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在八十年代後期﹐錢學森召集中科院和航天部等有關專家﹐搞了一個“系統學”系列研討班﹐特別是對於社會經濟這樣的“複雜巨系統”作了方法論上的探討。筆者也多次參加了旁聽。不過﹐對於有“人”的因素參與的系統﹐專家們並無良策。
今天的中國﹐發展與危機並存﹐更是一個“複雜巨系統”﹐我們不妨從系統控制論的角度來看看今天中國的問題。
控制論中一個基本概念就是“反饋”﹕一個系統輸出的信號又回饋到輸入端。如果回饋的信號是進一步放大輸出的﹐稱“正反饋”。比如﹐夫妻吵架﹐從小聲斗嘴﹐到大聲嚷嚷﹐最後大打出手﹐甚至導致婚姻破裂﹐這個過程中﹐對方的行為反過來強化了自己的憤怒﹐這是一個典型的“正反饋”系統。“負反饋”正相反﹐回饋到輸入端的信號對輸出是起抑製作用的。司機開車就是一個“負反饋”系統﹐根據汽車偏左偏右不斷調整方向盤﹐從而使車總是沿著既定路線行駛。
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正反饋”效應造成的。比如﹐腐敗問題。看到別人腐敗後的低風險低成本﹐這個信號就會加強自己也去腐敗﹐慢慢放大到全社會﹐最後變成從基層幹部到國家領導都一同參與的全民運動。
講到反饋﹐免不了說一說前幾年風靡一時的“熵”理論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熵”是一個系統混亂程度的度量。越大﹐狀態越混亂無序。熱力學第二定律認為﹐ 一切過程都自發地趨向于體系混亂度(“熵”)的增加﹐而且不可逆轉﹐這就是“熵增加原理”。
中國經濟的發展﹐有目共睹﹐可是﹐愈演愈烈的社會混亂更是觸目驚心。
現在打開中國官方媒體﹐也充滿了殺人﹐搶劫﹐吸毒﹐賣淫﹐中毒﹐貪污腐敗﹐自殺報復﹐跳樓討債﹐見死不救﹐集體臥軌抗議﹐冷漠一條街等等消息。
新華社在2003年11月20日公佈﹐自2000年12月起﹐全國公安機關摧毀了631個黑社會組織﹐打掉了14000多個惡霸勢力﹐抓獲黑惡分子十萬多人﹐收繳各類非法槍支138萬余支﹐軍用槍一萬余支﹐查封黑社會性質組織開辦的經濟實體646個﹐打掉一大批黑惡勢力在黨政﹑司法機關的保護傘﹐破獲毒品犯罪案件 11萬余起﹐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近9萬名‧‧‧‧‧‧
公佈這些不是因為政府開放言論了﹐而是已經普遍到了不報不行的程度了﹐實際上沒有破獲沒有報道的那就更多了。這些驚心動魄的官方數字反映�“熱力學第二定律”正在中國社會發酵﹐暗示那種不可逆轉的“熵”增加的可怕趨勢。
從理論上講﹐“熵增加原理”通常是對於一個封閉體系來講的﹐但是﹐由于中國政府只搞經濟改革﹐阻礙政治改革﹐廣義上還是一個獨立於國際自由民主大環境的封閉控制體系。
所以﹐有人認為﹐民主化將會逆轉中國“熵”增加的無序混亂狀態。
民主化是不是萬靈藥呢﹖
從制度體制上講﹐南美搞資本主義﹐印度搞議會民主﹐俄羅斯和平演變﹐他們至今都不是成功的例子。中國的國情﹐人口素質﹐對民主自由的理解接受程度﹐很難保證中國表面民主化後就能很快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
民主化是世界潮流。民主﹑自由﹑法制會給中國這個封閉社會體系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中國的問題也許早已超過民主化包容的能力。
鼓吹中國會崛起的人﹐總是用經濟發展的表面繁榮來掩蓋涌動的社會危機﹐希望問題只是發展中的過渡現象﹐下賭注似地盼望時間會治癒一切﹔
鼓吹中國崩潰的人﹐強調經濟繁榮的泡沫性﹐銀行系統足以破產的壞賬﹐資源匱乏的生態危機﹐特別是儼然火山口下的嚴重社會問題。但是他們又常常低估了中華民族忍辱負重度過重重危機的能力。
中國問題的實質在哪裡﹖
就兩個字﹕“人心”。
當人人都誠實的時候﹐不管是在什麼社會制度下﹐人們就不會弄虛做假﹐貪污受賄﹐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坑蒙拐騙﹔當人人都對婚姻嚴肅的時候﹐就不會有性開放的氾濫﹔當人人都心地善良時﹐也就不會打家劫舍﹐見死不救。
人們感到絕望﹐實際上是對中國人心墮落的絕望。
最近﹐讀了章天亮先生的《絕境中的希望》一文﹐作者旁征博引﹐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認為法輪功“真善忍”的教化客觀上能夠重新整合國民的道德素質。
文章中﹐章天亮先生特別提到法輪功學員扼守的幾條原則﹕“真善忍”為本﹔遇矛盾“向內找”﹔對理念絕不放棄妥協。
有趣的是﹐這些原則正好組成了一個“負反饋”自適應控制體系﹐這個系統蘊涵的機能可以大大緩解中國社會諸多“正反饋”效應誘發的社會弊端﹐無疑有助于逆轉中國“熵”增加的無序混亂狀態。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來看看。
1。“真善忍”原則 — 控制系統的目標值
