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4月16日訊】1
人的肉體是可以封鎖乃至禁錮的，但人的思想卻是無法封鎖和禁錮的。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我不想引用它本來的哲學思想，倒是感到它於我有一層新意。
現在，封鎖和禁錮對我來說都已經是無所謂的了，因為我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看法，所以已經不怕任何封鎖、打擊，以及不能夠付諸印刷發表、公開流傳。思想是關不住的，它一定會漸漸瀰漫，無所不在。
所謂我有自己的思想就是我提出了自己的問題，真正的思想問題，並且為解答這些問題一步一個腳印地留下了痕跡。
雖然我提的問題在喜好吹喇叭的人看來是簡單的、不驚人的，但是，這些問題和思想幾十年後會被證明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真正存在的問題，並且是關鍵的問題。就為此，我自信，與我的同代人相比，我的工作將留下最持久的痕跡。因此，任何的封鎖、打擊、冷遇、表面的失敗、社會的誤解；我都無所謂。
我思故我在，就因為我是有思想的，我相信我的存在，不僅在今天，而且在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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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思想，能夠持久的思想所涉及的問題必然是簡單的問題。這道理存在於各種領域中。愛因斯坦曾經談到他為什麼能夠構思出相對論理論，說是因為在別人看來簡單的，每時每刻都無意識地接觸到的時間和空間問題，他卻對它產生了疑問。他說：
「一般人從來不會用時間和空間問題來麻煩他的腦袋，在他看來，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思考過這一切了。而我卻相反，思想發展非常緩慢，以致直到我已經到成年才開始對空間和時間感到驚奇。結果我比那些通常有才能的兒童經歷過的更深入地陷入對這個問題的探索中去了。」（《愛因斯坦語錄》）
這大約是科學研究、對知識的探索的一個根本特徵，科學家和工程師、技師的根本區別。對於這個區別，愛因斯坦在另外一個地方更為直接地談到，他說：
「我對科學的興趣基本上一直限於對原理的研究，由此人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我已經做的和不願意做的事情。我之所以發表的東西少，應該歸於同樣的原因。由於把握原理問題的強烈的渴望，使我在徒勞無益的追求上消耗了絕大多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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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之不幸，既沒有愛因斯坦那樣的才能，也沒有愛因斯坦成長的那種正常的社會條件，但卻有了一個類似愛因斯坦的傾向——對那些看來簡單和徒勞無益的問題進行懷疑。
所說的沒有那種「正常的社會條件」，用「正常」二字說來是殘酷的。愛因斯坦經歷的社會條件應該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一個時期，兩次世界大戰，外加一個極端反猶的極權主義社會。然而，愛因斯坦卻是以一個受過完整、正常教育的頭腦去面對一個坎坷黑暗的人生。而我們這代人和愛因斯坦那代人的區別正在於此。在極權主義的封閉、禁錮和扭曲下，我們是先天的精神和知識的畸形兒。一個扭曲了人性和知識的變態教育，讓我們其後不得不終生如腦殘的病人那樣面對坎坷的人生。我現在的驕傲和自信，不是一般社會的那種驕傲和自信，而只是我看到這種被扭曲的狀況，進行自我拷問和思索，掙脫了這個枷鎖。
中國古語，「苛政猛於虎」，我們這代人的經歷卻告訴我們，共產黨的統治遠比苛政，比戰爭給人類帶來的毀滅更為殘酷。回顧我們這幾代人的經歷，飢也罷，飽也罷；整肅也罷、寬鬆也罷；令你食不果腹也罷，讓你腦滿腸肥也罷，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動物農莊」。如果只是虎狼之政，那真的可稱是人的幸運了，因為極權主義不是虎狼，而是人間的惡魔。它不僅吞吃你的肉體，而且連你的靈魂都不放過。當年孔子說苛政猛於虎的時候，他當然不會想到完全意識型態化——連人的私人生活、靈魂都不放過的極權主義。他看到的傳統專制不過是一個外在的苛政，絕對不會想到人間會有一個連內心，靈魂都要控制並且改造的苛政。
