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2)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長女王玲給我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那一端傳來了她斷續的哭泣聲。告訴我說，她的父親因煤氣中毒身亡！

聞此噩耗，我吃驚不已。三個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繞道重慶時還來看過我，當時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體沒有原來利索年齡不饒人，遠離家人更要小心。

沒想到，意外厄運真纏上了他。

現在他丟下妻兒，在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後，沒有馬上身亡，煤氣把他變成了不能動彈的植物人，直到那所僱用他的學校通知他的妻子時，一家人才匆匆趕到北京。

他這一走，丟下了兩個孩子，長女才十四歲，小兒子十二歲親朋都是些窮苦農民，加上在這個人情菲薄的年代，誰又能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傾力相助？在邊遠的農村，娘兒三人活下去更加艱辛。

可恨的，對大炳的死負有直接責任的那所僱傭他的學校，想草草了斷此事，在三個孤兒寡母到了北京後，趁已變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說不出話來的時候，把責任往死者身上推，僅拿出八千元人民幣了結此事，將母女三人打發回重慶。

身處異鄉，舉目無親，不知怎麼才能保護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著眼淚將行將嚥氣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車，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慶。

剛下火車，王大炳便閉上了他的雙目，與這個奴役他一輩子的社會永遠長辭了。悲痛欲絕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車站附近，草草辦了喪事，將他送去石橋鋪火葬。

他的離去，使我痛失一個可以交心的摯友。他那誠懇，質樸的語言，乾瘦的外形，都會喚起我內心對他的無限思念。

也罷，大炳逝去，從此再不為兒女牽掛，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對不平世道憤懣不平了。

面對他丟下的孩子，王玲正面臨初中畢業即將升入中專或高中的學業關頭，按他母親的意願，只要她在初中畢業後，能在城裡謀到一個可以餬口的工作便心滿意足了。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她才只有十四歲，就必須應付世道裡處處潛伏的危險。稚嫩的肩上，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擔。

我竭力支持她讀書，至於經濟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資中省下一部份來供她。便當著她母親的面，承諾了幫助她繼續求讀，至少也要讀到中專畢業。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獨立生活為止。

我這許多年來，在中共統治的天下，天天耳聞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對受害者充滿同情，卻無可奈何。漸漸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時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討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沒有去做。

聽王玲母親講，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學校，因暖氣煙道前年堵塞，並未疏通，所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何況人死後只付了她們母女僅八千元了事。為亡友，為他的孩子向學校討公道，索取應賠的損失，便成了我義不容辭的事。

中共把保護勞工權利，口頭上唱的比什麼都重要，而實際上看看他們制定的勞工權利保護法，便知道他們的虛假，公認的勞工基本權力，中共並無可行辦法給以保障，連他們的生存權受到侵害時，所得的賠償也是低得可憐。

為替王大炳討回一點公道，為王玲向北京傭工單位多爭一點賠償，我到我廠勞動人事處借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護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關貫徹勞保條例的細則，想找到一點關於用人時，被僱傭者死亡或工傷致殘，勞動者可以訴諸法律的條款。

遺憾的是，勞動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隻字不提勞動者保護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規定，以及遇害時，如何索賠的條款。

只有一段「職工因病傷死亡的『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凡職工在職期間因工死亡的，傭人單位除承擔死亡過程中所發生的醫療住院費，補發十五個月的工資作為一次性撫恤費；承擔死者治喪的全部費用；……其配偶在農村的，因死者亡故後而失去了勞動力，應由所在單位給與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補助費，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單位承擔生活補助費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據用人單位說，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資僅400元，十五個月工資只有6000元。而給與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補助費，在四川省勞保條例實施細則中規定，每月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補助是連吃白飯苟延生命都不夠的。

8000元拿給三個人用來買糧食吃，能維持多久？何況大炳一條人命豈可以八千元了結？當然，這比草菅人命的毛澤東時代，算「進步」了。那時，像大炳這樣中毒而死的五類，就只有用蓆子一裹，拋屍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據，只好按「勞保條例」中的撫恤標準，找用人單位算賬，看能不能多爭到一點撫恤金，以救救將面臨失學的孩子們。

想到這裡，便提筆以王玲的口氣，寫信給那所學校，一面據理陳述有關國家勞動保護條例對死亡職工的撫恤規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標準進行計算，一次性需要這所學校所付出的撫恤金，至少需再補一萬的費用。

寫完了這封信，把它交給王玲，囑她將原件保存好，一次性複印三份，一份掛號寄給那所學校的校長辦公室。！如果這位校長抱著不理的態度，則可以將其它兩封向勞動部投訴。當然這些信都只能抱著試的態度，因為，這種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會重視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