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一體
「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它和「道」字組成一個整體，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中國五千年輝煌的傳統文化只是追求一個德字，講究一個德字，不論是儒家、道家，還是佛家，它們各自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德字上。古代「得」與「德」相通，「得者，德也。」得什麼？得的就是對宇宙真理——道的同化，凡是符合道的「得」都是「德」，不然就是無德。
古人云：「道之在我之謂德。」古人把德與道直接相通，德是內在於人的道。德從道中來，德是道的體現，是道在不同層次的標準和要求，同化宇宙真理就是一個「得」者，就是一個大德之士，一個得道者。自古以來，道德一體，修道就是修德，修德就是修道，道德是一而不一，二而不二，不可分離。老子在《道德經》裡也已經把這個道理講清楚，老子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意思是最大的「德」，就是「道」的體現和作用。
中華文化一開始就把道與德緊緊結合在一起：《易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天行健，君子從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禮記》中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些中國文化的經典名句，每句都是道德一體的體現。可以說，中華文化是道德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道德一體的精神，不管是本土的道家和儒家，還是外來的本土化的佛教，都是體現於這一精神。中華文化要求治國、治家、治身都要根據道的準則，「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余；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經》54章）這樣使社會「道普德溢」，天下仁愛太平。這是儒、釋、道三家的理想，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千百年來要達到的社會境界。
（一）
中國古代的聖人們，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體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歷來被奉為有德的人，他們開創的社會都是不同歷史時期中最美好社會。而今，歷史已經遠去，遠古的傳說和文獻早已湮滅難覓，現在的人已經很難體察和理解那些時代的美好，和那些時代人們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價值。如今，人們只能從周公和他所開創的周朝社會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聖人中，周公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個偉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思想，成為周朝最重要的治國綱領。周公說：「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並且必須「疾（急）敬德」，只有發揮「德之用」，才能永保天命。（《召誥》、《無逸》）周公深切地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不講親情，只有發揚仁德的，才會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國的根本。
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們編寫的《詩經》中津津樂道地頌揚從後稷、公劉、古公、到文王、武王這些先祖們如何有高尚品德，如何進德修業，以德興國的事跡。他們把文王的仁政視為榜樣：「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文王的神靈在天，啊，神靈顯赫在天上。《詩經．文王》）周朝這些聖君賢臣的德行，也歷來被後世的炎黃子孫堪稱為人生的楷模。
周公的以德立國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會中，人們所追求的道德功業和道德人格成為這個社會的人生理想，被各個階級的大多數所認可，甚至成為下層社會成員共同追求的目標，人人追求道德，堅守道德，發揚道德，甚至把道德高於自己的生命，「殺身成仁」成為道德準則，整個社會處在道德的氛圍和環境之中。
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獻中，已經初步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對德的自覺和對德的認同，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公在歷史上另一個偉大功績就是「制禮作樂」。周公在「損益」殷禮的基礎上使傳統的禮制、禮儀，嚴密化、系統化，從而在整體上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創設了適合當時社會的優秀文化制度，其具體內容包括一系列社會、政治等制度，還有一系列相應的道德倫理規範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備的典章制度，稱之為「周禮」，或「周公之典」。
周朝的禮樂文明，一直被視為後世社會的典範，被認為是上古社會的鼎盛時代，孔子讚歎曰：「周監於二代，鬱鬱於文哉！吾從周。」（周朝借鑒夏商二代的禮儀制度，多麼豐富多彩啊！我贊成周朝的禮儀制度。《論語．八佾》）
禮是道德的表現形式，周公通過禮儀規範人在社會中的行為，使人保持德行，與天道合一。因此，王維國認為周朝制度的變化「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公製作之本意，實在於此。」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歷史上的中國社會為倫理本位的社會的思想，與王維國的看法相一致。
近代王、梁兩位著名學者的觀點指明了周禮和周朝文化的實質。周公主張「明德慎罰」，提倡「德治」，「制禮作樂」，實行「禮治」。這正是孔子夢寐以求的「道（引導）之以德，齊（規範）之以禮」的治國理念（《論語．為政》）。