而恰恰就在這連靈魂都不放過的暴政下，我卻有了這樣一個傾向，為此當然不僅痛苦而且終生痛心。因為如上所說，我們這代人在精神上、知識乃至訓練上是殘疾的一代，試想一個殘疾的思想與靈魂卻要去關心原理，也就是一個片面封閉的意識型態化，一個假大空、以論帶史的思想去探究原理，其結果一定不僅可笑，而且荒謬。回顧這幾十年的歷史你會發現，一分為二、為革命研究歷史的討論，文化大革命之前開始的對愛因斯坦等科學家的批判，以及文革後控制論研究中國歷史的超穩定結構的走紅，海洋文化、藍色文明、全盤基督教化的反傳統的討論，都只為歷史留下了笑柄。
這個關心根本問題的傾向在極權社會中當然也會有它特殊的、正常的表現。正是這一傾嚮導引我步入關注認識論問題，也就是關心自己使用的概念、思想是否準確，是否是正常社會中，正常學者使用那種概念與方法。說白了，就是首要的是克服、治癒、糾正共產黨給我們造成的畸形視覺與思維。只有在這之後，才有可能思索愛因斯坦所說的基本理論問題。而這個過程卻可能已經消耗了你的大部分生命，錯過了人生的黃金時期。我的一生讓我對此深有體會，所以我深切地感到痛心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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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曾經花了將近十年時間徹底剷除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當別人在跟著共產黨搞改革，追風逐浪鼓吹共產黨的改良的時候，我卻是在沉默地學物理、數學、外語，背誦、記憶，閱讀、觀察，思索、對比，從而重新注入豐富自己的文史哲修養。因為我知道我要的是，埋葬共產黨，並且要徹底埋葬共產黨。
當別人力圖在共產黨的樂團中奏出所謂不同曲調，寫文論述這種曲調時，我卻對他們使用的每一件樂器，每個音符，每一句話、每一種行文方式進行考察探究。在第二個十年中我認真辨析了意識型態、意識型態化、極權主義、理性、啟蒙、革命、專制與民主、政治化宗教等基本意義是什麼，共產黨社會對這些概念的定義和解釋是如何荒誕。
現在常有朋友感到我的工作不夠新穎華麗，說你應該提出自己的思想，應該創新。但是這些朋友應該問問自己，問問這代人，我們憑什麼提出自己的思想，憑什麼創新？
憑你受到的那種以論帶史的意識型態化的方法？憑你那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訓練？憑你幼年失學，及從小受到的那種殘缺不全的工具化教育？憑你背誦的那幾句毛澤東詩詞，讀過的那些革命文章？憑你看過的那幾本翻譯得錯誤百出的漢譯西方作品？……
當你談思想研究的時候，如果居然看不到這些帶來的嚴重惡果，沒有感到你被這些東西禁錮扭曲了的痛苦，恕我直言，因為你還不知道自己的大腦是畸形的，所以你才會有這種不假思索的想法。
有感覺，有能力的人肯定會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這把尺子的問題。而只要他看到，他就不會再去無根基地「捕風捉影」、「微言大義」、「天馬行空」。而如果看不到、感覺不到，那麼就說明了他能力不足。沒有這種能力又更何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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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說：「我不能忍受這樣的科學家，他們在一塊木板上尋找最薄的地方，不費力氣地在上面鑽很多洞，他們為數眾多的科學論文就是這麼來的。」
我更不能夠忍受這樣的「知識菁英」，他們居然拿起一塊千瘡百孔的朽木，不假思索地在上面鑽洞，然後炫耀自己的成就。
風化石，浪淘沙，這樣的成就不可能經受住歷史的風雨。事實上，時過二十年，八十年代初那類控制論研究歷史，那類所謂海洋文化，全盤基督教化的討論，現在只有那些失去臉紅能力的人才能對此視而不見、心安理得，甚至再重拾牙慧。
我思故我在，我借用了它的別解——有思想，就會有你的實際存在。如果是真正的思想，真正有價值的問題，那麼即便它有時間性和相對性，也不會失去它在社會和歷史問題中的正當性；即便它有歷史的局限性，也絕對不是荒腔走板。
我思故我在，因為我有思想，所以沒有東西能夠阻止我的思想的影響，阻止我的思想的傳播。所以，現在於我來說，重要的是思想。而「有思想」，最重要的是讀書。這句從幼年時就知道的先賢的銘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是千真萬確的。
讀書破萬卷，名利於我何焉哉！只有胸無足夠的「學」和「問」的人，才不得不為名利蠅營狗苟。所以實在是不患無名，患自己讀書不夠、思索不甚、筆耕不勤！
我思故我在，千古亦然，今天亦然！
2012-3-10德國•埃森◇
筆者註：2012年3月8日上午，我在國內兩個網站的博客同時被封，事實上由於思想，及支持法輪功學員反抗迫害問題，就是在海外某些網站、刊物，多年來對我也是進行封鎖。凡是缺乏底氣和根基的人或者團夥都只好採取封鎖別人的手段，這篇短文即是為此因感而發。
本文轉自270期【新紀元週刊】「自由評論」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