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1)

回重慶後，按留給我的地址，給王大炳發出的信過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訴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長壽後，當年她的女兒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兒子，現在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樣辛勤勞作，總算能圖一個果腹，近年來他又自己打土胚，築牆，建起了能讓一家人遮風避雨的窩。

在鹽源農場，大家因他的勤勞管叫他馱牛。信上告訴我，他原來的判決，是以叛國投敵作結論的，所以一直沒有給他「平反」。對他來說，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塊土地上當牛馬。

來信告訴我，今冬歲未農閒時，一定要到重慶來看我，一敘久別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場迎接了我這位患難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車站下車後，找不到偏僻角落裡的二十四中，所以預先和他約好了時間，他到蔡家場以後，我到車站去接他。

按照預定的時間我在車站上足足等了他兩個時辰。中午時分，從車廂裡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

他身穿灰色補丁的棉衣，腳踏綠色的解放鞋，由於終年的勞累和省吃儉用，那乾瘦蒼老的臉，高高突出的顴骨，頸項上黑黃的皮膚裹著深深的皺紋，下巴被樹皮樣乾燥的皮膚拉得長長的，配以壓得略彎的腰，搾乾了油似的雙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地主莊園，展出的兩尊屹立門前呆望天空，手裡柱著打狗棍的老農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劉文采壓搾出來的，而是中共強迫『改造』出來的。

正在下車的他，手中提著一個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還小一歲，正逢壯年，但那樣子好像足有六十開外了，我們大約五年沒有相見，相逢第一眼我幾乎沒有認出他來，比之鹽源他新婚的歲月，真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了。我連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過來。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敘六年前，給我的母親送信和帶來一包瓜子的情景，指點著所經過的街道上那些沒有變的地方。我說：「世道變了，現在已不是當年，吃的東西並不缺，你不該路遠迢迢帶這麼重的東西來重慶！」

他說自己土裡一點綠豆，算我對你母親一點心意，他對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著他的臉耽心的說：「你的孩子還這麼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太勞累，不要太節儉，留著身體是最大的本錢。孩子要你撫養成人，千萬不要還像馱牛一樣的幹，身體拖跨了什麼都沒有了。」

算來他的大女兒已經六歲，小兒子才四歲啊！

說話間，我們不知不覺到了醫院，因為他曾來過，所以並不陌生。

母親早已在她的房間裡等候了許久，今天特別買了很多菜。吃中飯時，她還回憶當年大炳送瓜子仁來的事，用她的話來說，當時在這個人間地獄裡，他給我送來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種生活的希望。

吃過午飯後，我倆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裡，在我的宿舍裡，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們促膝談心的時候，我告訴了他去成都探看張錫錕家的經過，還告訴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漁洞、化龍橋、大陽溝等地尋找陳力，皮天明，劉順森的家。告訴他，由於中共的封鎖失去聯繫的人尋找很難。

第二天，拿出了我寫的片斷給他看，看後他深情的說：「我可惜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精力了，願你能把我們在監獄裡所遭受的苦難，特別是進行的反抗以及犧牲難友們的大無畏精神，如實寫出來。」

並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並且預約，成為我第一批的讀者。

當我問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難時，他說，這幾年，原來的茅草房要從新蓋瓦房，更換破爛的家俱和農具，給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時秤鹽打油、買種子化肥都需要錢。眼看明年大女兒就要開始讀書，孩子們的學費全指望他在農閒時候替人幫工，換點力錢。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補疤棉衣，便將我的衣服，翻出幾件來送給他。看著他皮包骨頭的身體，暗暗替他悲哀，這是一個經中共長期煉獄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內心裡那一團熊熊燃燒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膽忠心永不會泯滅。

臨走時，我給了他一些錢，雖杯水車薪，解除不了他的貧苦，但總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囑他明年歲未農閒時一定再來我這裡，那時我寫的片斷就更多了。

從此以後，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著親人般的交往，看到他們的信更使我想起獄中的經歷。

遠在長壽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時間給我寄信來，問侯母親的身體健康，談他的孩子們上學的情況。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幫助下，在一所學校裡謀到了一份燒鍋爐的工作，以後每年秋收完結，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歸來，途經重慶都要來我家一聚，人雖窮而情誼濃，每次相聚如親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談國內外大事，有時我們一起到潘老家共聚，暢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