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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8日訊】“要是再晚兩天來，你肯定能看到不少熟悉的名人面孔。”7月5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區地方稅務局3號樓2層個人所得稅科科，一位稅務干部不經意地對記者說。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除了兩張大黑皮沙發外，個人所得稅科的辦公室，跟大樓內其他辦公室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但或許正是因為海淀區內許多公眾人物的經常性光顧，這間辦公室被大樓內的稅務干部們戲稱為“大戶室”。

“這些名人們，當然和平常人沒什么兩樣，都得按稅法納稅，他們是我們的重點監控對象。”那位稅務干部語气很是肯定。

出入 “大戶室”的重點納稅對象，還有一個專用名詞——“一百單八將”。

海淀區稅務局的“大戶室”

海淀地稅局許多干部至今還記得這么一件事：1998年1月，演藝界名人趙忠祥前一天辦理完自行申報納稅手續，第二天就收到一份出版社寄來的稿酬匯款單，于是再次前來進行申報納稅。

按海淀地稅局一直主管個人所得稅的趙宏副局長的說法，類似場景，准确地說應該始于1995年，也就是國稅地稅“分家”后的第一年。那年海淀區設置了個人所得稅科，并在已有資料的基礎上，挑選了108位重點高收入者進行個稅自行申報的試點，當中包括趙忠祥、倪萍、彭麗媛等演藝界名人，及區內部分私人企業主和區領導。

“那時《個人所得稅法》頒布不久，我們上街宣傳，不少老百姓就說，‘我們一個月能掙多少呢？你們應該多關注點那些高收入者啊。’”趙宏局長回憶道。

從1994年的3000万到2001年的19.4億，海淀個人所得稅的增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這顯然与海淀區的特殊性有關：國家級的八大演出團體——總政、海政、空政、二炮、戰友、軍藝等都集中在此；還有兩大電視台——中央台和北京台，北大、清華等高校，聯想、用友等高新技術企業。。。。。。

“電視上看得見的單位、在海淀的大部分名人，在我們科你都有机會碰到。”趙宏說。

海淀區稅務局的工作人員介紹，最初划定的108人當中，演藝界明星、名人占了約60%，其余大部分是企業主。選擇這“一百單八將”的標准有 “三高”——高收入、高知名度、高職務。

“開始這些人是一個月申報一次，必須親自前來申報。當時很多人還開玩笑說，平時我們這些人還沒机會見呢，這下稅務局出招都見全了。”趙宏說。但在執行中大家也提出了几條意見，如按月申報對眾多經常外出的演藝人士有些苛刻，另外也有建議實施委托代理納稅。

“后來對這部分重點對象的征稅，就改為按季度納稅，并允許委托代理，但我們同時規定納稅本人一年必須至少親自納稅一次。”

記者的調查證實，海淀地稅局的這份名單，累計已有300多人，不過由于對一些納稅規范、認真的個人，后來可能不再實行重點監控，目前實際執行自行申報的重點對象仍是100多人。

1998年左右，海淀地稅對重點納稅人及時補充和調整，金融机构、證券公司、大學教授、經濟學家、信貸員、股評人士及北大、清華、北京電影學院等院校知名教授相繼成為重點納稅人。

而當記者詢問這些高收入者的納稅數字時，趙宏局長婉拒。她表示，一方面這是個人秘密，另一方面挑出這些重點人士，最重要并不是其納稅數額多少，而在于普及依法納稅觀念。

海淀區的富人們

“我以前哪里填過什么個人所得稅申報表啊！現在單位同事都開玩笑地說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穿稅服的。”一位目前列于重點監控名單中的女企業家，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感慨。

每個季度開頭月份的1至7日，這些自行申報者或其代理人，就要來“大戶室”填寫個人所得稅月份申報表。除了納稅月份、金額、納稅人編碼外，所得項目、所得期間、具體事由、應減費用額、已扣繳稅款和應補(退)稅款等，在該表內都有明确標注。

記者掌握的一份權威統計資料顯示，2000年，中關村“誕生”的百万富豪比過去5年總和還多，其中還有100多位年終個人進帳超過100万美元。另外根据調查統計，海淀區內年收入超過10万元的至少有1万人，而全北京市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人數在3万人左右。

截至去年，海淀地稅局對年收入10万人民幣以上的10044名納稅人一一建立了稅收檔案。

但目前海淀區已征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項目納稅仍占88%，其余勞務報酬、股息紅利等收入僅為10%左右，而這些都是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來源。

從全國范圍看，据有關方面統計，2001年中國7万億的存款總量中，人數不足20%的富人們占有80%，但其所交的個人所得稅僅占總量的不到10%。

去年，〈中國稅務〉雜志公布了“中國(內地)私營企業納稅百強”名單。有意思的是，若把這份名單同美國《福布斯》公布的“2000年中國富豪排行榜”相對照，可以發現：前50名“富豪”中，進入納稅前50名的僅有4人。

