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9月17日訊】（大紀元記者李新安採訪報導）Eileen原是中國一家互聯網公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今年8月來到美國。她因為營救自己修煉法輪功的家人，身分證被打上了「×教人員」標記，多次受到中共大數據追蹤迫害。

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Eileen還是個只有幾歲的小孩。Eileen的母親是法輪功學員，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孩子，這讓Eileen從小品學兼優，學業和工作都很順利。

幾年前，當地很多法輪功學員因講真相被迫害，Eileen的母親也被抓了。Eileen因出面營救，整天去公檢法這些部門，竟被標記為「×教人員」。

「我當時不願意報身分證號。現在大數據，他拿那個機器對著我的臉『啪』一掃，我所有的信息都出來了。」Eileen還聽律師說，大數據是全國的聯網工程，現在人工智能（AI）發達，系統做了人臉識別，監控系統能拍到法輪功學員的臉並報警。

Eileen本人也在網絡公司工作。她了解到一些做互聯網的公司，專門給政府做這種所謂數字化工程、政務處理。

自從Eileen的身分證被標識後，她經歷了三次被中共大數據追蹤的迫害。

Eileen因工作關係，需要經常出差。2020年，全公司管理層在一個南方城市出差，在高鐵站入口進站處刷身分證的時候，別人都過去了，警察就把她拉到旁邊不讓通過。

Eileen猜測是不是因為疫情盤查，結果警察還支支吾吾的不敢說，好像做了邪惡的事情有些害怕。後來他們就說出了原因，她的身分證信息有「×教人員」。

警察給她拍了照，放她走了。「那一次我就知道我的身分出問題了，心理壓力很大。」Eileen說。

第二次是去北方一個城市出差，她一刷身分證，發現進不去火車站，機器發出滴滴的警報聲，然後警察馬上來了，拿著她的身分證，把她帶到了一個小黑屋裡。

小黑屋裡有好幾個警察。Eileen問：「你為什麼把我叫到這來？」警察態度惡劣，並說：「你自己你不知道嗎？！」警察讓她去當地派出所報到，寫「三書」。Eileen說，「我為什麼要寫三書？我不寫。」警察就一直威脅她，直到火車開車前才放她走。

這給Eileen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警察和Eileen老家當地的派出所通了氣，此後她經常受到當地派出所的騷擾。

第三次Eileen在南方城市出差，國保就直接上門敲門了。「我心裡一驚，打開門真的是警察，兩個國保的和小區的社警，他們來盤問情況。」Eileen說，「邪黨搞大數據，現在法輪功學員走到哪都是被標記的。」

「我一到他們這個城市，我在什麼時候住過酒店，在哪裡，他們都知道得非常清楚，因為暫時要住在那邊，就錄入他們系統了。警察說：你知不知道你老家的、還有你工作所在城市的，到處都在找你？」

還有一次，國保直接跑到Eileen的公司裡面去騷擾她，而且還是跨城市跑去的。「他們以我家人案件的名義，找到辦公室裡來了。其實是來威脅我。」之後，Eileen被逼得換了公司。

此外，時不時、過年的時候警察就會打電話，還跑到親戚家去問她的情況，讓她去派出所去簽「三書」，說是「清零」：「你是掛在我們系統上的，要把你解決掉。」

Eileen說：「他們意思是：你要寫了保證，還要過一年還是多長時間，然後看你態度如何，他才會把標記清了。」

幾年來，Eileen居住地所在城市的、出差城市的、老家的警察都會找到她。「這種壓力是就讓人會徹夜睡不著覺。你就感覺真的隨時在它們監控之下，沒有自由的二等公民，被他們迫害的。」她說。

Eileen說，「其實沒有迫害的話，我們在大陸完全可以成為佼佼者。但是就是因為這個迫害，讓人沒有正常、安寧的生活環境。」

雖然Eileen一直在努力地營救母親，但母親還是被判刑了。「其實公檢法人員很多他們也都明白真相，但是他們為了自己手裡的飯碗，他要那麼做；還有一些就是不明白真相或者願意跟著邪黨走，很邪惡的。」她說。

