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
最近一期的《讀書》雜志上有一篇題為“由衷的忏悔”的文章，發掘出文化名人錢鍾書的一件發人深省的往事。

事情的緣由是在1958年,錢鍾書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宋詩選注》。23年后,在接受采訪時,他談到了這本書說“這部選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緣由，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只有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价值。”為什么可選的不能選而不必選的倒選進去了呢?“种种緣由”又是什么呢？當時是1981年,官方宣布文革正式收場不久，大气候剛剛開始轉暖，錢鍾書對能說什么不能說什么還心有余悸。于是聰明過人的他這樣解釋說：“選詩很有些像學會之類選會長、理事等，有‘終身制’、‘身份制’。一首詩是歷來選本都選進的，你若不選，就惹起是非。一首詩是近年來其他選本都選的,要是你不選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都得保留名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几個作為裝點，或‘統戰’”。

事實果真如此嗎？過了七年，1988年，當大气候進一步轉暖后,錢鍾書在為香港版《宋詩選注》寫前言時不再談什么會長理事長了，而是對所謂“种种緣由”作了解釋，把“那時候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作為該選的沒選不該選的反倒選了的主要緣由，并把這本《宋詩選注》比作“模糊的銅鏡。”因為這本書“既沒有鮮明地反映出當時學術界的‘正确’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出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愛好。”結果是兩頭都不討好。他說“在當時學術界的大气壓力下，我企圖識時務守規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聰明。”

幸虧這樣的文章是發表在《讀書》雜志上，倘若發表在較為通俗的報刊上，今天的讀者一定會被搞得一頭霧水，不但搞不懂這個學術大師到底想要說什么，更對將近一千年前的古代詩歌和20世紀50年代的意識形態之間有什么關系而莫名其妙。

那么，錢鍾書在1981年根本不敢說，在1988年欲言又止的“意識形態的嚴峻戒律”或者“學術界的大气壓力”究竟是什么呢？這就是當時選注古代文學作品必須突出:“階級性”和“人民性”的政治標准。另外還有毛澤東個人對唐詩，特別是對李白李賀李商隱的喜好和對宋詩的輕蔑和排斥。當時凡是吃古代文學飯的學者都知道毛在給陳毅的信中說過宋詩“味同嚼蜡”。這四個字就把研究宋詩的學者弄得戰戰競競，自覺比研究唐詩的同行低人一等，在學術研究中更是如履薄冰。

但是錢鍾書是一個才子，他并不甘心把這樁學術工作變成純粹的政治宣傳。他不能多選那些藝術高超情趣雅致的宋詩，但可以在注釋上做文章，顯示他的眼光、學識和才气，于是他便大加發揮，將一些常人認為沒什么深文大意的詩句都注釋得興味盎然。當這本書傳到海外后，就連胡适看了也覺得雖然詩選得不好，但注得可以。這就是錢鐘書所謂的“自作聰明。”?

但30年后回過頭來看，錢鍾書又后悔了。因為這樣一來這本書被弄得有點不倫不類。既沒有完全反映出意識形態和領袖個人愛好主宰學術研究的歷史，也沒有完全反映個人的取舍標准和學術水平，這就是他所謂“模糊的銅鏡”的意思。

更令他后悔的是，為了表示自己也并不欣賞宋詩，只不過在從事這項注釋工作，他在書的序言中特意批評了民國時贊賞宋詩的著名學者陳衍，說他提倡的“同光體”詩深受宋詩的傳染，形式上雖然有所改變，但“仿佛鼻涕化而為痰，總之感冒并沒有好。”

被錢鍾書用這樣刻薄的文字調侃的陳衍并不是一個和他毫無瓜葛的人。陳衍雖然比錢大54歲卻是他的忘年交。他在30年代曾經兩次把錢召到蘇州家中守歲，共度農歷新年，當錢在英國留學時陳衍還寄給他自己的詩作，其中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這樣的詩句，表示出對錢鍾書的殷切期望。錢鍾書自己后來也多次在文章和詩作中表達出對陳衍的感激和怀念。

“由衷的忏悔”的作者說，錢鍾書并沒有特意寫文章表達自己對當年“稍預鞭尸行列”的忏悔和彌補對逝者的傷害，而是在90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字和舊稿中把自己當年和陳衍的交往和友情公之于眾。可以想象這是在50和60年代錢鍾書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文章的作者說，這种間接的紀念死者的方式或許比那些直截了當的忏悔文字“更為震撼人心，更能喚醒良知。”

但愿這是錢鍾書的初衷，也是每個讀者都能接受的解釋。

──轉自《北京之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