國家稅務總局發起“專項檢查”

這些現象引起了高層的注意，去年，李嵐清副總理曾在一份文件批示道：“請將對高收入者征稅問題作為今年和今后加強稅收征管的重要內容，并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朱總理最近与部分專家的經濟座談會上也說：“我的工資超過800元的都交了，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稅呢？這是不正常的。”

去年6月，國家稅務總局頒發了《進一步加強對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該份文件強調首先要進一步摸清高收入行業和個人的基本情況，還第一次明确、詳細地列出了電力、電信、金融、律師事務所、足球俱樂部等行業和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主、建筑工程承包人、演員等高收入人群。

該文件要求每年開展1至2次個人所得稅專項檢查，在專項檢查中應把上述高收入行業和個人作為檢查的重點。記者從有關渠道了解到，根据國家稅務總局布置，今年重點打擊和治理的違反個人所得稅有關規定的行為有：1、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簽訂假合同、假協議，少報收入少納稅，共同實施偷逃個人所得稅的行為；2、扣繳義務人故意為納稅人隱瞞收入，進行虛假申報，并按虛假申報的支付收入數額扣繳個人所得稅款的行為；3、扣繳義務人不認真履行扣繳義務，連續兩年經稅務机關指出或處罰后，又再犯的。

2001年，國家稅務總局在關于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的專項檢查的通知中，還明确提出基層必須上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商貿企業情況匯總表》、《偷稅100万元以上商貿企業情況匯總表》和《個人所得稅專項檢查匯總表》等情況。

北京市地稅局則正在加緊進行有關個人所得稅自行申報网上程序的開發，預計開發結束后將爭取直接重點監控作為試點的30万高收入者。

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截至去年九月，在2001年專項檢查中，各地稅務机關共查處個人所得稅案件近2万起，查補稅款總額達3億多元。同期，北京市地稅局查補的各种稅款達1億多元。 “這恐怕還是真正的偷漏稅巨頭應繳納稅款的零頭。”一位稅務檢查干部說。

私企老板的心事

今年42歲的王先生是北京一家大型私企的老板，他用“我的心晃悠了一下”來形容听到有關加大對高收入者征稅新聞時的感受。

“我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莫非又對民營企業采用‘大棒政策’了？我想守規矩的私企還是大多數，我們也是按章納稅了的。如果僅僅是針對我們這樣一個先富起來的階層強調征稅，那么不僅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可能惡化，也不排除民營企業開始想盡各种辦法將資產轉移到境外的可能。這對好不容易成長起來的民營經濟會造成極大的傷害。”

北京大型環保民營企業桑德集團總裁文一波認為，對民營企業家交稅問題應該辨證地看待。“一方面，确有部分民營企業家不給自己開工資，個人的与企業無關的開支也反映到賬面上，這是不正常的——企業一起步我就開始就為自己開工資，現在是每月2万，交個人所得稅4、5千左右；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有一個生產再投入的問題。去年我們公司的稅后利潤是6000万，按我目前所持有的股份，分紅所得起碼是3000万，但我沒有要。為什么？資金緊張呀，民營企業融資很困難，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正是這樣，我們才能從1994年的40万規模發展到今天6個億的規模。”

也有北京市的一位私企老板在電話中告訴記者，自己每月交納個人所得稅約為100元，記者推算她的月收入只有2200元左右。這位私營企業主坦言，自己不少私人支出，都列到了公司本中。但另一方面她強調公司是按章交納公司所得稅的，她希望盡快取消這种針對私企的雙重征稅。

“表面上看是重复計稅，但兩者內容、計稅依据完全不同。”海淀地稅局的一位稅務干部不同意這种看法。

這位稅務干部說，現在對企業財務操作，很多企業和稅務部門的看法差异很大，比如一些企業除按國家統一規定給員工上大病統籌基金外，還給員工在保險公司上了人身意外險和醫療保險，企業認為這是對大部分未享受到大病統籌优惠員工的一种補償，不應計稅，而我們認為按稅法是應該計稅的。

北京市地稅局副局長楊春萍不久前在一個內部會議上指出，目前高收入者偷逃稅情況較為普遍，手段之一就是把個人收入轉入個人所開的公司，個人的生活費用從公司開支；第二种方式是收入直接要現金。因為一般人要現金的時候，都說是最后實得多少，稅款要求對方代付，對方在支付現金時，往往也不愿意扣繳稅款，因此以現金取得收入的漏稅情況比較多；第三种方式，就是采取在銀行多頭開戶，轉移收入的方式，有些收入不入賬、編假賬等等方式偷逃稅款。