周朝社會所以能綿延八百年，正是貫徹周公的治國理念。在這樣的社會中所產生的豐厚的道德土壤裡，必然會造就出一大批社會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會的中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有深厚的知識和極高的道德素養，有判別是非的能力，有從事政治的才幹和實棧道德理想的勇氣。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文溫而雅，是社會道德的表率。在社會和國家危難之際，他們力挽狂瀾，正禮樂，定制度，銳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諸侯國中，顯現他們的特殊才能。
例如周厲王、周宣王時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時的鄭武公，周定王時的單襄公，在各諸侯國中有孔子、管仲、鮑叔牙、寧戚、曹劌、藏文仲、叔孫穆子、狐偃、趙衰、趙宣子、韓獻子、範文子、魏絳、祁奚、叔向、趙襄子、申叔時、伍舉、文種、范蠡……，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個時代創造過非凡的功業，留名後世。
在他們的周圍，還有一大批同樣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體，同他們一樣追求人生的價值，同樣泛射著君子人格的光輝。正是這一大批社會精英和社會中堅，奠定了後來中華文化人格的始基，他們的高尚的道德人格在歷史的過程中越來越突顯出來，他們的道德精神永世長存。周朝道德盛世令人追懷。
周公作為那一時代的精英群體的傑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舉世仰望。孔子說，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樣的境界，連堯、舜都恐怕達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為中華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範，這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巨大貢獻。
周公和他的那個時代充分演示了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輝煌展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正是在繼承這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發展的。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價值理念，體現中華民族和文化的終極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個民族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出發點和歸宿，它深遠地影響著中華民族心理結構和文化結構，奠定中華文化的基礎，它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定了方向。這個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徵就是對道和德的追求。
（二）
《易經》被視「群經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但是《易經》與道德緊緊相依，道德一體的文化精神是易之本。《周易．說卦傳》認為：「聖人之作《易》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至於命（天命）。」 這是說，聖人作《周易》，是為應和順從道德，制定禮儀準則，深入研究事物的道理和性質，直至認識天命。
同時，《周易．系辭下》指出，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是說，伏羲作八卦，用以傳達神明的德性，用以歸類反映萬物的情狀。以上兩句指明了，作《周易》、八卦的目的，是為了揭示道和德。聖人在製作卦爻象數符號的過程中，隱藏著宇宙的秘密，「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內心想法），系辭焉以盡其言。」（《周易．系辭上》）這裡的「盡意」、「盡情偽」和「盡其言」，都是為了揭示宇宙的秘密。
這秘密就是通過卦爻變化規則反映的「天命」和「通神明之德」。《易經》的宗旨是：「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易經》是聖人用來推崇道德，擴大事業的。）可見，古代聖人們的目的，是通過《易》規範人所必須遵循天道的道德行為，提高人的道德境界，達到安身立命。
因此，《周易》實質上是演德的，沒有德的人是無法演易，古代對卜筮的人要求很高，必須是德高望重的人，而且卜卦前要焚香淨心，契合神靈，不仁不義的人不能為巫師。《易經》告訴人如何分辨不同的境況，要求如何在不同的境況下修德合道，去面對所遭受的境遇，從而從困境和逆境中走出來，或者從順境中繼往開來。
《易經．系辭下傳》指出：「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等都是卦名，它們與人的道德直接相對，處各種不同的境地狀態，需要人以德相應對之，只有用德行對之，才能合易、合道，才能正確應對各種境遇，化解各種矛盾。天道和人事是一致的，《易經》深刻地體現出中華文化道德一體的內涵。
由於天象的變化和人類道德的墮落，《周易》對現代人來說必然是越來越不靈了，沒有道德的人是根本無法理解《易經》，更談不上對天道的認識，他們從《周易》中所獲得至多是些皮毛或彫蟲小技。只有大德才有大智，這個智是智慧，是對宇宙真理的認識和把握，是真正的大智大慧。沒有大德，永遠達不到大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所決定。
《易經．系辭上傳》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這是說，繼承一陰一陽的天道，就是善良，使天道具體化的是天賦的人性。可見，中國文化的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早就同時根植於《易經》之中，《易經》的展現就是中國文化人文本質和道德本性的展示。
－－轉載自正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