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稱為《詩》或《詩三百》,後被列為儒家經典之一,稱為《詩經》。它收集了西周至春秋中葉的詩歌三百一十一篇,分為風、雅、頌三個部份,《風》是周各諸侯國與地方的歌謠;《雅》多為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頌》是專門用於祭祀宗廟、祈禱讚頌神明的樂歌。
《詩經》全面展示出周人的社會生活和道德風貌,注重修身的君子之風,體現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觀以及溫柔敦厚的人文品格。
賦《詩》言志。志在於表達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審美觀、信仰等,而涉及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等各方面。《詩經》從多方位、多角度反映當時社會生活,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祈禱祝願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
其基本句式是四言,兼有雜言,在語言上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匯來狀物、擬聲、窮貌,既有聲韻上的美感,又描繪出生動的形象,有回旋跌宕的藝術效果。透過詩的自然樸實、言簡意賅的言語,人們可以體悟到把《詩經》思想統攝起來的主導與核心話題是道德。
修德配命,追隨大道。《詩經》強調修德配命,怎樣修德?即依靠主體自我的道德自覺和道德境界的昇華,以達到「配命」的價值目標,即與天的意志、命令相配合,此與《尚書》「以德配天」的思想相一致。《周頌》、《大雅》中描寫了周朝先祖後稷、公劉、古公□父、王季、文王等聖君不斷努力進德修業,敬事上帝,「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天命之所以降福於他們是因為他們自身的「德」。
周文王修己愛民,其德正而不違,與天相配,四方的國家都來歸附,「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周武王秉承父志,為政以德,和洽天下四方之國,「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周公旦「效法天道」制禮作樂,用以規範和涵養人的道德和行為;周成王弘揚善德,受人愛戴,「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周人認為,上帝威明地監察天下,掌控四方,「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周人要求自己要像文王那樣修明德行,善於自省,使其所作所為都合乎天命。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人認為,每個人來到這世上,要思考上天所給予的使命是甚麼呢?永遠要配合上天給人們的明命,明辨是非,擇善而從,唯有德者才能獲得上帝的眷顧和賜福。《周頌.我將》中說:「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
人們稱讚君子純清美好的本質:「瞻彼淇奧,經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璋」(《衛風.淇奧》)、「言念君子,溫如其玉」(《秦風.小戎》);稱讚君子的福德和善化他人:「南山有台,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台》)。
德化思想。《詩經》是最早運用文學「比德」手法的著作,即將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徵與人的精神品貌聯繫一起,將自然景物人格化,將道德品格形象化,含蓄蘊藉,韻味深厚。《詩經》有很多地方以山水、玉、松柏、芷蘭等事物來比喻人的道德。如描寫松柏「秩秩斯幹,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小雅.斯幹》),刻畫出其四季常青、昌盛而恆久的形象,松柏也成為歷代仁人志士堅貞品格的寫照。晉代陶淵明在《和郭主簿》中寫道:「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詩經》中還有很多富有哲理的語言給人以警示和啟迪,聽取意見的人即使沒有對方所提的缺點錯誤,也值得引以為戒;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鶴鳴》),原意是別的山上的石頭,能夠用來琢磨玉器。這裏用來比喻治國要唯賢是用,也比喻能幫助自己改正缺點的人或意見。
教化功能。《詩經》在當時既承擔著禮儀的功能,如《頌》詩主要用於祭祀禮儀或重大典禮中,也承擔著教化的功能。詩經中有我國最早的歌頌教師的詩歌,「菁菁者莪,樂育人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這裏的「君子」即是指教師。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子常用《詩》來教育自己的學生。
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借助詩書禮樂等形象化的形式,潛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詩經》是儒家教本之一,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規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的道德倫理關係,以達到修身治國平天下。
《詩經》以其豐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我國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我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世文學影響很大。其形成的天地人大一統大和諧的思想文化體系,是華夏審美中的共識,引起人們心靈的共鳴,啟迪人們感悟和追求天人和合的境界。《詩經》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山之高比喻道德之崇高,體現了人們對至上真理的追求,對有高德者的仰慕和對光明德行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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