有一次，Eileen去看望被關押的家人，站在高牆外面，忍不住流淚了。「明明自己的家人在做好人，還被鎖在這個高牆裡面。為什麼修大法，信仰這麼好的，還要被這麼的冤枉？還要被關在高牆裡面？覺得特別心酸，特別痛苦。」

看守所也不讓家人見面，只能請律師。Eileen記得開庭前一天，她跟律師想再對一下案情，看一下辯護詞，結果她們剛上樓，警察又來敲門了，讓她們把酒店的門打開。

「大數據就是你一舉一動完全在它的監控之下。」Eileen說。

今年8月，Eileen獲得了留學簽證，乘坐飛機時沒有遇到安檢問題，順利到達美國。

中共用大數據手段控制人 引眾怒

大紀元此前報導，近年來，中共大力發展數字監控，各地政府耗費巨資的大數據工程招標正在招標建設中，但是這套系統並不完善，包括監控攝像頭也經常壞。

Eileen也認為，它的大數據很多時候也很low（很差），經常出錯。尤其是疫情監控經常搞錯，朋友圈有人沒去過國外的，卻被搞成紅碼，然後拉去隔離14天，後來一查原來誤搞成人家去過國外了。

「而且它的大數據沒那麼發達，好多時候就搞一刀切。比如你從外省過來的，沒有去過疫區，它也先給你黃碼了再說。黃了之後，社區會打電話，各種盤查、核實、測核酸，然後手工給你變綠碼。」她說，「這種大數據手段，一個健康碼又把人控制了。」

Eileen表示，疫情也讓很多人看清了邪黨的真面目。它動不動就封城、隔離，嚴重影響人們的出行和經濟發展，很多人失業、被裁員，老百姓就感覺看不到希望；而且當局現在越來越左，又要搞閉關鎖國。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他們都清醒了，很多也感覺到絕望，就是對未來看不到希望。因為邪黨的這種邪惡、這種迫害，還有這種鉗制言論、顛倒黑白，已經到了無恥的地步。」她說。

今年3月，上海爆發疫情，Eileen因為有朋友在上海，比較關注當時的情況。她舉例說，上海封城已經這麼慘了，人都要餓死了，當局還在頻繁的刪貼、封號。

「這次上海封城有一篇轉發量非常高的文章——《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是在網上刷屏的一篇文章，因為是上海人寫的切實的感受和處境，當時評論第一的貼子獲得78萬的點贊，說『這篇文章如果被刪，刪的人不得好死』。但是騰訊還是把它刪了。這個時候大家是多麼需要發聲啊，這些大公司非要做這種助紂為虐、刪帖的事情嗎？」

Eileen介紹，騰訊有一個部門叫信息安全部，它有兩套系統，一個是科技類的大數據，去做一些字段數據的識別，把各種字段不停的優化到系統庫裡面，使用機器自動算法；還有人工的輔助團隊，7×24小時工作，幾班倒的，隨時不離手機，人工去刪帖。

據中國數字時代記錄，《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這篇文章刪前後台閱讀量超過2000萬，被稱為史上閱讀量最高的微信公號文章。後來原文已被恢復，原因未知。

還有一個流傳很廣的視頻《四月之聲》。「當時民眾們都覺醒了，憤怒了，用這種轉發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正義和憤怒，很多在朋友圈默不吭聲、沉默的那些人，他們都看不下去了，都在紛紛的轉發，無聲的抗議。」她說。

「當時真的是好像騰訊跟這些民眾們在作戰，真的像正邪大戰一樣。民眾使用各種的轉發，鏈接不行，把視頻放在視頻號裡面也不行，好像比誰的速度快一樣。最後把它下載下來了，在朋友圈私發也不行，後來把它做成畫面倒過來了也不行，或者是flash動畫，各種方式做盡了都不行。（騰訊）就是各種刪，刪得非常瘋狂。」

Eileen表示，發達國家的算法科技是用來科技革新、改變世界，但是中國那些企業在邪黨統治下，他們的算法是用來監控人民，給邪黨當打手、助紂為虐的。像騰訊這些公司都面臨著很大的選擇，要不然它們持續的這種發展，是有很大的原罪的。

責任編輯：李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