“真善忍”是法輪功的基石﹐修煉的準則。“真善忍”的道德觀本身也是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從社會系統的控制論角度講﹐這是這個系統的期望目標值。一個人做得對不對﹐就按這個標準來衡量。
2。“向內找”原則 — 自適應性“負反饋”控制機制
按法輪功的教義﹐“向內找”就是遇到問題﹐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並站在對方的角度想問題。“兩個人發生矛盾的時候﹐第三者看見了都得想想自己”(《法輪佛法─在澳大利亞法會上講法》)。
以本文開頭提到的“夫妻吵架”的例子來講﹐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有了矛盾﹐先找自己﹐同時設身處地地為對方作想﹐那麼這個架還能吵起來嗎﹖從控制系統的角度講﹐對方的反應被用來抑制自己的憤怒﹐這是對人的行為的一個典型的良性“負反饋”調控系統﹐這對社會的潛在影響非常巨大。
比如說﹐腐敗現象。普通人看到別人腐敗﹐可能誘發“正反饋”也去腐敗﹐雙方互相“正反饋”﹐於是腐敗越演越烈。但是﹐對於一個擁有“負反饋”系統的法輪功學員來說﹐看到別人腐敗﹐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是不是也有“腐敗”的想法﹐如有﹐就要克制消除。這樣﹐對自己的正念是一個加強﹐對他人也是一個正的參考﹐對整體腐敗就會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這種機製對於調理“社會”這樣的“複雜巨系統”有著非常好的良性控制作用。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也沒有忘記祭出“道德”的旗幟。什麼“自我批評”﹐“學雷鋒”﹐“精神文明”等等﹐可是﹐這些行為是一種外在的從上到下的強加于人的政治運動﹐人心本身沒有改變﹐也就不可能持久。
從民間底層自發自願起來的對“道德”的追求才是擁有生命力的。
法輪功學員首先是從信仰角度有了人生觀的巨大改變﹐從而發自內心地自己要做好人﹐認同“真善忍”﹐主動“向內找”﹐也沒有宗教的“懺悔”“禱告”的形式﹐而是完全溶入日常生活之中﹐提供了一個帶有自適應性的“負反饋”穩定控制機制﹐對社會道德的正面影響也就更大﹐更明顯了。
3。面對壓力﹐堅持“真善忍”理念的原則 — 這是控制系統中保持原定目標值不變的重要環節
一個“負反饋”系統能夠自動調節其行為趨於目標值﹐有一個假設﹐就是這個目標值本身是穩定不變的。如果這個目標值本身可以修改妥協的話﹐這個系統也就談不上原來意義上的穩定了。
對於遵循“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來講﹐如果別人誹謗法輪功﹐不敢出來公開煉了﹐被迫對人撒謊說“不煉了”﹐或者完全放棄了﹐甚至只是在家偷偷煉﹐都是偏離了原定目標值“真善忍”﹐系統遲早要萎縮崩潰。
而法輪功學員對於其原則的堅持﹐正好避免了這種情況。在鎮壓以前﹐當有媒體不理解他們﹐歪曲事實報導他們時﹐他們就去上訪﹐澄清事實﹔在鎮壓以後﹐他們更是前仆後繼地上各級政府﹐上北京請願﹐為法輪功討公道。在做這一切時﹐又都是本著“真善忍”去做的。
從這個角度看﹐法輪功學員上訪請願﹐發傳單﹐打橫幅﹐電視插播﹐還法輪功清白﹐維護“真善忍”等一系列“講真相”活動的重要意義就非常明顯了。
因為他們對理念原則的堅持﹐就是對最初目標值的維護﹐這是保證系統真正穩定如原樣的關鍵所在。
只有這樣﹐這個良性“負反饋”系統才能持續地完好如初地運轉起來。
社會上一些人對他們“講真相”活動的不理解﹐也正是習慣性地用“妥協”的觀念看待他們。而這種偏離原則的“妥協”正是一個控制系統不得不分化瓦解的重要原因﹐中國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下滑﹐就是對道德原則的逐步“妥協讓步”而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法輪功的這些原則決定了面對邪惡強暴時﹐他們不會選擇沉默﹐也不會選擇暴力﹐而是自然地走上了非暴力和平抗爭的道路﹐對於打破中國歷史“不是沉默就是暴力”的怪圈﹐解決社會危機有著不可估量的正面影響。
章天亮先生在《絕境中的希望》中指出﹐法輪功帶給了中國社會從“發展”的亂象中走出來的一個希望﹐正是如此。
人是萬物之靈﹐沒有什麼工程能比得上對“人”本身的工程。系統論的專家們在面對社會經濟這樣的“複雜巨系統”﹐也不過一愁莫展。法輪功能夠從內心深處去改變一個人﹐吸引上億人自覺都回歸到“真善忍”上來﹐帶給人類和平美好﹐綜觀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歷史﹐這都是人類一個難得的機會。
如果說一個民主體制的引進﹐中國人民心裡還沒有底的話﹐江澤民把現存的法輪功從中國消滅﹐簡直就是愚蠢之至。中國人民失去的﹐也許是民族興旺和睦的一個最好鍥機。對於中國﹐對於整個人類﹐江澤民難道不是邪惡之最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