尷尬的征管

“目前海淀區地稅系統一線干部有300人，而所轄企業達6万家，十万以上高收入者達1万人。“要是將每個企業挨個查一遍，我估計要25年。” 趙宏局長喜歡用這樣的角度來說明實際征稅的難度。

北京另外一個區的地稅局官員透露，該區目前個人所得稅“零申報”戶占到區內所有企業的70%，也就是說大多數企業職工和管理者的工資水平還達不到起征點1000元，而該區實力在全市屬中上等，高新企業也不少。“這是我們目前最現實的問題，光靠感覺情況是否正常當然不行，只有靠分類型做專項檢查。”

舉報當然也是一种獲取信息的渠道，据海淀地稅局官員介紹，該局每天平均接到十封舉報信，其中通常有1-2封是舉報個人偷漏稅行為的。但大量證据無法短期內取得，實際上最后查出問題補交稅款還是不多。

“只要大規模的現金交易不取消，只要銀行和稅務系統不聯网，想征齊偷逃掉的個人所得稅几乎是不可能的。”社科院財貿所一位專家評論說。他同時認為，這些措施雖然理論上并沒有什么障礙，但實際操作起來卻涉及到體制改革問題，牽動的部門利益太多，短期內很難實現。

一方面是增長迅速，另一方面是逃漏稅嚴重，個人所得稅面臨的尷尬，其實同樣也是個稅體制的困境。“現行的個稅計稅依据、稅率等標准都是以1994年為背景制定的，而這些年來的變化顯而易見。當時一月拿上1000多已經非常不錯，但現在呢？還有那時定的是分項征收，沒有考慮家庭負擔等不同的外在環境。可以說個人所得稅制目前已經大大落后于現實經濟的發展。”社科院財貿所這位專家評論說。

民營企業的微妙關頭

對于改革呼聲日見高漲的個人所得稅制而言，一般的爭論集中在是否應該分類和綜合相結合征收，以及扣除標准的最后确定上，但還有一個潛在的話題通常被人們所忽略，即改革后的個稅法極有可能是中央、地方按比例分成，而現行體制是全歸地方所有。

“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過去4年，每年財政收入增長17.5%，但2002年第一季財政收入增長則降低為3.4%，支出增長卻達23.9%，2001年中國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7%，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6.3%。而目前中國所有的國家債務實質都是中央財政債務，因為還不許可地方發債，加上發行國債，中央的財力比前几年更為緊缺，這也許正是中央積極調整增長較快的個人所得稅的一個原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權威人士這樣分析改革的動因。

桑底集團總裁文一波在強調企業必須按章納稅同時，也強調民營企業家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真正享受國民待遇。他舉例說，中國對外援助的項目很少有民營企業的份，一些大型公用事業項目招標上也往往是外資优先。“公司發展到現在這個規模，融資渠道不暢、投資產業限制等等，仍在拖慢我們的發展步伐。”

比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個人所得稅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揮的功能往往不同。西方在個人所得稅制度确立的初期，其功能類似我們現有的組織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政府開始認識到個人所得稅也是一個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与社會改革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中，個人所得稅已被用作防止經濟波動的“穩定器”。“這牽涉到一個政府定位的問題，政府不能把自己定位于一個什么都管的角色，這樣做必然帶來行政經費的膨脹。現在的問題是行政經費需求确實有那么大的規模，單純要求個稅法的修改是不行的。因此這個問題的解決，最終要依靠政府功能的轉變。”中央財經大學財稅專家劉桓教授說。

將中國國有和私營企業兩個部門的發展軌跡，加以粗略的考察，一個有趣的事實是：1992，當年的國有企業產值和私人部門產值首次等齊，后者同時還在迅猛上升，當年恰逢鄧小平南巡發表重要講話；1996年，國企淨利潤下降至零，隨即開始國企三年扭虧；1997年，國企就業人數絕對數下降，而私營部門增長迅速，那一年召開了十五大。

目前的情況是，根据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國家從國企征到的稅收，略大于私營部門。

附：國家稅務總局目前認定的几大重點監控人群情況：

(根据國稅發[2001]57號)

(一)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主、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個體工商大戶；

(二)企業承包、承租人員和供銷人員；

(三)建筑工程承包人；

(四)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

(五)演員，時裝模特，足球教練員和運動員；

(六)文藝、體育和經濟活動的經紀人；

(七)獨立或合伙執業的律師、會計師、審計師、稅務師、評估師；

(八)大、中學教師；

(九)醫生、導游、美容美發師、廚師、股評人、樂手(師)、音響師、裝飾裝修設計師等具有專業特長的自由職業者。(//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