但他們當中很多人早就意識到他們和越共之間本質上的格格不入。例如﹐還在越共取得政權前﹐一些知識分子就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意思是說不論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遠不會明媒正娶﹐改變你的身份。

上面提到的被越共整死的越南最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潘輝對於知識分子和越共的關係還有過這樣一個比喻﹕當他在越共控制的”解放區”招待客人時他請客人喝咖啡﹐由於”解放區”沒有白糖放入咖啡﹐潘輝就用一些土產粗糖來代替。他說”這些土產粗糖代表愛國主義﹐它可以沖淡咖啡的苦味﹐而這種苦味就象黨的領導。有了這種土產粗糖﹐我們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時欣賞它的芬芳﹐這種芬芳就是我們知識分子的尊嚴”。

潘輝的這個比喻可以讓人感受到越南知識分子當時艱難的處境﹕他們夾在外國殖民統治和共產黨之間﹐出於民族主義訴求他們只得投向共產黨領導的所謂民族主義革命﹐但出於自由主義的個人立場﹐在心底他們對共產黨是排斥甚至厭惡的。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共產黨的天下﹐除了抽象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以外﹐人民一無所有﹐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潘輝把土產粗糖比作愛國主義，把咖啡的苦澀比作共產黨﹐企圖在這二者的調和中保持知識分子的尊嚴﹐欣賞咖啡的芬芳。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在共產黨統治下獨立知識分子不要說尊嚴﹐連生命都是沒有保障的﹐他們支持共產黨革命所換來的並不是一杯雖然苦澀但不失芬芳的咖啡﹐而是一杯奪命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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